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根

學界對漢民族傳統思維讨論熱烈，新見疊出。或曰直覺意會與思辨結合，但 “思辨”二字含義模糊，直覺意會隻是一種緻思途徑，何況把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完全歸諸直覺意會的結果，也難以令人苟同。或曰整體思維，但“整體”是就思維對象而言，與思維方式有關卻不能等同。或曰比喻思維、象征思維、類比思維。漢民族确實偏愛比喻、象征和類比，但三者的共同本質是什麼？比喻有濃厚的修辭意味，難以上升到思維方式的高度。而象征，若将象征體理解成一般符号，則西方思維也是象征思維；若将象征體理解成與抽象本體相似的符号，則又難脫修辭之氣，同時，漢民族傳統思維更有許多“借代符号”，如“五行”“氣”等。至于類比，确是漢人常用的思維方法，但由于它從特殊到特殊的思維走向限制，難以深入事物本質，達到哲理的高度，難脫“形而下”的俗氣；中華傳統文化所閃現的哲理光輝，恐非類比思維所能企及。

古人重具象的意識十分自覺而又明确。在他們看來，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抽象的語言不足以反映事物本質，因而“聖人立象以盡意”（《周易·系辭下》），當然人類事實上離不開語言，于是古人隻好盡量用語言中具象的詞語來表情達意，因而中國古籍中抽象的用詞很少。 但是，傳統思維真的隻重具象麼？漢民族的思維就是一種具象思維麼？

筆者曾為傳統文化中的兩個問題所困擾：

一為書與畫的矛盾。

抽象的文字在漢人手裡走了一條具象的道路，并循此而發展出了“書法”這一獨特藝術；繪畫是具象的，可中國的寫意畫卻“遊于相外”（唐君毅語），三筆兩筆，甚至水墨二色，有時竟還靠了一片空白，就創造出豐富優美的意境！不僅如此，而且正象一位畫家說的，“過去都認為中國的工筆畫是寫實的，我認為工筆畫同樣是寫意的”③。抽象的文字具象化了，具象的繪畫卻抽象化了，書畫甚至融為一體。這能用文化心理的具象特征解釋嗎？

另一困惑是醫學的特異。

醫學靠解剖分析和實證，應該是相當具象的，難以抽象得來。傳統中醫，固然重具象，但這具象并非人體本身的實象，而是陰陽、五行、氣、經絡等解剖無法實證的虛拟具象；另一方面，它又正是通過這些虛拟的具象将人體的結構、功能及生理病理進行玄而又玄的高度抽象。中醫實在是哲學化的醫學和醫學化的哲學，沒有抽象的哲學頭腦，恐難真正弄懂中醫，這也能用文化心理的具象特征解釋嗎？

3.

走出困擾，結論隻有一個：漢民族在重視具象的同時，又十分重視抽象！

中國人正是立足于高度抽象才重視具象的，“言不盡意”之“意”，其實質當指對事物的抽象，抽象的言辭不能達到真正的抽象，隻好回過頭來通過具象來抽象，于是才有所謂“立象以盡意”。古人認為“盡意莫着象”，因而“象者所以存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重具象是為了抽象，漢民族傳統思維的根本着眼點在于抽象！

上舉諸多具象概念，無不具有具象與抽象的兩極性。“氣”是自然之氣，又更是世界的本原和物質元素；“道”的一端連着線，另一端連着世界的本原、本質和規律；“陰陽”的一端連着晝夜、日月、天地、男女等，另一端連着世界的對立統一、事物的相生相克的功能屬性。再看古老的八卦學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八卦足以概括整個宇宙不易之常道和變易之化道，而它的另一端又連着天地山川風雷水澤等具體物象。因此，錢鐘書先生說：“象雖一著，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應多，守常處變。”④這實際上是說八卦統一着具象與抽象的辯證兩極。中國數學的“算籌”與家喻戶曉的算盤，不同樣連着具體的物象與抽象的數的兩極麼？許多人把西方抽象藝術吹得神乎其神，殊不知中國傳統藝術在本質上就是抽象藝術，不僅繪畫如此，中國戲曲的表演常常是用半抽象或表面具象骨子裡抽象來進行藝術的表現。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較西方人更重抽象，也更為抽象，西方的諸多範疇可用言詞解說，而上舉中國的諸多範疇，根本就難以具體說明，這自與中國人概念的模糊有關，但不更是因為概念的極度抽象麼？中國人重抽象而以至于“玄”。

