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北京法源寺》，根據李敖先生同名小說改編。講述“天公無語對枯棋”的沉疴晚清，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為首的愛國維新派人士，在光緒皇帝提出維新變法，頒布“明定國是诏”之後，為中國尋找出路的“百日維新”過程。動蕩時代波雲詭谲的政治運動在舞台上深深地引發了觀衆對曆史的敬意，也使得的北京法源寺——這座千年古刹，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

本文摘編自《北京的隐秘角落》，作者陸波，原文标題為“一代國師，怎落得大清國内無人睬”。

北京法源寺以丁香花名冠京城，位列北京三大花寺之中。殊不知，另外一座花寺——西山大覺寺的玉蘭樹下，也埋藏着一段令人唏噓的帝僧恩怨。說到西山大覺寺，無非是這樣些說辭：千年古寺，皇家敕建，名人眷顧，古迹甚多。因其中有古玉蘭樹一株而聞名。這株玉蘭樹的名氣之大緣于兩點。其一，它是大覺寺首任住持迦陵性音和尚親手栽種，據說，樹苗來自四川，跨越半個中國，落戶大覺寺四宜堂。其二，這株玉蘭花開格外美麗芬芳，花大如拳，潔白如玉，香氣濃馥。

西山大覺寺的玉蘭花

但凡名寺，都會與某些高僧相關，因為畢竟不是荒野小廟，配得上在敕建寺院住持的僧人一定是當時修行深厚的大德高僧。大覺寺與兩位高僧淵源深厚，一位是明朝大國師西天佛子智光，另一位是跨康熙、雍正兩朝的大覺寺住持迦陵性音和尚。而迦陵和尚恰恰就是大覺寺裡隐藏的一段帝僧交往的悲劇故事的主人公。

在中國曆代封建帝王之中，清朝雍正皇帝對佛教的崇信程度，絕對可以位居前列。《禦選語錄》中寫道：“朕少年時喜閱内典，惟慕有為佛事……”。成年後，他不僅認真研究佛理，還交結僧衲。對佛法有一定的了解之後，這位雍親王便想要尋找京師内高僧切磋。衆人便向他舉薦了當時在京西大千佛寺演法的禅僧迦陵性音。

清朝皇帝雍正

迦陵性音是何許人也？

今人評價迦陵和尚，稱其為清代早期一位著名的禅僧。其生年不詳，俗姓李，法名性音，别号吹馀，迦陵是其字，平生以字行。他青年時便依止高陽寺毗廬真一禅師受具戒，後來南遊，參禅臨濟宗尊宿杭州理安寺夢庵禅師，因悟性深徹而得授衣法印，成為臨濟正宗第三十四世嗣法傳人。迦陵一生行腳廣泛，弘法參學遍及衆多著名寺院。據說迦陵和尚不僅對佛理參悟獨具心得，達到了圓通之境，而且能闡發微妙，有好口才。有記載說他“智逞無畏，說縱無礙，辯演無上菩提以祝無量”，使聽者“每于捶拂之下，不獨聳耳，且乃驚心”。康熙五十四年(1715)冬，他在京師柏林寺講法，“竟若決江河而莫之禦：無一處不發人之未發，無一句不聞人之未聞；會下五六千指，皆恍然自失，無不歡喜踴躍”。他一生著述甚豐，有《宗鑒法林》《是名正句》《雜毒海》等百餘卷佛教内、外典籍傳世。

