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交彙點新聞客戶端
日前,作為“江蘇文脈整理與研究工程”中“江蘇地方文化史”首批出版成果之一,《江蘇地方文化史·蘇州卷》在蘇州首發,“蘇州最江南”學術論壇也同步舉辦。來自南京大學、複旦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的文史領域學術名家,圍繞論壇主題進行深入研讨,梳理蘇州悠久文脈,闡釋他們心目中的厚重江南。
“人人都說江南好”,江南是詩人筆下最美的意象,是中國文化重要的符号。錦繡江南,蘇州尤最。蘇州地處江南核心區域,從一萬多年前三山文化起源,蘇州文化綿延不絕、博大精深,創造出江南風光、園林盛景,孕育出以昆曲、蘇繡、蘇作為代表的蘇式生活方式,滋養出曆代賢人和名城風骨。論壇上,從經濟、文學、藝術、建築、城市規劃等方面,學者們分享他們關于蘇州文化的研究成果。他們一緻認為,蘇州承載着人們對江南的最美好記憶與想象,蘇州是“最江南”的文化名城。
運用大量史料,南京大學特聘教授、曆史學院博導範金民論述了明清兩代的經濟中心就在蘇州。明嘉靖年間,禮部尚書顧鼎臣(昆山人)曾說:“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錢糧淵薮,供需甲于天下”。有明一代,江南的蘇州、應天、松江、常州、鎮江、嘉興、湖州和杭州八府,是全國稅糧最重之地,曾高達685萬餘石,占全國總額的23.28%。而在江南八府中,蘇州交納稅糧最多。洪武年間,全國納稅土地8.5億畝,稅糧2944萬餘石。蘇州一府田地有985萬畝,實征稅糧為281萬餘石,可見,蘇州以占全國1%稍多一點的土地,提供了将近10%的稅糧。全國每畝納稅0.035石,蘇州則高達0.285石,“蘇州是全國平均水平的8倍以上,說蘇州賦稅甲天下,毫不為過”。
範金民認為,在上海興起為全國最大都會之前,蘇州是整個江南乃至全國最繁華的經濟中心。“雖然人們經常将‘蘇杭’并列,但在我看來,蘇州作為江南經濟都市的地位要超過杭州。”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清嘉慶二年,朝鮮使者李德懋與蘇州秀才筆談,詢問蘇杭優劣,對方答曰:“江山勝概,杭勝于蘇,闾閻繁華,蘇勝于杭。”範金民分析道,蘇州極其重要的賦稅财政地位,奠立在舉世聞名的商品生産加工中心之上,有賴于源源不斷的大規模商品流通輸送,以及高度發達的銀錢金融體系。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王日根教授則聚焦了清代遍布蘇州大街小巷的會館,“蘇州地處江南腹心,有運河貫穿其間的地理優勢,吸引着南來北往的商人、官紳和文人,成為跨地域人群聚集的重點地區。”這些異鄉來客紛紛在蘇州建立會館,作為同鄉聯誼、互幫互助的場所,既凝聚鄉情,實現自我管理,分享商機,甚至還參與蘇州地方公益事業。史料記載,蘇州的會館最早出現于明萬曆年間。清代時,蘇州城區連同所屬縣市鎮的各地會館竟多達64所,不僅在江南城市中最多,在全國同類地方城市中也首屈一指。
清乾隆年間的名臣納蘭常安就曾說:蘇州阊門外,“凡南北舟車,外洋商販,莫不畢集于此。居民稠密,街弄逼隘,客貨一到,行人幾不能掉臂,其各省大賈,自為居停,亦曰會館,極壯麗之觀。”僅廣東商人在蘇州就建有七所會館,東莞商人将莞香販運到蘇州銷售,莞香又叫女兒香,是女孩子們争購的化妝品;潮州商人則以潮州糖作為進軍蘇州的資本;新會商人以販運葵扇而聞名,以緻于他們的岡州會館(新會的古名)被蘇州人俗稱為“扇子會館”。著名的晉商所建立的“全晉會館”是蘇州所有會館中最為氣派精美和富麗堂皇的一座會館,如今保存完好,已“變身”為中國昆曲博物館。
在王日根看來,密布的會館集中展示了各地文化和風土人情,使蘇州成為多元文化融合的中心。蘇州的繁盛也通過這些寓居者傳播到全國各地,蘇式社會風尚和江南風情成為各地效仿對象。比如,清代著名學者屈大均遊曆了陝西泾陽、三原,曾感慨地說:“陝地繁華,以三原、泾陽為第一,其人多服賈吳中,故奢麗相慕效”,“婦女結束若三吳”。 複旦大學曆史學系教授馮賢亮以蘇州地區為中心,深入分析了明清江南的社會風貌及其核心意義。他認為,明清時期,江南形成了一個以藝文、圖書、興學、隐讀為地域特色的文化型社會,這是江南自然地理、曆史發展和人文化成的必然,也顯示出明清江南士人的價值取向、生活内容和生存方式。
馮賢亮認為,毫無疑問,江南社會風尚正是以蘇州為代表,在全國具有引領意義,廣為時人所仿效。 明代學者王士性就說,蘇州人“善操海内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則随而俗之。”從這個角度看,明清時期江南的文化中心也是在蘇州。蘇式生活有着很強的包容性、創新性、引領性與時代性,對江南文化的構建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交彙點記者 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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