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紮克出生于一個法國大革命後緻富的資産階級家庭，由于他的父母婚後的生活并不美滿，所以在巴爾紮克還沒有滿月時便送給了乳母寄養，隻有在禮拜天才能與家人團聚。巴爾紮克排行老大，其後還有弟妹三人。但因為長期在乳母家寄養，所以他的童年既沒有得到父母的愛撫，也沒有得到多少歡樂。

他曾在後來的回憶中說到：“這是任何人命運中所不曾遭受到的最可怕的童年。”

1816年11月，巴爾紮克考入大學法律系。法科學校畢業後，他拒絕了家庭為他選擇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職業，而立志當文學家。為了獲得獨立生活和從事創作的物質保障，他曾試筆并插足商業，從事出版印刷業，但都以破産告終。這一切都為他認識社會、描寫社會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斷追求和探索，對哲學、經濟學、曆史、自然科學、神學等領域進行了深入研究，積累了極為廣博的知識。

巴爾紮克讀大學期間，父母為了讓他盡早熟悉未來職業，曾先後安排他在一位訴訟代理人和一位公證人的事務所見習。幾年的見習生活讓他受益匪淺，非但熟悉了民事訴訟程序，還從這個法律窗口窺見了巴黎社會的種種奧秘，看到了繁榮景象下的罪惡，為未來的創作積累大量素材。

1819年1月，巴爾紮克從法學院畢業，但也是同年，他拒絕了家人為他安排的公證人事務所的職位，而堅持要走毫無生活保障的文學道路。為了向父母證明自己的文學天賦，他幾乎足不出戶的奮戰一年，完成了處女作詩劇《克倫威爾》。然而結果卻令自己大失所望。劍橋大學的一位院士看過劇後表示：“這位作者随便幹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要搞文學。”

為了擺脫經濟上對父母的依賴，巴爾紮克曾以各種筆名為書商炮制和撰寫流行小說，以維持生計。當然，這些純粹以賺錢為目的的商業性作品不會給他帶來所期待的榮譽，後來他甚至否認這些作品出自他的手筆。随後，為了給自己的嚴肅創作尋求穩定的經濟來源，他決定暫時棄文從商。

1822年正當巴爾紮克倍受冷遇，痛苦絕望的時刻，結識了貝爾尼夫人。貝爾尼夫人的母親曾是王後的侍女，對宮廷的生活，交際的秘密和婦女的命運十分熟悉。貝爾尼夫人比巴爾紮克大22歲，具有完美的嬌柔感，高雅的談吐，沁人肺腑的同情心，以及慈祥的母愛。這一切深深吸引着巴爾紮克，使巴爾紮克感受到從小沒有領略過的母愛般的溫情。她對他的一生産生了重大的影響。巴爾紮克把她稱為他的母親、朋友、家屬、伴侶和顧問。

從1825年開始，他先後嘗試過出版業，開辦過印刷廠、鑄字廠，每次都以失敗告終。四年的商海沉浮，讓他嘗夠了破産、倒閉、清理、負債的苦楚。最後，母親出面替他還債。走投無路的巴爾紮克隻好放棄，重新進入文學創作。生活中的一切挫折都在他的筆下轉化為成功的創作素材。這時巴爾紮克決定要在文學上取得轟轟烈烈的成就。他在書房裡放置了一座拿破侖塑像，在塑像的劍鞘上刻下字句：“他用劍未完成的事業，我要用筆完成！”

1829年，巴爾紮克完成長篇小說《朱安黨人》。曆史小說《朱安黨人》（1829）是巴爾紮克用真名發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國布列塔尼在保皇黨煽動下發生的反對共和國政府的暴動。作者賦予英勇的共和國軍人以應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黨首領孟多蘭侯爵，表現出他當時對貴族的同情。為了寫這部小說，他曾細心研究有關暴動的曆史文獻，親自去布列塔尼調查山川形勢和農民生活，訪問暴動的目擊者和參加者。

還從友人柏爾裡公爵夫人那裡收集許多關于朱安黨人的掌故。從寫神怪小說過渡到寫曆史小說，是巴爾紮克走向批判現實主義的第一個重要步驟。他在《朱安黨人》中描寫的不是古代曆史，而是屬于當代社會生活範疇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當代社會生活，正是巴爾紮克日後所寫的《人間喜劇》的一個特點。

從1829年寫《朱安黨人》起，巴爾紮克的創作開始進入成熟時期，即《人間喜劇》時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緻力于文藝創作以外，還出入巴黎上流社會的沙龍，為幾種報刊撰稿，他接觸的生活面非常廣泛。