一面極重具象，一面又極重抽象，就是這具象與抽象構成了漢民族傳統思維的二律背反的張力結構。

這具象與抽象的二律背反的張力結構，在具象與抽象堅執地對立着的西方人那裡，是難以理解的，以至被他們稱為東方神秘主義，連李約瑟這樣對中國文化有精深研究的學者，在翻譯中國的“氣”這一概念時也感無可奈何。因為西方的理論思維，經由着由感性具體上升到理性抽象，又由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體的“連續上升”途徑，一路上升，抽象到底。而漢民族的思維過程，是一個“特殊→一般”、“一般→特殊”的雙向互動過程，遵循的是由感性具體上升到理性抽象。又由理性抽象還原為感性具體的“上升還原”途徑。因而西人思維中存在的是具有豐富多樣性的抽象性概念（理性具體），而漢人思維中則多是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和具象性的二重性概念（理性具象）。

如果允許筆者把思維結構分為内外兩個層次，即表層結構（思維的外在形式〕和深層結構（思維的内核）的話，那麼我們就有理由說，西方思維結構其表層和深層都是抽象的，其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同形同構，抽象對應，因而深澈見底，給人以明晰感。而漢民族傳統思維其深層結構是抽象的，甚至比西方更抽象，但其表層結構則是具體的，表層的具象與深層的抽象雖非同構卻水乳交融。“氣”并非真是氣，“陰陽”也并非真是男女。漢民族傳統思維是一種表層的具象與深層的抽象的二律背反的張力結構。這裡，表層具象是深層抽象的凝聚和外化，是深層抽象的外在物質形态；深層抽象則是表層具象的内化和泛化，是表層具象的内在心理基礎。這種思維方式就是通過具象來抽象，可以簡稱之曰：具象的抽象。

除上舉哲學、書畫美學、醫學、數學外，再如西方極抽象的語言學，在我們古人那裡所用的許多概念，範疇都出自人的主觀感受，運用辯證的兩端來具象化。中國佛學發展了佛教“拈花微笑”的“教外别傳”，善于在“公案”這種具象化藝術化的形式中領悟抽象教義。即如民間十分流行的算命術，也是以陰陽五行的具象概念為推理工具，對人的命運進行抽象運演，雖然荒誕，卻從另一角度，另一層面反映了我們民族傳統思維方式的具象的抽象的基本特征。

這種思維方式更與漢民族的語言相聯系。印歐語言，作為一種精确型語言，長于分析和演繹，它往往是“抽象的、獨斷的”（葉維廉語）。其文字的拼音化實際上也就是其思維的徹底抽象化。而作為模糊型語言的漢語，卻是一種具象與抽象相結合的語言。比較一下英漢語就會發現，一方面，英語多是先顯示中心詞，然後才是附加成分，而漢語，中心詞往往隐藏在後面，先由定狀語這較具體實在的外殼層層剝入抽象的内核（中心詞）；而另一方面，漢語又沒有人稱、數、時态等的形式變化，這又使它在更深的層次上似乎成為了一種更為抽象的語言。這種語言結構不正是表層的具象與深層的抽象的漢民族思維結構的心理現實麼？由于深層的抽象掩藏于表層具象之下，以緻在西方學者看來：“中國人的思維并不采用抽象的邏輯思維。而是發展一種與西方相去甚遠的語言……他們的著作和言語是簡短的、不清晰的、富于暗示性的想象。”⑤

中國社會向文明演進走的是一條由家而國的維新道路。侯外廬先生說：“……‘亞細亞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國家，國家混合在家族裡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指希臘等古典的古代——引者注）是新陳代謝，新的沖破了舊的，這是革命的路線，後者卻是新陳糾葛，舊的拖住了新的，這是維新的路線。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後者卻是‘人惟求舊，器惟求新’。”⑥與這社會的維新路徑相一緻，漢民族這種具象與抽象的二律背反的思維方式在人類思維的進程中同樣也走了一條維新道路。雖然傳統思維的“具象”與原始思維的“具象”有質的差别，但不能否認這表層的“具象”的确是從原始的“具象”一步步演變而來。西方思維亦從原始思維而來，但它完全沖破了具象，以嶄新的姿态出現在文明人類。漢人思維卻始終沒有放棄這具象的表層，隻是作了一番改造，而其深層結構則更為抽象。如果套用“人惟求舊、器惟求新”的說法，漢民族傳統思維方式便是“表層惟求舊，深層惟求新”，以具象之舊瓶，裝抽象之新酒。

（第二部分預告：漢民族的傳統邏輯特點及其傾向性。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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