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渺湘湖，竟是海之陳迹；浪潮退去，一段遠古文明的華彩樂章就此沉寂，此乃時空中潛逝之神曲，不經意間，又在考古學家的手鏟下被重新翻出。

這一期，讓我們走進湘湖畔的蕭山跨湖橋遺址博物館，在距離湖面6.5米下的水下遺址保護廳裡，看一隻8000年前的獨木舟，想象一下我們新石器時期的祖先們，他們伐木造船并在8000年前的湘湖畔準備揚帆遠洋的浪漫傳奇，和它劃出的那抹文明曙光。

7000年前海侵來襲，湘湖畔的跨湖橋文化在存在了1000年後如華夏文明史上一顆璀璨的流星劃過天際，卻不知究竟失落在何處。

一隻獨木舟得以留存至今，成為這段文明的見證者之一。

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獨木舟是如何制作出來的，隻是來往于湖畔間的交通工具嗎，還是已經能揚帆遠洋了呢？

獨木舟的制造者，那些在湘湖畔生活了千年之久的新時期時代的跨湖橋人又是從哪來，最後又去了哪裡呢？

5月3日，記者走進湘湖畔的蕭山跨湖橋遺址博物館，在距離湖面6.5米下的水下，一睹了這隻已在此沉睡了8000多年的“中華第一舟”，在館長吳健的講述中，試圖從它殘破的船體和一張張泛黃的老照片中，還原這片湖域曾經的面貌和那縷閃耀在8000年前的文明曙光。

蕭山有個湘湖，湘湖上曾經有座跨湖橋。如今，當年的跨湖橋已經消失在曆史的長河中，湘湖上多了一座跨湖橋遺址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是獨特的存在，它原址原建，從跨湖橋遺址上拔地而起。遠望，它形如一隻獨木舟，走進後，大廳的壁畫上是出土時的獨木舟。獨木舟，是這個博物館的一大鎮館之寶，它的身影，在博物館内随處可見。

獨木舟所在的遺址保護廳又是這個獨特的博物館中的一道獨特風景，它位于距離湖面6.5米下的水中，從外遠觀，像個浮在水面上的龜殼，也像一頂淺黃色的貝雷帽。

保護廳内，王冬齡揮毫寫下的“蕭山八千年”在遒勁的筆鋒和凝重的墨色中道盡蒼茫，盡顯昔日輝煌。

走進保護廳，你會發現這裡“屋中有屋”，正中是個玻璃房，咋眼一看像個溫室，其實不然，躺在裡面的正是博物館最耀眼的明星——獨木舟，也是迄今發現世界上最早的獨木舟，有“中華第一舟”之稱。

為了一睹獨木舟的真容，采訪當天，在吳館長的帶領下，記者第一次走進這間特殊的屋子，它恒溫恒濕，精密監測儀器的儀表盤上是在不斷變化着的檢測數據，屋子裡充斥了濃重的藥水味，像極了一個特殊病房，常年浸泡着藥水的獨木舟像個特殊的病人。

記者眼前的獨木舟是殘破的，長5.6米，最寬53厘米，舟體平均厚度2-3厘米，由整棵馬尾松加工而成。在離獨木舟頭部約一米處有一片面積較大的黑焦面。

2002年，它在這裡被發現，埋藏湖中8000年之久的秘密也漸漸浮出水面。

這是一次龐大的考古發掘，也是考古史上一段為人稱道的傳奇。

跨湖橋遺址發掘現場

1990年6月，浙江廣播電視大學蕭山分校一位名叫鄭苗的同學，在湘湖邊揀到了出土文物。蕭山市文管辦工作人員接報後前往了解情況。次日，他們在湘湖邊的杭州磚瓦廠以西500米處，發現了大量的黑陶片、獸骨、鹿角、木器殘件等文物，于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從曆史深處漸漸浮出。

“舟體周圍打入多根木樁，在舟體底部有幾根橫木，據此推斷，獨木舟當時可能處于固定架空狀态”，在保護廳外一張泛黃的獨木舟出土照片前，吳健講起了2002年獨木舟被發現時的模樣：被深埋在5米以下的泥土裡，位置在跨湖橋村的東南邊緣，靠近已經幹涸的湖灘上，周圍還發現了一堆木頭，有剖木和整木兩類。剖開的木料與獨木舟平行擺放，截面呈扇形，顯然源于一根整木。同時，還出土了木漿、石锛、編織物等，尤其是锛柄等木作工具較集中發現，所以，這應該是獨木舟有關的木作加工現場。