然而，與雍正的相遇使得這位高僧晚節不保。

因與雍親王相談甚歡，迦陵和尚成衛府内常客。故而自康熙五十一年至康熙五十九年，迦陵和尚與雍親王胤禛的親密關系大約持續了九年，迦陵和尚經常出入潛邸帷幄，讨論佛法，或者還有其他參謀，但不得而知。至康熙五十九年，他們二人的關系達到最熱絡的時期。那年大覺寺由皇家“特加修葺”後，雍親王力薦迦陵性音任該寺主持。當年秋九月，雍正親自撰文并書丹《送迦陵禅師安大覺寺方丈碑記》，在記文中盛贊迦陵“淨持梵行，志續慧燈，閑時偶接機鋒，不昧本來面目，是可主法席而能以宏闡宗風者也”，這可以說是雍正帝對迦陵和尚修行佛法境界的最高贊賞。該碑今天安放在大覺寺南碑亭，碑文書寫是雍親王的親筆，遒勁灑脫，大氣脫俗，曆經三百年，感染力依舊。

迦陵性音與雍正皇帝

然而，雍正登基之後，這位與新皇帝有着特殊關系，本應是寵冠京師的大和尚，卻突然辭卸院務，扔下諸多徒子徒孫，于雍正元年春，“飄然而南”，過起了“一瓢一笠，山栖水宿，居無定止”的被迫放情雲水、自行逃逸的生活。

為什麼說是“自行逃逸”？雍正登基後，迦陵和尚還活了四年，此間，雍正尚未修理他。但那期間定是有一種無形的威懾力控制了這位禅僧，令其駭然。迦陵和尚逃南後幾乎是過了四年居無定所的生活。實際上，他過的是一種膽戰心驚的逃亡生活，唯恐雍正抓他，直到雍正四年（1726）秋，才回到江西廬山歸宗寺，獨居靜室，閉門不問世事，并于當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微疾小恙示寂。他這最後的四年應該是惶恐不安、緘口不言地熬過的。

迦陵禅師的墓塔

一代高僧緣何落得如此下場？時人衆所紛纭，究其原因，怕是雍正的性情所緻。

雍正确是個翻來覆去随時變臉的人，在不同的位置難免以不同的面孔示人，在潛邸和朝廷完全是不同樣貌。這就是那類你不可與他關系過于密切，不可知曉他過多隐私的人。你和他的親密可能導緻他對自我保護的過度反應，他可能認為你知曉的太多，對他的威脅也太大，難免心生厭惡。

迦陵和尚南下流亡尚在人世的最後四年，雍正并沒什麼表示。在得知迦陵圓寂之後他曾上谕：“且若以舊邸熟識僧人，仍令主席京師，天下或以朕有好佛之心，深有未可。”又說：“而性音亦力辭歸隐，遂安禅于廬山隐居寺四年。于茲謹守寺規，謝絕塵境，即本省大吏盡不知不聞也。”由此可知，雍正忌憚天下人懷疑其謀位的合法性，極力撇清沙門參政之嫌，迦陵跑到廬山，當地官員都不知道，皇帝更是什麼也不了解。是不是這麼說反而是欲蓋彌彰，而迦陵南遁是不是正應了現代人的那句話——“你知道的太多了”？

雍正言道：“以朕嗣登寶位，凡體國經邦，一應庶務，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見性明心之學，與治道無涉。”這時候雍正對迦陵還是客氣的，至迦陵圓寂，雍正更是封其為“大清國師”，贈谥“圓通妙智”，并令将其語錄收入經藏。一時哀榮，也算不枉舊識。但幾年後，風雲突變，雍正稱“朕從前失于檢點，亦性音辜負朕恩處，著削去所賜‘國師’封号，其語錄入藏者亦著撤出”。

為什麼？因為雍正這個人心思真是缜密如針，他發現了迦陵著述中有不少潛邸時期雍親王與僧衲交往的記錄，而且其門人也是多嘴多舌，在迦陵死後為其鳴不平。這些豈是雍正這般性格可以容忍的，所以迦陵死後幾年被雍正徹底否定也是不足為奇之事。

迦陵圓寂，雍正薨逝，這一段帝僧公案也算告一段落。但乾隆沒有放下，他對這位高僧是有好感的，說不定也是欽敬的，更可能認為不應該與一介僧侶如此過不去。他給不少順治、康熙、雍正時期的罪人平了反，何況這一介禅僧。一方面，平反體現其情懷寬厚，另一方面也是做給當朝臣子看，昭顯皇恩浩蕩。

