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本是五經的補充，為何後來地位反而超過五經？

“四書”之名始于宋朝，“五經”之名始于漢代。從春秋戰國至唐代，五經都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但到宋代，四書的影響力漸漸超過五經。

五經本是儒家最基本的經典，主要記載上古三代的禮樂制度。《史記》說“夫儒者以六藝（即六經）為法”，“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可見儒家是通過學習、效法三代的文化傳統而來。清代章學誠也說“六經皆史”。不過，漢武帝以前，儒家隻是諸子百家中的一派，五經并無特殊地位。直到漢武帝“獨尊儒術”，興辦太學，設置“五經博士”，把儒學經典的學習與政治挂鈎，五經才正式成為官學。要注意，漢代五經中的《禮》指《儀禮》，并非《禮記》。

圖片來自網絡

四書實際上是對五經的補充，作者分别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比五經要晚出得多。雖然《論語》和《孟子》在漢文帝時代就被列入官學，但這兩本書還不能稱為經。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将《論語》列入“六藝略”，說明《論語》的地位提高了。《三國志》提到了“七經”，《論語》位列其中。唐文宗大和年間刻“十二經”，其中也有《論語》，但《孟子》的身份還是上不去。

中唐時期，為對抗佛道二教，韓愈擡出《大學》，李翺推崇《中庸》。晚唐皮日休認為《孟子》可與經學并列，應成為科舉必讀之書。五代後蜀孟昶命毋昭裔楷書《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論語》《孟子》十一經刻石，此後宋太宗又翻刻，《孟子》才稱經，并列于九經之中。此後二程表彰“四子書”。其中的兩本，《大學》《中庸》來自于《禮記》，而《禮記》一書早在唐代就立于學官，成為“九經”之一。但是，漢唐時期，《大學》《中庸》作為《禮記》中的兩篇，被視為先王禮樂方面的著作，與宋代以後被視為哲學著作是不同的。

圖片來自網絡

到了南宋，朱熹把《大學》《中庸》從《禮記》中抽出，分别注釋，于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間，與《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編成《四書章句集注》，從此四書的經學地位正式确立。

朱熹死後不久，朝廷便将他注釋的《四書章句集注》審定為官書，從此盛行起來。到元代延佑年間（1314——1320）恢複科舉考試，正式把出題範圍限制在朱子《四書章句集注》之内，明、清沿襲而衍出“八股文”考試制度，題目也多選自該書。明朝科舉考試的主要内容是：“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清朝幾乎完全一樣。表面上是考四書五經，實際上主要考四書。清朝自順治起，由皇帝頒布四書考題，而五經考題由主考官裁定。乾隆九年（1744）上谕：“從來科場取士，首重頭場四書文三篇，士子之通與不通，不出四書文之外。”原本對四書和五經的考核都在第一場考試，等到乾隆年間，五經轉為第二場考試，說明四書地位已完全在五經之上。

圖片來自網絡

為何四書的地位實現反超？究其根源，這與儒家與佛教、道教的競争有關。本來，儒學追求內聖外王之道，漢唐時代的經學側重于儒家的“外王”之道。随着佛教傳入，它的那套修心養性的學說将儒學的“內聖”之道遠遠抛在後面，加上道教（主要表現為玄學）的沖擊，作為官方思想的儒學越來越僵化，不足以同佛道二家抗衡，造成“儒門淡薄”的局面。為了應對佛道二家的挑戰，宋明理學家出入佛老，吸收佛道精緻的心性哲學，重構儒家的内聖體系。在這種情況下，以三代禮樂為基本内容的五經，顯然已經不能适應時代的需要；相比于五經，四書中有關道德修養和精神境界的内容，經過理學家的不斷發揮，成為抗衡佛道思想的有力武器。這也是四書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并最終超越五經的根本原因。從整個中國思想發展的角度看，四書地位的反超，實際是儒佛道三教競争的結果。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