此外，獨木舟通體光滑，原始的斧鑿锛刳痕迹不明顯，舟體弧收面以及底面的上翹面等部位十分光潔，除側舷整齊的斷裂外，舟體内外沒有加工痕迹。相反，舟體的火焦面是最初制作獨木舟時留下的，與周邊的組織比較，除顔色外，手感平滑。綜合獨木舟周身光滑程度表明，是長期生産生活過程中反複摩擦的結果。所以，跨湖橋遺址出土的獨木舟是使用過的舊舟。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獨木舟及遺址木頭進行三個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測定；2002年發掘過程中，上海博物館針對獨木舟遺迹的年代問題采集了同文化層三個陶片标本進行熱釋光測定，綜合測年數據表明，跨湖橋遺址出土的獨木舟距今近8000年，屬新石器時代中期。這一發掘與發現使我國成為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獨木舟的古船文明國家之一，對研究新石器時期人類水上交通工具史具有重要價值。

保護廳内，你還能看到一根高聳着貫穿整個展廳的立柱，柱子上是深淺不一的土層，吳健告訴記者，跨湖橋文化層上面有5米多的海侵堆積層，再上面是湖相堆積層。這說明跨湖橋遺址所在的湘湖地區在7000年以前的某一時期曾經被海侵：先是席卷而來的海水裹挾着泥沙，将跨湖橋遺址淹沒；然後，大海再次後退，湖水将跨湖橋遺址再次湮滅。

浩渺湘湖，蕭山八千年。跨湖橋文化使蕭山擁有8000年的人文曆史底蘊，将浙江的文明史從河姆渡文化的迄今7000年前推了1000年，更證明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除了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跨湖橋文化的出土文物同樣也創造了“十個之最”，除了獨木舟外，包括漆弓等其他九件都被置于二樓《八千年回首——跨湖橋遺址出土文物陳列》内。

吳健曾向老湘湖們聊起過獨木舟的事，在他們的記憶裡，類似的獨木舟，在磚瓦廠取土過程中也曾見過，可惜的是，目前存留下來的僅此一隻了。

為了保護獨木舟及其相關遺迹，盡可能多的保留遺址反映的考古信息，最後經國家文物局批複，跨湖橋獨木舟遺址進行原址保護。現在的遺址出土文物或尚在研究，或仍謎埋土下，獨木舟靜靜躺着玻璃鋼槽内，經過十多年的脫水脫鹽保護施工，目前已到了自然風幹階段，保存狀況良好。

作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科技項目，跨湖橋遺址綜合保護技術效果監測課題有序進行。針對遺址區的要求，最終安裝了11項監測設備，建立起了47個監測點，編織起了原址保護的立體化監測體系。一天24小時有精密儀器監測各項指标，專人記錄其每日的狀态，獨木舟與一旁的幾根木頭一起被劃定為特殊保護區域，外面搭建起了一個透明的玻璃房。玻璃房與已發掘和未發掘的遺址一起，又被一個水下展廳罩住，與湖水隔絕，“展廳裡的水可以排出去，展廳外的湖水進不來”，吳健介紹道。

這，其實是博物館從2003年起就開始的一項水下遺址原址保護工程，史無前例。

2004年，“跨湖橋獨木舟遺址原址保護工程可行性方案研究”課題組為了制定獨木舟原址保護脫水方案，采用全譜等離子激光光譜法（ICP）和離子色譜法（IC）對獨木舟及遺址環境進行檢測。檢測結果表明，跨湖橋遺址環境的硫酸鹽含量比5‰近海海水大是該遺址的一個顯著特點，跨湖橋遺址獨木舟的含鹽量大于印山大墓木椁底木及10種南方生材的平均含量，也大大超過遺址所在的湘湖湖水及地下水含量。

獨木舟的含水含鹽量為什麼會這麼高呢？吳健表示，這也證明了跨湖橋遺址所在的湘湖地區在7000年以前的某一時期曾經被海侵。

獨木舟在泥土下埋藏的時間長達8000年，是否會變形？經過浙江大學物理化學研究所對類似木料的檢測，發現獨木舟厚度的變形達40%以上。

2011年的一次意外，他們還發現了新的秘密：在距離獨木舟頭部位置往下2.3米處舟身有一個樹疤。2011年，獨木舟在文物保護施工過程中經過長時間純淨水浸泡和藥水噴灑，樹疤處在脫水風幹中有自然松動。原來，該樹疤原本已經脫落，系跨湖橋先民修補完成。

