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傳》在描述方臘行刑後有詩為證：“善惡到頭終有報，隻争來早與來遲”。果報觀念，可以說是前近代中國民衆的普遍認識。而一部小說，在決定人物命運上，往往體現着創作意圖。讀罷《水浒傳》，掩卷深思，發現衆多角色不得善終，但若幹好漢卻享天年。死生事大，其中的擇别與取舍也許隐含着作者的理想寄寓與價值判斷。

《水浒傳》雖由施耐庵定稿，卻是宋元之際衆多說話人與書會才人參與的集體創作。他們附麗在善終好漢身上的理想與價值，折射出普通民衆的思想觀念，構成另類思想史的素材與底色（盡管說到底，有的仍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在百回本《水浒傳》裡，直到征方臘前，梁山好漢仍全夥在世，其後與方臘對壘時卻接二連三地損兵折将。及至平了方臘，從杭州準備班師時，除此前回薊州的公孫勝與留用京師的5人，還有36位好漢。在這42名中，宋江喝了禦賜藥酒，自知不久人世，唯恐李逵再反，将其騙來同飲，一起鸩死；吳用、花榮尋夢蓼兒窪，在宋江墓前雙雙自缢；盧俊義飲下欽賜毒酒，水銀墜入腎髒，酒醉站腳不穩，淹死在淮河。這類俱非善終的下場，不僅宣告了“替天行道”梁山夢的幻滅，而且反映了小民百姓對污濁朝政的徹底絕望，同時傳達了統治階級主流思想，即絕不容許造反領袖與骨幹有好下場。

班師前夕，魯智深在六和寺聽到錢塘潮信，應了“聽潮而圓，見信而寂”的偈語，坐化圓寂。武松也随即出家寺中，他在睦州決戰時斷了左臂，盡管已成廢人，小說卻說他“至八十善終”。作為一種善終的類型，小說表彰于武松與魯智深的，無疑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止殺向善觀念。成為對照，剛要起程，楊雄發背瘡，時遷生攪腸痧，相繼而死。林沖也患風病癱，不能痊愈，留寺由武松照看，“半載而亡”，都未能入善終之列。

剛離杭州，燕青就勸舊主盧俊義“納還原受官诰，私去隐迹埋名，尋個僻淨去處，以終天年”，盧俊義自以為沒有半點異心，執迷于衣錦還鄉與封妻蔭子，對昔日小厮“隻恐主人此去無結果”的忠告置諸腦後。燕青不告而别，遺書宋江說：“自思命薄身微，不堪國家任用，情願退居山野，為一閑人”。他未雨綢缪，早有李師師代為讨得的赦書，終于遂其所願，“灑脫風塵過此生”。燕青之得善終，小說稱贊他“可謂知進退存亡之機”，也寄托了普通民衆對洞達知性的向往追求。

到蘇州城外，李俊佯裝中風，請求留下童威、童猛照看，表示一俟痊愈即赴朝觐。獲準以後，他與二童趕往榆柳莊。在征方臘途中，李俊路過此地，與當地費保等四人太湖小結義，燭見到“太平本是将軍定，不許将軍見太平”的前景，約定“趁此氣數未盡之時,尋個了身達命之處”。這次會合，他們不負舊約，造船出海，“自投化外國去了，後來為暹羅國之主”。

這一筆“誰知天海闊，别有一家人”的交代，轉化為明清之際《水浒後傳》的引子，但陳忱的續作把未死的好漢全拉進來，雖别有寄興，卻自作主張。《水浒傳》隻說李俊他們“自取其樂，另霸海濱”，這一善終類型，不僅是普通百姓“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生存智慧的具體表現，而且與《詩經·碩鼠》“逝将去汝，适彼樂土，适彼樂土，爰得我所”，與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理念一脈相承，你也不妨說他們在追求虛無缥缈的理想國或烏托邦。《水浒傳》以詩句點贊他們：“知幾君子事，明哲邁夷倫。重結義中義，更全身外身。”在小說作者看來，李俊與燕青在行事方式上雖有不同，但都屬于“知幾明哲”的典型。

據百回本《水浒傳》，征遼回京後，公孫勝請宋公明兌現前諾，放他歸山，從師學道，侍養老母，宋江隻得讓他回薊州跟羅真人學道去了。小說結末交代，神機軍師朱武與混世魔王樊瑞後來同為全真先生，雲遊江湖，也去投奔公孫勝出家，三人都“以終天年”。這一善終類型旨在弘揚道教，即小說作者借羅真人之口說的“俗緣日短，道行日長”，“遠絕塵俗，正當其理”。

