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複興以後的兩個世紀中，歐洲除了格魯克為法國歌劇辟出一個途徑以外，隻有意大利歌劇是正宗的歌劇。莫紮特卻作了雙重的貢獻：他既憑着客觀的精神，細膩的寫實手腕，刻畫性格的高度技巧，創造了《費加羅的婚禮》與《唐璜》，使意大利歌劇達到空前絕後的高峰。瓦格納在評價莫紮特時曾說：“意大利歌劇倒是由一個德國人提高到理想的完美之境的。”又以《後宮誘逃》與《魔笛》兩件傑作為德國歌劇奠定了基礎，預告了貝多芬的《費德裡奧》、韋柏的《自由射手》和瓦格納的《紐倫堡的名歌手》。

和意大利人的思想相比，德國人的思想也許沒有那麼多光彩，可是更有深度，還有一些更親切更通俗的意味。在純粹音響的領域内，德國式的旋律不及意大利的流暢，但更複雜更豐富，更需要和聲（以歌唱而言是樂隊）的襯托。以樂思本身而論，德國藝術不求意大利藝術的整齊的美，而是逐漸以思想的自由發展，代替形式的對稱與周期性的重複。這些特征在莫紮特的《魔笛》中都已經有端倪可尋。

交響樂在音樂藝術裡是典型的日耳曼品種。雖然一般人稱海頓為交響樂之父，但海頓晚年的作品深受莫紮特的影響，而莫紮特的降E大調、G小調、C大調（丘比特）交響樂，至今還比海頓的那組《倫敦交響樂》更接近我們。而在交響樂中，莫紮特也同樣完滿地冶拉丁精神（明朗、輕快、典雅）與日耳曼精神（複雜、謹嚴、深思、幻想）于一爐。正因為民族精神的覺醒和對于世界性藝術的領會，在莫紮特心中同時并存，互相攻錯，互相豐富，他才成為音樂史上承前啟後的巨匠。以現代詞藻來說，在音樂領域之内，莫紮特早就結合了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雖是不自覺的結合，但确是最和諧最美妙的結合。當然，在這一點上，尤其在追求清明恬靜的境界上，我們沒有忘記偉大的歌德；但歌德是經過了六十年的苦思冥索（以《浮士德》的著作年代計算），經過了狂飙運動和騷動的青年時期而後獲得的；莫紮特卻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作任何主觀的努力，就達到了拉斐爾的境界，以及古希臘的雕塑家裴狄阿斯的境界。

莫紮特的所以成為獨一無二的人物，還由于這種清明高遠、樂天愉快的心情，是在殘酷的命運不斷摧殘之下保留下來的。

大家都熟知貝多芬的悲劇而寄以極大的同情；關心莫紮特的苦難的，便是音樂界中也為數不多。因為貝多芬的音樂幾乎每頁都是與命運肉搏的曆史，他的英勇與頑強對每個人都是直接的鼓勵；莫紮特卻是不聲不響地忍受鞭撻，隻憑着堅定的信仰，像殉道的使徒一般唱着溫馨甘美的樂句安慰自己，安慰别人。雖然他的書信中常有怨歎，也不比普通人對生活的怨歎有什麼更尖銳更沉痛的口吻。可是他的一生，除了童年時期飽受寵愛，像個美麗的花炮以外，比貝多芬的隻有更艱苦。《費加羅的婚禮》與《唐璜》在布拉格所博得的榮名，并沒給他任何物質的保障。兩次受雇于薩爾斯堡的兩任大主教，結果受了一頓辱罵，被人連推帶踢地逐出宮廷。從25到31歲，6年中間沒有固定的收入。他熱愛維也納，維也納隻報以冷淡、輕視、嫉妒；音樂界還用種種卑鄙的手段打擊他幾出最優秀的歌劇的演出。1787年，奧皇約瑟夫終于任命他為宮廷作曲家，年俸還不夠他付房租和仆役的工資。為了婚姻，他和最敬愛的父親幾乎決裂，至死沒有完全恢複感情。而婚後的生活又是無窮無盡的煩惱……

在這樣悲慘的生活中，莫紮特還是終身不斷地創作。貧窮、疾病、妒忌、傾軋，日常生活中一切瑣瑣碎碎的困擾都不能使他消沉；樂天的心情一絲一毫都沒受到損害。所以他的作品從來不透露他的痛苦的消息，非但沒有憤怒與反抗的呼号，連掙紮的氣息都找不到。後世的人單聽他的音樂，萬萬想象不出他的遭遇而隻能認識他的心靈——多麼明智、多麼高貴、多麼純潔的心靈！音樂史家都說莫紮特的作品所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靈魂。是的，他從來不把藝術作為反抗的工具，作為受難的證人，而隻借來表現他的忍耐與天使般的溫柔。他自己得不到撫慰，卻永遠在撫慰别人。但最可欣幸的是他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創造出來，甚至可以說他先天就獲得了這幸福，所以他反複不已地傳達給我們。精神的健康，理智與感情的平衡，不是幸福的先決條件嗎？不是每個時代的人都渴望的嗎？以不斷的創造征服不斷的苦難，以永遠樂觀的心情應付殘酷的現實，不就是以光明消滅黑暗的具體實踐嗎？有了視患難如無物，超臨于一切考驗之上的積極的人生觀，就有希望把藝術中美好的天地變為美好的現實。假如貝多芬給我們的是戰鬥的勇氣，那麼莫紮特給我們的是無限的信心。把他清明甯靜的藝術和佗傺一世的生涯對比之下，我們更确信隻有熱愛生命才能克服憂患。莫紮特幾次說過：“人生多美啊！”這句話就是了解他藝術的鑰匙，也是他所以成為這樣偉大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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