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距今三千年前後詩歌創作的結集。在情思内涵上，它那純真的情思以及折射出來的上古生活狀貌，總能引起後人對誠樸的遐思；在藝術表現上，它那樸實的語言，比較穩定一緻的詩章結構，以及慣用的賦比興的表現手法、自然天成的韻律等，在當時無不具有開拓意義，而在今天看來，就顯得比較者古拙。《詩經》在整體上呈現出來的這種古樸的美，是後世無法重複的，因而彌足珍貴。

一、抒情與寫實的統一

《詩經》的作品基本是抒情詩和叙事詩，而以抒情詩占多數。質實率真的抒情，和情感化的叙事，形成了抒情與寫實的統一。

首先，抒情詩所抒發的情感是真實的。像《魏風》的《伐檀》、《碩鼠》一類對分配不平等、不勞而獲現象表示不滿的詩，《陟岵》、《鸨羽》一類對繁重徭役予以控訴的詩，《新台》、《牆有茨》一類譏諷統治者德行污穢的詩，都是作為下層民衆所能感受的事情，是他們的所見、所聞或親曆，是他們的思想和情感取向。

其次，抒發情感的方式是坦率直白的。表達相思，就直說“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周南·關雎》），“惟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鄭風·狡童》）。

再次，叙事性的詩作中也飽含着作者的真摯感情。如《七月》，按照月令順序，叙述農夫一年四季辛勤繁忙地勞作，但是其中不時穿插如“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這樣的詩句，哀歎農夫窮困微賤的生存狀況；又在衣、食、住方面對比貴族和農夫的懸殊差距。雖是平實的叙事，内裡卻湧動着一股濃郁的不平之氣。

二、賦、比、興的表現手法

賦、比、興與風、雅、頌原本合稱為“六詩”（《周禮·春官·大師》）或“六義”（《毛詩大序》）。唐人孔穎達加以區别，認為“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毛詩正義》卷一），依體用關系，把賦、比、興從“六詩”或“六義”中剝離出來，認定為《詩經》的藝術表現方式。這一認識得到後人的普遍認同。

賦、比、興含義，曆來解釋不一，其中南宋人的兩種說法值得注意。一個是朱熹的解釋：“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詩集傳》卷一）另一個是李仲蒙的解釋：“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者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南宋胡寅《斐然集》卷十八《緻李叔易》引）朱熹的說法比較平實恰切，為後世普遍接受，但它對詩歌傳達情感的特點未予重視。李仲蒙從情、物關系的角度解說，突出了詩歌的情感特征，可以彌補朱說的不足。賦是《詩經》中運用最多的表現手法。它可以是直接叙事，也可以是直接的刻畫描寫，還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直接叙事的詩，如大部分《頌》詩，《大雅》中的史詩，《小雅》中的宴飲詩，以及《國風》中的《七月》、《谷風》、《氓》、《定之方中》等等。這類作品，往往在叙事中熔鑄着濃厚的情感。直接刻畫描寫的詩，如《國風》中的《芣苢》、《羔羊》、《溱洧》、《盧令》、《猗嗟》、《十畝之間》等。這些詩作，沒有刻意修飾，隻是平實客觀地描寫場面或人物，而情感自然見出。直言其志和直抒胸臆的詩就更多，前面所分析的人生感慨詩、政治諷喻詩、婚戀詩中的大多數，都是例證。

比，一般說就是比喻。如《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接連以六個比喻描摹衛莊公夫人莊姜的美麗。這樣的“比”，基本是修辭意義上的手法，是《詩經》用“比”最常見的一種情形。另一種情形是整首詩用“比”，如《魏風·碩鼠》和《豳風·鸱枭》。前者借用大老鼠比喻不勞而獲、腦滿腸肥的貴族；後者是一首禽言詩，描寫遭受劫掠而痛失鳥子的鸱枭。借以比喻曾經痛苦磨難、憂心忡忡的人。它們都是用借喻手法塑造完整藝術形象的例子。同樣是使用借喻，《小雅·鶴鳴》則是用一系列的物象作比，而不是塑造完整的，形象：“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愛有樹檀，其下維萚。它山之石，可以為錯。”鳴于九臯的鶴、深潛在淵的魚、園中高大的檀樹等，都是比喻人才的可貴。