有一個傳說，說的是迦陵和尚與乾隆皇帝有過交集。傳說當年乾隆皇帝曾到大覺寺修行，一次坐禅時打盹入夢，竟笑出了聲音，當時負責寺内燒火的小和尚迦陵，操起戒尺便打了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是“仙阙少緣分，凡塵屬寡人”，爾後悄悄溜回宮去。寺内的僧人都為迦陵捏了把汗，但是乾隆皇帝非但沒有懲罰他，還特派貼身太監來拜見他。這個傳說是不是為大覺寺做旅遊景點而編排的故事不得而知，因為在迦陵與雍親王的“蜜月期”，迦陵和尚是被親王府從柏林禅寺請去的，柏林禅寺與親王府距離比較近，迦陵出入王府如履平地，好學少年弘曆與其相識或者聽父王與和尚論道也是常理之事。但康熙五十九年寺院修葺完畢，迦陵真正入住大覺寺做住持時已是貴為住持的老和尚，不可能是什麼燒火做飯的小和尚了，而乾隆當時還隻是個叫弘曆的少年，才九歲，不可能有這段參禅修行的故事。

大覺寺中的迦陵禅師像

迦陵和尚的衣缽弟子、大覺寺第二任住持實安法師曾為一幅迦陵和尚畫像題詩一首，今天詩畫均收藏在大覺寺，是當年供奉于寺内“祖堂”之物。這幅畫像的上端有“大覺堂上第二代繼席法徒實安”題寫的《老和尚像贊》一則，倒是反映了徒弟對自己的師父結交皇權導緻不良後果的不滿。

像贊曰：欲要贊，隻恐污塗這老漢。欲要毀，又怕虛空笑破嘴。既難贊，又難毀，父子冤仇憑誰委？不是兒孫解奉重，大清國内誰睬你！咄，這樣無智阿師，怎受人天敬禮。後人解讀這首詩，認為是揭示迦陵與雍正帝關系本質的概括，似乎還欲言又止地洩露了那麼點“天機”。這則像贊中，使用的是禅宗“棒喝”方式，表達了弟子對老和尚過于牽絆天下君王而走偏了出家人的路線的不滿，明明是被贈谥“圓通妙智”，但後來又因“有失檢點”被削去“國師”稱号，到底“有智”還是“無智”，一團糊塗，“怎受人天敬禮”？而且，不是我們這些徒子徒孫敬奉你的話，大清國内無人理睬，這就是你結交大人物的好下場！而“父子冤仇憑誰委”一句，令人好生訝異也好生聯想，這是不是暗指民間盛傳的雍正帝通過激烈的内部鬥争取得皇權大統之事？這種胡言亂語式的禅語透露出他弟子的慨歎，慨歎老和尚過多地參與雍正帷幄，以至于耽誤了修成正果還傷了自身。

牽絆到俗世中的和尚必然是個悲劇，因為佛法的修行是超越凡塵的精神苦旅，如果标榜了“出世”的法則，又為“入世”找各種堂皇的借口，最終是傷了法體，而難免流陷于世俗的喜怒哀樂之中，不能獲得真正的高僧大德美名。

機緣巧合，今天的大覺寺也如同它的清朝住持般，以另一種方式浸潤在滾滾紅塵的喧嚣之中，有美馔佳肴風花雪月，還有各種所謂弘揚傳統文化的活動，品茶、古筝，充溢着世俗的歡愉，但不能免俗于商業利益的圍繞，因為它早已不再是宗教場所，隻是文物景區。一個變身文物場所的佛教寺院迎合并沒有佛教信仰的遊客們吃喝玩樂之餘，接受一點兒他們自求其利的許願和布施，這難免令我聯想到迦陵和尚涉于俗世的憂思，那一定是他“飄然而南”的四年裡一直反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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