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就曾經說過“不學詩，無以言”，對中華民族而言，詩歌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詩歌不僅是詩人文才的表現，更是一個時代的忠實紀錄。說到寫詩，有唐一代可謂是詩歌的時代，隻要是中國人，就不會不懷念長安城中的紙飛墨香、不會不驚異北地邊塞的風沙苦寒、不會不留戀那蜀地劍閣的重岩疊嶂，唐詩中有着我們中華民族的精氣神。

杜甫詩全集校注。 楊道 攝

河南開封古吹台，李白與杜甫、高适曾在此攜手同遊。

孟啟《本事詩》。

唐人寫詩浩如煙海，即使是千年過去後，仍然時時被人們挂在嘴邊的就數不勝數。但是，正所謂“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一提起唐詩，每個人腦海裡最先出現的卻總是“李白”和“杜甫”這兩個名字，李杜二人，一謂“詩仙”、一謂“詩聖”，其二人所代表的是唐詩的最高境界。

号為“詩史”

與“詩仙”李白相比，杜甫這位“詩聖”似乎顯得有些暗淡，“仙”總是飄逸的，詩仙李白可以以風為馬，千裡江陵一日還；但是杜甫不同，這位詩聖隻是默默地行走于人間，用一支筆書寫着人間的百态。但這也正是杜甫能夠“封聖”的原因：天上的神仙畢竟虛無缥缈，隻有閱盡人間百态才稱得上是真正的聖賢。

杜甫在活着的時候并不是那種名滿天下的詩人。有唐一代，詩人們大多灑脫，詩仙太白更是有天子“呼來不上船”的風流轶事，相比之下，杜甫的生活顯然太“正常”了，正常到在許多有關當時詩人活動的記載中，他的名字也僅僅會出現在不太為人所重視的角落裡。甚至，就連李白也曾經寫詩戲弄杜甫，稱：“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形容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世人皆喜歡天才，像杜甫這樣憑着吃苦而造就的詩人，是很難成為大衆偶像的。

但是，沉默的杜甫卻忠實地記錄着時代裡的一切。杜甫生逢安史之亂，大唐正由盛轉衰，前半世的豪華和後半世的寥落，杜甫曆曆在目，從“憶昔開元全盛日”到“洛陽宮殿燒焚盡”，連年的兵隳将一個強盛的王朝折騰得百孔千瘡，而詩壇也随着國勢的衰微而漸漸失去了它的輕盈。在杜甫去世百餘年之後，詩人孟啟在一片風雨飄搖中重新發現了杜甫的意義，在孟啟所著的《本事詩》中，對杜甫有這樣的評價：“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隐，殆無遺事，故當時号為‘詩史’。”這是有關杜甫“詩史”最早的記載。

不朽的“三吏”“三别”

杜甫出身門戶不低，其先祖是晉代名将杜預，祖父是初唐著名詩人杜審言，作為京兆杜氏家族成員，杜甫雖沒有趕上家族鼎盛之時，在生活上卻也要比一般文士要好上不少。雖然出身名門，杜甫的目光卻始終是向下的，他執意在塵世間打撈着詩意，将自己一生的經曆寫進詩裡。

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也随之流落四方，颠沛流離，在這一過程中，杜甫寫下了《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别》《垂老别》《無家别》等六篇歌行體詩作，後世稱之為“三吏”“三别”。這六首詩可以說是杜甫不朽的名作，假如杜甫的其他作品全部轶失，僅憑着這六首詩，就足以成就“詩史”的美名。“三吏”“三别”勾勒出了亂世景象，以小人物的活動和心理來呈現出戰争對人的傷害，不僅如此，在詩句中，杜甫還毫不回避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複雜，戰争雖然殘酷，但是想要終止戰争，恐怕還需要借助于戰争的手段才行。這種個人、民衆、時代的情緒在杜甫的詩中常常呈現出一種糾纏的狀态，這也正是“詩史”的精神，曆史是客觀的，杜甫并不想給時代下一個确定的結論，而是真實地呈現出時代的每一個側面，将是非功過留給後世評說。

恐怕不會再有哪部史著能夠将安史之亂的情景描寫得比“三吏”“三别”更觸目驚心了，僅僅兩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杜甫就将世道澆漓寫得如在眼前。而面對天地不仁，萬物刍狗的亂世，杜甫在為生民擔憂的同時也表現出了一種不屈的鬥争精神，在詩中，杜甫勸告世人“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世道如此，僅憑長哭當歌又有何用？所以，杜甫雖然一面譏諷着官吏征兵的殘暴，但是對于抗擊安史亂軍，他卻是鼎力支持的，在“三吏”“三别”中，無論是“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還是“請囑防關将，慎勿學哥舒”都是寄托着人們對戰事勝利的希望和信心，即使是那《新婚别》中的新婦，也叮囑丈夫“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民氣如此，戰争的勝利還會遠嗎？這也正是杜甫“詩史”的意義——曆史，寫的是過去，而面對的卻是未來。

因“史”而“聖”

春秋代序、王朝更叠，與大唐的飄逸、抒情不同，宋代文壇更注意的是抒情和說理。既然是說理，前朝掌故自然備受人們推崇，所以，杜甫一時名聲大噪，“詩史”大名也為人所熟知，在宋人所撰《新唐書》中，明明白白地寫着：“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稱‘詩史’。”

有意思的是，在孟啟等人眼中，為杜甫帶來“詩史”之名的大作，卻正是寫給嘲笑過他的李白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詩中寫盡李白一生：從“昔年有狂客，号爾谪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到“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李白的辛苦，杜甫曆曆在目，想必李白在讀到這首詩的時候也會唏噓不已吧。

這世上能把詩寫飄逸的人多，而能把詩寫沉重的人少，能在沉重中又給人以希望的則更是少之又少。而杜甫正是這樣一位詩人，他用生命記錄着曆史，曆史也不會把他忘記，人們稱杜甫為“詩聖”也正是因為如此。

其實，杜甫又怎麼可能不會寫飄逸灑脫的詩呢，從少年時的“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到暮年時的“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杜甫的飄逸是五陵年少的底子，是大唐盛世的餘波，但是，現實的動蕩卻使杜甫不能隻流連于藝術和美的王國，那殘酷與溫暖并存的人世間才是其心之所系。故而，“八月秋高風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又能何妨？“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又能怎樣？杜甫心中，隻有那足以“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的千萬間廣廈，他把對于這廣廈的期盼寫進了詩中，于是，他的“詩”也變成了“史”，這“史”中，是杜甫的一片丹心。（吳辰）

來源： 海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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