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若是我們去細看那段曆史就會發現，從魏晉南北朝開始，雖然國家的統治因紛亂的時局而屢屢變化，但是在其興盛之時，統治者本身的權利邊界卻幾乎與大一統時代無異。

尤其是對于軍權的掌控，更是宋齊梁陳四朝得以興立的重要原因，那麼，我們又應該如何去評論和看待這段曆史呢？南朝時期的皇權，所展現出的真實圖景又究竟為何？

在宋齊梁陳四朝，我們很難看到一個因為軍權被褫奪而衰落的皇室，甚至可以說，軍權與皇權，在南朝四國時期，幾乎是牢牢綁定在一起的。

尤其是幾位立國之君，無不是以軍權控制皇權的典型：劉宋開國皇帝劉裕，出身北府，在曆次戰争中逐漸以軍功立身，随着時間的推移，整個晉朝的軍政大權開始被其獨攬，而在這之後，他以軍功封為尚書、太尉，最終立宋王，廢晉帝自立。

這種軍功上的履曆，幾乎可以與後世的宋太祖趙匡胤相媲美，而在劉宋建國之後，南朝的對外戰争中，也經常出現劉裕勢力根深蒂固的禁衛軍的身影。

彭城、沛、蘭陵、下鄭、淮陽、山陽、廣陵,這些曾經在他被封為宋王時的轄地，也随着劉裕的登基成為其禁軍士兵的重要來源。

而出于對于自身軍權的重視，他還在建國之後，繼續擴大禁衛軍人數，并主動建立與之相制衡的東宮衛隊。

在實際的戰争中，禁衛軍與東宮衛隊之間雖然曾經多次并肩作戰，但卻始終未曾置于一人麾下，這種制衡之術，其實也是劉宋皇室對于軍權的一種把控方式。

而代劉自立的梁朝，則繼續因循前朝故知，繼續以親信子弟管控建康城中禁軍，這隻禁軍之強，甚至令速來以勇武自居的北朝感到膽寒，甚至有“軍容甚盛......百數十年之所未有”之說。

這樣一支勁旅，雖然為梁朝的穩定提供了定海神針的效果，但因此而引發的猜忌和恐懼同樣萦繞于梁朝皇帝心中，為了防止重蹈前朝覆滅之悲劇，自梁武帝起，梁朝禁軍從未交付于外朝将領掌控，相反，往往是以親信皇族子弟為将

然而即使是這樣，皇帝也并未放松對于自己手足至親的猜忌，為了防止内外勾結的發生，這些皇室身份的将領大多選取庸碌之輩。其實最為典型的，當屬梁武帝與其暴虐無比六弟肖宏。

史書記載，肖宏“态意聚斂,府庫重有四間”，如此規模龐大的府庫讓梁武帝猜忌不已，而當他探查得知府庫中皆是金銀器皿，而無兵戈铠甲後，卻轉怒為喜，梁朝對禁軍之猜忌恐懼可見一斑。

客觀來講，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政局最為混亂、變動最為頻繁的時期，身為一國之主，南朝君主們以軍權為基，總控全國的策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強化和鞏固了皇權，但這種鞏固，卻并未因為軍權的掌握而得以延續。這則與南朝時期中樞權利的旁落有關。

門閥大族的興起源于三國時期，并于魏晉兩代達到高峰，而随着永嘉之亂的爆發，曾經根深蒂固的門閥勢力，開始随經濟體制、政權模型的變化而日漸衰微，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所謂的庶族開始登上曆史舞台。

從劉宋時期開始，南朝的君王們就開始有意識地扶持庶族階級作為皇權的助力，對于他們而言，起于微末的庶族，并無家族的桎梏和牽絆，因此更加容易掌控和驅策。

對此，清人趙翼曾經有着極為貼切的解釋：“人寒則希榮切,而宣力勤,便于驅策,不覺倚為心臂”。可以說，在一開始，南朝的君主其實是以培植心腹勢力為目的扶持庶族人士的。

這種初心的存在，并非毫無緣由，事實上，對于曆代王朝而言，權力的掌控并非一紙政令或者依靠武力的震懾就可以簡單完成。即使真有天縱奇才能夠以超出常理的政治手段平抑和壓服衆人，但是在這之後，亦會因繁雜的政務陷入瑣碎和繁複中分身乏術。

在曆史上，看成君王勤政開模的朱元璋，據說一日之内可以批閱數十公斤的奏折，但是一旦其去世，後世君王也不免再次拾起其以祖訓之名明令廢止的宰相制度，隻不過代之以“内閣”、“輔臣”之名而已。

