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剔犀三層盒

福犀是福州特色漆器髹飾工藝之一，指的是福州剔犀工藝以及使用剔犀制作而成的漆器。剔犀是大漆中的一種裝飾工藝，隸屬于雕漆。

《髹飾錄》中有關于剔犀的詳盡記錄：“剔犀，有朱面，有黑面，有透明紫面。或烏間朱線，或紅間黑帶，或雕黸等複，或三色更疊。其文皆疏刻劍環、縧環、重圈、回文、雲鈎之類。”福州剔犀使用木胎、金銀胎或脫胎為胎體，之後選用兩三種色漆，在漆胎上反複髹塗幾十上百遍，直至積累一定的厚度。待漆半幹後，使用V型刻刀雕刻上回紋、卷草、雲鈎等圖案，之後進行打磨、抛光等操作。由于每層髹塗的漆顔色不同，刻刀雕刻出的橫截面也間雜不同的色彩，層層疊疊。

所謂“仿自犀牛肚臍之紋”，意思是剔犀花紋繁複，如同犀牛角橫截面的肌理效果，這也是剔犀名字的來源。除字面含義外，福犀也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福”即是福州，同時也代表了幸福、福運。“犀”取自犀牛，犀牛自古以來便是祥瑞的化身，被人們賦予了聰慧、力量的寓意。因此，福犀是美好寓意的積累，與福州的福文化不謀而合。

相比于平面漆繪，福犀并沒有雕刻山水、花鳥、人物等繁複華麗的花紋，更多是強調立體的視覺感受，漆器表面凹凸有緻，刀口斷面清晰，刀鋒平滑有力，通體呈古樸、典雅之态勢。福犀是對工匠刀工的考驗，雕刻講究一個“快”字，下刀前需要提前想好雕刻的内容，下刀時手要穩，雕刻的紋路需平滑。《髹飾錄》專門将雕刻的過失總結為“骨瘦、玷缺、鋒痕”等。骨瘦是指刻雕的漆過多，導緻表面漆層過“瘦”；玷缺則是因刀法不夠鋒利，導緻刻出的花紋不夠利落；鋒痕是因用刀沒有留意，在不該有刻痕的地方出現了刀痕。一旦手法不夠娴熟，雕刻出現了纰漏，整件漆器可能都需要推倒重做，很難進行補救。因此，制作剔犀的工匠往往需要大量制作經驗的積累，唯有手熟，才能“下刀如有神”。

福犀是伴随着福州的地域文化不斷發展的。“福犀”一詞最早出現在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論》，其中記載：“福州舊作色黃滑地圓花兒者，多謂之福犀，堅且薄，亦難得。”指的是宋代至明清時福州本地制作的剔犀漆器。1986年在福州市北郊茶園村墓出土的剔犀三層漆盒，是國内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雕漆器，因此宋代是福犀漆器萌芽的開端。随着宋代皇室的遷都，中原地區的手工藝等産業也遷移到南方地區，得益于福州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和宋代優厚的手工藝發展政策，為漆産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福犀也在這種環境下生根發芽，工藝得到迅速提升。宋熙甯年間，官府在福州設立專門的漆器作坊，制作以福犀為主的漆器。

明清時期是福州漆藝又一個發展高峰，福犀在工藝品中頗具盛名。李漁在《閑情偶寄》中寫道：“遊八閩之為雕漆，數百年于茲矣。四方之購此者，亦百千萬億其人矣……工師為誰？魏姓，字蘭如；王姓，字孟明。閩省雕漆之佳，當推二人第一。”說明明清福州雕漆工藝已爐火純青，并誕生了一批漆器制作名匠。這一時期受皇室貴族審美的影響，福犀漆器器型較大，胎體由木胎轉為使用瓷胎，紋飾也更加華麗複雜。

清末時期，出現了“漆凍脫模”工藝，急劇下降了漆器的制作成本，傳統的剔犀漆器的市場被搶占，加之福州脫胎漆器崛起，逐漸成為福州的新興漆器代表，自此福州的漆器産品以福州脫胎漆器為主，福犀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複興福犀工藝，不僅是對一項傳統工藝的保護，同時對留存福州地域文化、喚起福州人的鄉土情結也有着重要作用。從古至今，福州與“漆”便有着不解之緣。在福州民間，不論生老病死，抑或婚喪嫁娶，各類儀式都流行着使用漆器的習俗。

嬰兒出生時，會使用朱漆髹塗的高腳盆作為接生盆，并在其表面繪制牡丹、蓮花等紋樣。朱漆有避邪之意，朱漆盆是對産婦和新生兒平安、健康的祝福。

結婚時，福州人會選用表面描繪鴛鴦戲水、麒麟送子等圖案的漆制器具作為嫁妝或聘禮，如漆櫃、漆桌、漆奁等，這些漆器具有舉案齊眉、百年好合的寓意。

老人百年之後，家人會在棺木表面髹塗七道漆，因為“漆”通“七”，而“做七”是喪葬風俗，七日為一個輪回。使用漆制棺木，寄托了生者對逝者的哀思。

漆器是福州人表達美好願景的媒介，是福州人熱愛生活、追求理想的形象縮影。福犀作為福州漆器重要的一環，也是福州工藝文化發展的曆史見證。（張小燕楊惠茗 文/圖）

來源： 福建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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