秦王朝建立之後，将濫觞于春秋，成型于戰國時代的郡縣制推至全國。郡縣制是一種垂直型行政管理體制，與建立在宗法血緣關系基礎上的分封制不同，更能體現出中央集權和君主極權特質。

不過，在秦帝國建立之初，秦廷中樞關于全國二級行政建制的制度設計還有一場争論。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

丞相绾等建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卻不以為然：“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雠，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

這場争論的最終結果是李斯的郡縣制方案成功了，成為秦帝國的選擇。後面曆史上的秦朝二世而亡的事實，是否又說明了李斯方案的失敗呢？其實這個問題并非一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帝國的崩潰原因極為複雜，秦制的本身就埋藏了滅亡的種子。

秦始皇

仔細分析一下李斯與王绾的争論，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當王绾建議分封宗室子弟的時候，朝廷中贊同的人很多，“群臣皆以為便”。為什麼秦廷大臣中，大多數人是贊成分封呢？

我們一般人的曆史常識中，秦國自商鞅變法時代，就開始厲行郡縣制，打破以往商周時代的宗法舊制度。但是，曆史的真實并非如此簡單，分封與郡縣一直複雜糾纏，貫穿于秦國統一的整個過程，而起點恰恰在商鞅變法。

衆所知周，商鞅是衛國國君後裔，稱公孫鞅，或稱衛鞅，輔佐秦孝公變法，後被冊封為商君，故而成為“商鞅”，其名字本身就體現出了分封制。商鞅最初被封為左庶長，到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商鞅的爵位升為大良造，這已經是當時秦國爵位體系中的最高級别。此後，商鞅的功勞不斷累加，秦國舊有爵位已經無法封賞，所以才有了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封鞅為列侯，号商君”的事情。

商鞅

事實上，秦制爵位中也沒有“列侯”之稱，根據《史記·商君列傳》的記載，“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為商君。”秦孝公封給商鞅的爵位是“商君”，不僅僅是名号，是真實有封地的，“於、商十五邑”。根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秦孝公死後，秦惠王收拾商鞅的時候，商鞅還舉兵反抗，“商君既複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于鄭渑池。”既然在封邑能舉兵反抗，足以說明商鞅在封地有相當的自主權。

商鞅被殺之後，其封地自然被秦國收回，但是秦國的分封制并非結束。再舉個例子，秦惠文王時代，縱橫家張儀遊說連韓成功，被封為武信侯，“秦惠王封儀五邑，号曰武信君。”惠文王的弟弟樗裡疾，于秦惠王末年受封“号為嚴君”。惠文王死後，那位力大能扛鼎的秦武王嬴蕩繼續分封君、侯，但所封者局限于宗室。譬如，在秦武王即位之初，“蜀相壯殺蜀侯來降”，但是秦武王卻将蜀相壯殺了，封宗室公子煇為蜀侯。

電視劇裡的張儀

到了那位宣太後（芈月）的兒子秦昭襄王時代，秦國的分封就更多了。譬如說昭襄王的舅舅芈戎被封為華陽君；昭襄王兩個同母弟弟，公子市被封為泾陽君、公子悝被封為高陵君；昭襄王自己的兒子公子柱被封為安國君；戰神白起被封為武安君；謀臣蔡澤被封為綱成君。除了“君”，還有一批“侯”，宣太後異父同母的長弟，秦昭襄王之舅魏冉被封為穰侯；秦相範睢被封為應侯。

秦昭王死，秦孝文王在位僅3天，不會有什麼分封之事。秦莊襄王至秦王政時期，又産生了一批君、侯，比較有名的有長安君、昌平君、昌文君等人。譬如說，長安君成蟜是秦莊襄王之子、秦王政的弟弟。昌平君這個人特别詭異，他是芈姓熊氏的楚國王室，卻當了秦相，還幫着秦王政鎮壓過嫪毐叛亂，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禦玺及太後玺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

電視劇裡的呂不韋

另外一位昌文君也是楚國貴族，這二位極有可能又同時是秦國外戚。秦楚兩國聯姻三百餘年，所以這種交叉是很常見的。說到嫪毐之亂，又要提到另外兩位的爵位了。“奇貨可居”的呂不韋就因風投成功，被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陽十萬戶。另外，那個“大陰人”嫪毐陰太後寵愛，被封為長信侯，“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毐國”。後來，名将王翦又因滅楚有功，被封為武成候，不過自從呂不韋和嫪毐被誅之後，秦國的封侯似乎就不再有封邑了，僅僅是酬謝功臣的一種頭銜。

從上述曆史看，分封制與秦國一統天下的過程是并行不悖的，同樣也是中央集權的一種體現形式。這就需要回到西周分封制的本身，或許我們對于周天子與諸侯之間的權力結構有所誤解，西周的分封制與西歐中世紀的分封可能并不一樣，中國的分封本身就是一種中央集權制，隻是集權的方式及其運作機制不同而已。

李斯

分封制的中央集權通過血緣宗法制來實現，而秦以後的郡縣制和皇帝制度則通過官僚體系來實現中央集權目的，二者的相同點在于背後都有中央暴力作為後盾。

那麼，秦朝一統之後，為什麼要放棄分封呢？原因就在于分封制本身所蘊藏着的危機，當中央王權微弱的時候，原本應當起到拱衛王權的封臣力量反而會成為隐患。所以，秦王政時代，秦國就開始了逐漸淡化封侯的封建色彩，直至變為純粹的榮譽名号。

但是，李斯方案的純粹郡縣制問題在于，中央皇權的實現完全依賴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對于王權的忠誠卻更為脆弱，其紐帶隻在于王權給與政治經濟資源和暴力威脅，即韓非子所說的“刑”、“賞”二柄。相較之下，建立在利益共享和血緣宗法之上的分封又顯得更為可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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