南朝也是如此，宋齊梁陳的開國者們，并非沒有勤政之君，然而想要處置和管理日漸繁複的行政工作，他們也不得不在事實上分潤自己的權利。這便是中書通事舍人之職的由來。

《南齊書》有載，中書通事舍人之職責之重，範圍之廣，曆代罕見，“關漱表啟,發署诏救,頗涉辭翰者,亦為诏文,侍郎之局”複見侵矣。”

而由于南朝曆朝皇帝對世家豪族死而不僵的勢力一直深感擔憂，因此，這一事關機要的重要職務，一直由庶族出身的所謂“小人”擔任。（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南齊書》）

而這種對于世家大族的防範，最終演變為庶族子弟的大規模崛起，如果我們細數南北朝時期南朝的知名将領和大臣，就會發現，真正出身王謝之家的清貴之士已成鳳毛麟角，相比之下，出身寒門的文臣武将卻充塞朝堂：“檀道濟、朱齡石、王敬之、張敬兒、陳慶之、曹景宋等等等等。

這些庶族子弟的崛起，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兩晉時期門閥士族勢力的擴張，但是這種遏制卻并不徹底。

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代真正從根本上消滅門閥士族政治，是遠在唐朝中後期的事情，在這之前，門閥士族勢力的存在是一種幾乎無從改變的試試，适當的打壓可以均衡朝堂勢力，但若是這種均衡局面發生嚴重的偏移，則絕非政權之福。

前文提到，庶族子弟的出現，一方面制衡了曾經在東西晉時期權傾朝野的士族集團，而另一方面，其本身也再次構成了對皇帝權力邊界的侵奪：與傳統的世家大族相比，庶族子弟所形成的勢力，并無可供依靠的經濟體作為支撐。

在南北朝時期，大土地私有制随着生産力的發展被進一步增強，繼續蠶食和侵奪着小農經濟體的成長，土地兼并的事态同樣未因為世家大族的逐漸衰落而遭到遏制，其莊園經濟為主體，以九品中正制為核心建立的利益體，依舊根深蒂固，這也導緻，在這一階段，皇權不得不進一步讓渡權力于庶族，以期其對門閥政治的壓制。

在這種局面下，原本可以拱衛皇權的庶族，卻在南朝曆次改朝換代的事件中無所作為，甚至可以說，因為南北朝時期積累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皇權的強化其實無從談起。

在大多數沖突中，原本應當充當皇權和門閥大族間調和劑的庶族大臣，并未起到和光同塵的作用，相反，由于其權利和地位的來源，大部分依靠皇權的賜予和支持，因此在這些流血的沖突中，庶族成為了皇權的天然盟友，進一步遏制和消耗士族門閥的力量。

這種鎮壓的力度曾經在劉宋朝達到高峰，劉宋開國皇帝劉裕，在登基稱帝後，曾經大肆壓制門閥勢力，比如曾經協助其建立劉宋的司馬體之，因猜忌而被害，其子劉義隆即位後，更是大肆殘害士族大臣，如謝氏嫡子謝晦更是首當其沖。

由于軍權與皇權在南北朝時期的綁定，身為朝臣的門閥子弟，大多數隻能引頸受戮，這種近乎于肆意的殺戮充斥于劉宋乃至之後的數個朝代。

雖然在這些内部的傾軋中，門閥因受到皇權和庶族的雙重壓制，難以抵抗，但從另一個層面上來講，同樣是因為這種殺戮和掠奪太多輕易，南朝皇帝的恣肆和妄為之舉才會表現得如此淋漓盡緻。

若是從宏觀上去觀察，南朝時期，皇權的脆弱和衰落幾乎是一種呼之欲出的事實，然而若是仔細剖析這些朝代，我們往往會得出相反的結論，南朝時期皇權的恣肆和張揚，在初代帝王的身上往往表現得淋漓盡緻，然而這種張揚和恣意，卻并未能真正持久和鞏固，相反，在初代皇帝死後，南朝後繼之君的手腕多不肖乃父，卻依舊保持着對門閥士族的壓制态勢，這種壓制必然會激起後者的反抗，而與之相對應的，曾經輔佐前代帝王整饬朝堂的庶族勢力，卻并無根深蒂固的基礎足以回護和維持統治。

剛則易折，強極則辱，這種以壓制為主的統治模式，在南北朝這一特殊時期最終成為南朝屢遭覆滅的關鍵肇因。

參考文獻：

1、《南齊書》

2、《南史》

3、《宋書》

4、《廿二史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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