“興”比較複雜，曆來衆說紛纭。大體說來，興就是起興或發端，一般處在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位置。就其與詩歌情思的關系來看，基本有相關和不相關兩種情形。它與詩歌情思相關時，一般會起到烘托氛圍或與詩歌意義發生某種聯系的作用；與詩歌情思沒有意義相關時，其作用則往往是起韻。意義相關的例子，如《溱洧》，全詩兩章，分别以“溱與洧，方渙渙兮”、“溱與洧，浏其清兮”起興，描繪青年戀人群遊嬉戲的背景，烘托美好溫馨的氣氛。而當“興”與詩歌情思發生某種意義聯系時，它的作用就和“比”相近了。《關雎》的起興句“關關雎鸠，在河之洲”，以此伏彼起的水鳥的和鳴，比喻青年男女的求偶。《周南·桃夭》首章的起興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以盛開的鮮豔桃花象征美麗的新娘，同時也渲染了出嫁的熱烈氣氛。這一類“興”，都和“比”難以截然區分。

三、四言詩的典範

四言詩在詩歌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根據現存史料，比《詩經》更為古老的遠古歌謠，往往采用二言的句式。例如相傳黃帝時期的歌謠《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周易·贲·六四》：“贲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二言歌謠節奏感很強但是單一，也不利于思想情感的充分表達。随着初民思想能力、語言能力的豐富和發展，歌謠的句式趨向複雜，就勢所必然。把二言詩的兩句疊加起來成為一句，是最自然的發展趨向，四言詩由此誕生。與二言相比，四言詩表達功能極大地增強了，節奏也有了變化，更具音樂性，于是，成為了春秋至漢代大約八九個世紀的主要詩歌樣式。《詩經》就是其典範。據統計，《詩經》中純是四言的詩章有140篇，四言間雜二、三、五、六、七、八言的詩章有159篇，通篇不用四言的隻有6篇（參見許德政《（詩經）三題》，《文學評論叢刊》第七輯）。這說明：《詩經》是以四言為基本句式，同時又參差變化，比較靈活，間雜二言句到八言句。這種以四言為主又不拘四言、長短參差韻句法，帶有明顯的民歌風味。

《詩經》的四言詩節奏鮮明，音韻諧洽，有天然的音樂美感。《詩經》時代的作者，并不知曉音韻的規律，其歌唱的聲韻諧調，乃是出于天籁自然。但是，其中似也有規律可尋，後人多有總結。以清人顧炎武的說法最受推重。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自首至束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

四、章法結構和語言的特點

重章複沓，是《詩經》的基本章法結構。據統計，《詩經》中不分章的作品隻有34篇，其餘271篇都分章。分為三章的最多，有110篇以上，其中重章者有近70%；分為兩章的約40篇，絕大多數重章，不重章者僅有兩三篇；其餘分為多章的也不時出現重章。

所謂重章，并不是把完全相同的字句再羅列一遍，而是改變或替換一些字詞後的複唱。這就産生了兩種情況，一是字詞雖變而意義相同。《詩經》中這類同義複沓的重章之歌較多，其回環往複的詠唱，加強了抒情效果。第二種情況是改變字詞後使詩章間形成意義上的層遞關系。

《詩經》的語言表現很有特色。一是質樸暢達。《風》、《雅》、《頌》各部分的語言風格雖然不同，也有少數篇章比較古奧（一般在《大雅》、《頌》之中），但整體看來大都明白曉暢，與之前的遠古歌謠和之後的楚辭都不同。二是詞彙豐富。據清人陳奂《詩毛氏傳疏》統計，有關建築的名稱82種，草名104種，蟲名23種，鳥名35種，馬名28種。而據今人吳厚炎《<詩經>草木彙考》統計，僅草木即有近140種。三是雙聲疊韻的聯綿詞和疊字的大量運用。如“窈窕”、“參差”、“輾轉”、“崔嵬”等等，不但增加了詩歌的韻律美，更細膩地傳達出詩人曲折細微的情感和物象的活潑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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