修補用的是什麼材料呢？吳健表示，從最新的研究結果看，基本可以确定是大漆，大漆也是天然的粘合劑。在與獨木舟一起出土的漆弓上，也曾發現漆的痕迹。

由此看來，8000年前的跨湖橋人已經開始适應和熟悉大自然、掌握大自然的一些客觀規律，積累生活常識，并開始具體用于生産實踐，掌握了用漆修補的技能。

這隻獨木舟是如何制作出來的，又有何用途，還有些什麼樣的未解之謎呢？

《易·系辭下》：“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緻遠以利天下”。“刳”，《漢典》的基本字義為“從中間破開再挖空”，形象地道出了跨湖橋人制作獨木舟的先後步驟。火焦法是新石器時期制作獨木舟的方法，在獨木舟上如今仍然能夠找到多處火焦面，這就是跨湖橋人借助火焦法挖鑿船體的證據。

所謂火焦法制作就是先選一根挺直粗大的樹幹，将整木從中間剖開，去除枝杈部分後（可制作槳），根據舟形确定先後燒烤的位置，其餘部分用濕泥保護，然後用火燒烤需要挖刳部位，待其呈焦炭狀後，再用石锛等加工工具加工，比較疏松的焦炭層很快被刳除。這樣周而複始，反複加工，最後用砺石打磨完成。

獨木舟在發現時并非隻有船體部分，還有剛剛剖開的木料以及加工工具。此外，在跨湖橋遺址獨木舟及相關遺迹的清理過程中，還發現了多處小塊的席狀編織物，其中一塊保存較好。把這些要素放在一起之後，一個大膽的設想曾一度震驚當時的考古界：這可能是一處邊架艇的改造作坊。因為舊舟在長期使用過程中船舷損毀，去除舟體兩側船舷是為了方便捆紮。

邊架艇獨木舟，就是在獨木舟的一側或兩側，用二、三根甚至更多橫木連接，用纖維質的長繩捆紮與獨木舟同向的浮木以增加其穩定性，成為單架艇或雙架艇。

跨湖橋遺址出土的獨木舟會不會隻是艘内陸船，還是我國海洋文化的卓越代表？迄今沒有同時期、同類型遺迹來佐證上述這一現象。但獨木舟發掘現場的整木和剖木作為改造邊駕艇的輔助木料從大小、長度、體量和獨木舟體積相匹配。

2010年7月，6名法屬波利尼西亞人複原建造了一艘長15米、寬1.6米無人工動力的仿古風帆單邊架獨木舟，從大溪地出發，模仿古人方式借助季風和洋流航行，開始1.6萬公裡“南島語族尋根之路”。在航行116天後，于11月19日淩晨登陸“溯源終點”——福州港馬尾碼頭，證明了邊駕艇獨木舟完全符合跨海遠洋的基本要求，我國新石器時期的先民已經具備駕馭獨木舟征服太平洋的航海能力。

除了對獨木舟的猜想，還有一個議題也一直困擾着考古界的專家，跨湖橋人從哪而來，跨湖橋遺址被海侵淹沒後，他們又去了哪裡呢？

吳健表示，跨湖橋文化是由錢塘江上遊的浙中山區發展遷徙而來，是浙江新石器時期由丘陵山地向沿海平原過渡的考古學文化類型。現有已經探明的跨湖橋文化分布以跨湖橋遺址為代表，其餘有距離2公裡的下孫遺址以及嵊州小黃山遺址、浦江上山遺址、龍遊青碓遺址等，總體以錢塘江的支流浦陽江和曹娥江區域為分布範圍，行政區域涉及衢州、台州、金華、紹興、杭州。至于跨湖橋人後來去了哪裡，仍是未解之謎，衆說紛纭。

迄今為止的考古發現，尚沒有找到跨湖橋後續文化的蹤迹。在洞庭湖西側、長江南岸沉降平原的邊緣，也曾發現一批距今8000年左右的遺迹，其中有不少與跨湖橋人相似的陶器和種稻的文物遺存。

有人說，他們或許劃着成隊的獨木舟，漂洋過海；也有人說，他們或許轉身西去，沿着北緯30°線，翻山越嶺，西行1000公裡後來到湖南澧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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