巴爾紮克從這時期起，就在現實主義理論方面進行深入探索。他認為小說家必須面向現實生活，使自己成為當代社會的風俗史家；又認為小說家的任務不僅在于摹寫社會現象，還須闡明産生這些現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後的意義。在塑造人物的問題上，他強調特性，也強調共性；他說詩人的使命在創造典型，使典型個性化，個性典型化；又說典型人物應該把那些多少和他類似的人的性格特點集于一身。他還強調藝術必須為社會服務；認為藝術家不僅描寫罪惡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義；藝術家必須同時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1830年4月，巴爾紮克《人間喜劇》中《私人生活場景》兩卷出版了。然而，他深深地為法國文學創作者的處境擔憂。雖然法國于1791年頒布的《表演法令》和1793年頒布的《複制法令》确定了著作權的原則，但剽竊、抄襲、模仿他人作品的行為仍比比皆是，甚至他的作品也被他人抄襲。

1831年，巴爾紮克加入保皇黨。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極端保皇黨人也不完全一緻。他是黨内的自由派，在黨員中間不大受歡迎，他甚至公開批評保皇黨，說“這個政黨令人厭惡”，“這是一個失敗的政黨。”

1833年8月1日，巴爾紮克在緻韓斯卡夫人的信中寫道，《歐洲文學》在描寫一位皇家衛隊的士兵在農家谷倉裡講述拿破侖生活的片斷，是抄襲他在《鄉村醫生》中的一段重要章節。

于是，幾個月之後，巴爾紮克在《巴黎雜志》上發表了一封緻19世紀法國作家的公開信，再次談到上面的問題。他不僅描述了作家是怎樣成為受害者的過程，同時也呼籲他們團結起來進行鬥争。他寫道，出路在于他們自身。在于承認他們的權利，在于對他們力量相互之間的認可。為了崇高的利益，他們要組織起來，像劇作家那樣成立一個協會（1777年，由法國最重要的戲劇家博馬舍倡議建立了保護戲劇作者權利協會）。

1848年1月，巴爾紮克啟程回巴黎去準備他們的新家。9月底，他前往烏克蘭，隻是他對維埃曹尼亞已不再激動，事實上德·韓斯迦夫人和女兒對他也漠不關心，而且更糟的是他這麼多年高強度工作所損害的身體健康也來讨債了。在這個漫長的冬季，他患了腦炎、慢性心髒病和支氣管炎，他的生命已經步入最後的衰竭期。

經過了漫長的追求與等待，德·韓斯迦夫人終于同意結婚了。1850年3月14日，德·韓斯迦夫人以憐憫之心願意滿足巴爾紮克長達十幾年的願望。在烏克蘭的别爾基切夫市的聖·巴巴拉天主教堂，他們舉行了婚禮。除了新婚夫婦，隻有兩位證婚人和一位神甫出席。

一個多月後，他們啟程回法國。這次旅程對病入膏肓的巴爾紮克是災難性的。當他們終于回到巴爾紮克精心布置的愛巢時，他已經無法再踏上台階，死神的腳步已經越來越逼近了。在他最後的日子裡，維克多·雨果時常來看望他，巴爾紮克對老朋友抱怨說他無法完成《人間喜劇》了。

巴爾紮克在法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他之前，法國小說一直未能完全擺脫故事的格局，題材内容和藝術表現力都有一定局限。巴爾紮克拓展了小說的藝術空間，幾乎無限度擴大了文學的題材，讓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仿佛與文學的詩情畫意格格不入的東西都能得以描繪。

他借鑒了其他文學題材的特點，把戲劇、史詩、繪畫、造型等多種藝術形式融入小說創作中，在西方文學史上第一次如此巨大的豐富了小說的藝術技巧。批評家泰納稱贊他道：“真正使他成為哲學家，而且超乎一切偉大藝術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連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連接，同一個人物重複出現，而彼此關聯……從來沒有藝術家聚積了這麼多的光輝于其所要描寫的人物，而且從來也沒有這樣的完美……巴爾劄克之所以真正偉大，就在他握住了現實，而且握住了全體，他的偉大的系統，又把他的繪畫有力地統一起來，忠實而且有趣。”

巴爾紮克對現實主義文學最大的貢獻在于他對典型人物形象和社會風俗的細緻刻畫，并表達人物性格在社會環境中的變化和發展。他以“編年史的方式”描寫逐年描繪上升中的資産階級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沖擊。他所創造的人物高老頭、葛朗台、高布賽克、拉斯蒂涅、呂西安、貝姨、伏托冷等等幾乎已經成為文學史不同類型資産階級代表人物的樣闆形象，對以後的現實主義文學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人物雖然都很典型，卻并不如狄更斯所塑造的人物一樣僵化，而是具有鮮明的個性色彩。

文化領域創作者雲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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