與公孫勝類似的還有戴宗，他夜夢道教神崔府君的勾喚，發了善心，交出官诰，赴泰安州嶽廟，陪堂出家，虔誠禮敬。數月之後，與道伴作别，“大笑而終”。公孫勝、戴宗為代表的以道化人式的善終，與魯智深、武松那樣立地成佛式的善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也可以掂量出佛道兩教在民間的分量。

小說結尾也交代了征方臘前留京五人的結局，神醫安道全在太醫院繼續做他的禦用醫官；紫髯伯皇甫端擅長相馬，做了禦馬監大使；玉臂匠金大堅工于治印，在内府禦寶監任職；聖手書生蕭讓在蔡京府中作門館先生；鐵叫子樂和在驸馬王都尉府中做清客，“盡老清閑，終身快樂”。這五人之俱得善終，都有賴于懷揣一技之長。

與他們相似的還有震天雷淩振，他作為炮手出色非凡，仍受火藥局禦營任用。民諺向來有所謂“積财千萬，不如薄技在身”，“一招鮮，吃遍天”，隻要有獨門技藝，到哪兒都吃香，歸宿也不會差。這一善終類型凸顯的正是一般民衆對專業人才的由衷推重。

《水浒傳》末回說，小遮攔穆春回到揭陽鎮鄉中，“複為良民”。這就構成了善終好漢中的順從良民類型，為數也最多。鐵扇子宋清雖受了官爵,卻隻在鄉中務農,奉祀宗親香火，經營宋家莊院，将多餘錢财，散惠給下民。原來出身貴族的柴進也歸入這種類型。他怕有人糾纏自己做過方臘的驸馬，“自識時務”，納還官诰，求閑為農，回滄州橫海郡為民，自在過話，“無疾而終”。撲天雕李應受他啟悟，也繳了官诰，返回故鄉獨龍岡村過活，與杜興一起成為富豪，“俱得善終”。阮小七穿方臘皇袍事發，褫奪官诰，複為庶民，他卻内心自喜，重返石碣村，依舊打魚為生，奉養老母，“壽至六十而亡”，也算得上善終。一枝花蔡慶仍歸北京大名府，未操押獄的老行當，而是“為民”。神算子蔣敬思念故鄉，回潭州“為民”，卻不知是否靠擺弄算子精于計算糊口謀生。獨角龍鄒潤也不願為官，“回登雲山去了”，也是一般平民。

綜觀這類善終的好漢，實際身份大有差異，宋清、柴進、李應與杜興應屬于富民階層，相比之下，穆春、蔡慶、蔣敬與鄒潤的财力地位似乎略遜，但仍明顯優越于漁民身份的阮小七。小說傳達的主流理念十分明确：不管哪個階層，隻有做朝廷的順民與良民，才有好果子吃。反過來說，朝廷如能給人一個過安生日子的天下，别說鄉紳富民，即便阮小七那樣的貧窮小民，也決不會揭竿而起的。

報效朝廷是梁山好漢善終的另一類型。美髯公朱仝先在保定府管軍，後來大破金軍，做到太平軍節度使。鎮三山黃信仍做他的青州兵馬都監。病尉遲孫立帶着妻小與兄弟孫新、顧大嫂夫婦，也回登州依舊做兵馬提轄。鐵面孔目裴宣與錦豹子楊林“受職求閑”，仍歸飲馬川。

所謂“求閑”，即隻受虛銜，卻不赴任，宋代官制裡确有這樣的特許。如果說這種“受職求閑”還算善終特例，那關勝與呼延灼卻另當别論了。還朝以後，關勝在大名府任兵馬總管，甚得軍心，但小說寫他操練回來，醉酒落馬，得病身亡，仍沒讓他善終。至于呼延灼以禦營指揮使領軍抗金，雖大破金兀術，最後卻陣亡淮西，雖死于抗金大業，也難算善終。

這兩位賺上梁山的朝廷命将，雖受了招安，再歸順朝廷，之所以仍不得善終，書會才人與說書人也許隐然在其中貫徹了忠君報國的價值觀。其原因或是他倆身份遠較前幾位下層武人為高，而覆案朱仝、黃信、孫立與裴宣等上梁山的經曆也多有被逼與裹挾的因素，于是，在君臣綱常層面上，對關勝與呼延灼的道德審判也就來得更嚴峻，更苛刻。這與宋代新儒學砥砺忠義名節之風深入民間，深刻感染到這些俗文化的創作者也許是不無關系的。

總之，《水浒傳》裡得以善終的好漢，大略可分知幾明哲型、佛道化人型、專業人才型、順從良民型與效力朝廷型。前三種類型較多包蘊了下層民衆的思想觀念，後兩種類型則更多摻雜進了統治階級的主導思想。 文章來源：孫子兵法三十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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