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在北宋是什麼地位?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王安石變法暫時宣告失敗，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重新回到朝廷，然而他們很快就做了件極具争議性的事情，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司馬光在北宋是什麼地位?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司馬光在北宋是什麼地位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王安石變法暫時宣告失敗，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重新回到朝廷，然而他們很快就做了件極具争議性的事情。

司馬光力主将新黨在戰争中奪取的土地還于西夏，《續資治通鑒》記載道：

“除省地（朝廷直接管轄地區）外，元系夏國舊日之境并以還之。其定西及蘭州，雖非原屬西夏，俟其再請，或留或與，徐議其宜。”

這件事長期被解讀為司馬光不顧大局，為洩私憤不惜出賣國家利益。那麼事實真的如此嗎？舊黨這麼做背後的邏輯又是什麼？

一、保守與激進

上一篇曾經講過西夏的地緣，西夏全國90%以上被沙漠覆蓋，宜耕宜牧區域僅有定難五州、靈州與河西走廊，由于沙漠在古代難以跨越，所以戰争時隻需防守少數戰略要地即可。

西夏關乎存亡的戰略要地共有三處，與北宋交界的橫山，與遼國交界的賀蘭山，以及與青唐吐蕃唃厮啰政權交界的祁連山。

其中唃厮啰政權占據河湟地區，與北宋西部接壤，長期受北宋支持威脅西夏後方，正如《宋史·吐蕃傳》中所述：

“自元昊梗命，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慮為後患也。”

然而到了宋神宗繼位初期，随着西夏的頻頻挑釁，朝廷決定啟用王安石等新黨，掃除積弊，變法圖強徹底解決邊患。

在此基礎上，北宋的戰略方針變得非常激進，既然青唐吐蕃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為什麼不直接占領此地以圖消滅西夏？

恰好此時青唐吐蕃内部出現變亂，勢力急劇衰落，名将王韶認為絕不能放任西夏吞并此地，他在《平戎策》中明确指出：

“欲取西夏，當先複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并兵南向。”

這樣的策略本身并沒有錯，無論是漢、唐、明都能将其貫徹執行，但北宋兵弱，這點連堅定的主戰派王安石都有非常深刻的認識。他在《省兵》中曾寫道：

“将既非其才，議又不得專。驕惰習已久，去歸豈能田。”

在此情況下，新黨認為需要變法強兵，發動戰争來恢複漢唐雄風。舊黨則比較保守，認為兵弱則重在防守，反對擅開邊釁。

在宋神宗繼位當年西夏發生内亂，大将嵬名山叛亂，北宋主戰派覺得這是天賜良機，應該立刻出兵奪取西夏重要城池綏州，但司馬光強烈反對。《宋史》記載：

“光上書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西夏國君）。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

需要特别說明的是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并非無能迂腐之輩，他們也有着與西夏打交道的豐富經驗。《宋史》中曾記錄了仁宗時期西夏蠶食河東地區，司馬光上書提出的建議：

“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從則籴賤，亦可漸纾河東貴籴遠輸之憂。”

簡單來說就是修建堡壘、移民實邊、開墾軍屯。這樣的策略相當有效，即便是王安石得勢後也大量采取類似戰術步步壓縮西夏的戰略空間。

司馬光對北宋對外策略也進行過強烈的抨擊，他反對綏靖政策。《宋史》中明确記錄了司馬光的一封上書，其嚴厲批評了朝廷對内強橫，對外妥協的作風，他說道：

“國家當戎夷歸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極其桀骜，又從而姑息之。故邊臣以生事為能，漸不可長。”

所以從本質上講新黨是激進派，舊黨是保守派，在未來尚未确定時雙方都有道理，也都沒錯，隻不過是從不同的角度考慮問題，不存在所謂的忠臣與奸臣。

二、變法

今天的我們已經知道了宋神宗年間的黨争結果，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進行了變法，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北宋兵弱的局面。

随着實力的增強，宋軍開始對西夏發起攻擊，這就是後世著名的“熙河開邊”，宋軍在名将王韶的帶領下擴地兩千餘裡，形成了對西夏的戰略優勢。

“熙和開邊”後設立隴右都護府

但“熙河開邊”的成功不能掩蓋宋軍兵弱這一根本性問題，其主要問題在于王安石沒有觸及到宋軍的體系，變法内容主要有五點：

青苗法，即朝廷放貸給農民。

免疫法，即富人交稅免除差役。

農田水利法，即興修水利促生産。

方田均稅法，即清查豪強土地。

保甲法，即組建預備役。

可以看出，變法的内容有四項是增加朝廷稅收，有一項是強化軍事力量，但是都沒有觸及到宋軍的文官帶兵的管理體系。《宋會要》中對這一制度有詳細描述：

“凡天下兵籍、武官選授及軍師卒戍之政令，悉歸于樞密院；凡統制、訓練、番守、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

這才是宋軍兵弱的根本原因，而文官帶兵制度的問題也在随後的“五路伐夏”戰役中體現了出來。

“五路伐夏”主要路線及占領區域

公元1081年西夏内亂，宋神宗決定畢其功于一役，徹底解決西北邊患。宋軍從五路進軍，前期非常順利，但随後在永樂城之戰中慘敗，《宋史》記載：

“帝聞禧（伐夏将領）等死，涕泣悲憤，為之不食。自是之後，帝始知邊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複用兵。”

五路伐夏的慘敗讓數十萬大軍覆滅，王安石多年積累的精銳和錢财十去八九，變法幾乎立刻宣告失敗，而宋神宗也深受打擊，很快去世。

但這并非是說這場戰争就毫無意義，宋軍在前期的戰鬥中拿下了包括蘭州在内的大量戰略要地，西夏的生存空間被嚴重壓縮。

然而當皇帝去世，司馬光重新主政，他卻力主将奪得的土地還給西夏，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從史料上看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朝廷面臨多線作戰的危險局面。

事實上在取得對西夏軍事優勢的同時，北宋在另外兩個方向上遭受了沉重的打擊。首先是交趾地區，自熙甯七年開始，交趾開始大規模入侵。

交趾占領區域

至熙甯九年，交趾軍隊先後攻陷欽州（今廣西靈山）、廉州（今合浦）、邕州（今南甯），北宋軍民數十萬被殺。

随後宋神宗派兵反擊，取得勝利，并重新逼迫交趾稱臣，但最終的結果是北宋赢了面子丢了裡子。《續資治通鑒》中詳細記錄了宋神宗的态度：

“今順州荒遠，瘴疠之地。豈可自驅戍兵投之瘴土。況使十損之五六耶？”

由此可見，在對交趾的戰争中宋軍損失慘重，最後不得不割讓順州（今越南高平）以求和平。

北方邊境同樣不平靜，從熙甯六年至熙甯十年，在遼國的恐吓下北宋被迫割地700裡。《續資治通鑒》記載：

“熙甯七年，遼主洪基遣泛使蕭禧來言河東地界未決。八年再來，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嶺為界。”

最後的結果是：

“凡東西失地七百餘裡。”

北宋的心腹大患始終在北方，而西夏不過是肘腋之憂，這就是司馬光急于在西北邊境求得和平的原因。

二是還地西夏不等于放棄戰略要地。

早期司馬光的計劃是将河湟非朝廷直接管轄的區域還給西夏，至于定西、蘭州等地再議，如果實在不行也可以給。

但是朝廷裡反對的聲音非常大，《宋史》記載，當時的重臣孫路拿着地圖去找司馬光，強調：

“蘭州棄，則熙州危，熙河棄，則關中動搖。”

司馬光的反應是十分震驚，說到：

“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

最後的結果是北宋隻放棄米脂、浮圖、葭蘆、安疆四個堡壘。可見司馬光并非聽不進不同意見，從面積上講，他放棄的土地甚至比王安石更少。

三、經濟

除了在軍事上出現了嚴重的頹勢，由于常年戰争加之王安石變法中的些許不當之處，北宋在經濟上同樣每況愈下。

《宋史》記錄了司馬光對王安石執政時期财政狀況的評價：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

司馬光認為王安石籌措軍費的手法和漢武帝時期的桑弘羊如出一轍，雖然很有效果，但是嚴重損害了民衆的利益。

著名官員鄭俠上呈“流民圖”反對青苗法

從百姓的反應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些許端倪，《宋史》同樣記載，司馬光執政後民衆歡呼雀躍：

“蘇轼自登州召喚，緣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後自愛以活我。”

司馬光去世後，百姓中的窮人甚至賣掉衣服去祭奠他：

“京師人罷市往吊，鬻衣以緻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

外交方面，司馬光主政時期，西夏和遼國同樣忌憚于他的才能不敢發動戰争，《宋史》記載：

“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赦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其實無論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都是很有才能的國士，他們間沒有對錯之分，隻有理念不同。富國強兵，開疆拓土沒錯，審時度勢，保國安民也沒錯，但是黨争錯了。

王安石、司馬光私交甚好

司馬光死後他所主導的和平理念迅速被抛棄，宋夏間戰火再起，早先作為誠意還于西夏的四個堡壘反而成了資敵行為。

《明朝那些事》中對朱元璋的哲學概括的很到位，“要麼不做，要麼做絕”，新舊黨争引起的對外政策搖擺不定對北宋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五路伐夏”後北宋經濟雖然困難，但遠遠好于漢武帝中後期，尚可支撐很久，繼續進攻很可能徹底消滅西夏。

如要追求和平也并非不可，按照司馬光的構想修養生息數十年，積累财富，保國安民。

最忌諱的是搖擺不定，也就是所謂的“黨争誤國”。如果要追根究底，這種現象本質上還是北宋文官治國的體系缺乏強有力的統治核心造成的。

參考資料：

《宋史》

《宋會要》

《續資治通鑒》

《平戎策》

《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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