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在上海的日子，我“潛伏”在屏幕前，觀看了話劇《美好的一天》2022上海版線上排練。這部戲原計劃于今年3月作為上海市楊浦區YOUNG劇場開幕大戲上演，因疫情延期，但并未停止排練。

24歲的聽障女孩倪珍佳對着鏡頭，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從父母在上海弄堂裡的相遇講起，講到自己如何失去聽力，如何在殘奧會籃球賽場上受傷，還有在“熊爪咖啡”打工的經曆以及疫情下的生活。

疫情中，珍佳借住在一位同樣有聽力障礙的朋友家，快要沒菜吃的時候收到了熊爪咖啡館為員工送來的蔬菜。她每天的日程都排得很緊，上網課、畫畫、做飯、為一家博物館的“雲遊覽”當手語翻譯志願者。珍佳告訴我，她的人生裡有很多“無奈的一天”“失望的一天”“痛苦的一天”，但仍在為“美好的一天”而努力。

倪珍佳的線上排練

因為聽力障礙，珍佳的吐字有些含糊不清。《美好的一天》線上排練時，她怕大家聽不明白，總會重複一些詞句，兩隻手在空中打着手勢，臉上帶着笑。身在北京的導演李建軍，寸頭，瘦削，戴着一副黑框眼鏡，右手托着下巴安靜聆聽，不去打斷。

2013年，《美好的一天》在北京首演，攪動了戲劇圈。李建軍提出“凡人劇場”的概念，理念來自博伊斯的“人人都是藝術家”。普通人成了聚光燈下的主角，他們沒有一個人以演員為職業，也沒有接受過專門的表演訓練。

演出中，每位講述者都有一個獨立頻道，觀衆每人配備一副耳機和一個收音機，可以随時切換，選擇傾聽各個頻道的講述，或直面時代的“衆聲喧嘩”。導演孟京輝看完感歎：“這個戲每個演員都那麼普通那麼美那麼磊落那麼真切那麼平易那麼有節奏那麼稚拙，一出最帥的現代舞，一個聲音的交響樂，一首關于地平線的詩，一本你在地鐵裡撿到的日記。”

9年來，《美好的一天》走過北京、杭州、深圳、香港等地，參與者年齡橫跨16歲至91歲。李建軍的作品演到了烏鎮戲劇節、東京國際劇場藝術節、德國魯爾藝術節、意大利VIE藝術節、德國邵賓納劇院FIND戲劇節的舞台，其中《大衆力學》《人類簡史》《帶電的火花》 等繼續使用了素人演員。

深圳版《美好的一天》

這一次，《美好的一天》2022上海版裡，将有約20位生活、工作在上海的講述者，登台分享他們真實的人生經曆。除了倪珍佳，計劃參與的還有電影《愛情神話》裡“老白”的原型——畫家白紅衛、上海船廠的退休員工、律師、複旦大學學生、遊戲博主等等。

《美好的一天》是YOUNG劇場首部委約制作作品，也是這座年輕化劇場挖掘“在地文化”的初次探索。因為疫情，有講述者放棄參演，也有新的聲音加入進來。他們的生活因疫情發生改變，他們的講述也不可避免地帶上了疫情的烙印。

這出戲将如何演下去？我跟導演李建軍聊了聊。

導演李建軍

不去思考，不去講述，就好像沒活過一樣

上觀新聞：據說《美好的一天》在上海招募演員，有兩三百人報名，聽障女孩倪珍佳是如何被選中的？

李建軍：我們在選擇演員的時候，會注重差異性，比如年齡、性别、職業。2016年我們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演過一版《美好的一天》，當時希望能有一位殘障人士參與，所以主動找到了一位小兒麻痹症患者，他是一位程序員。而這一次，珍佳是主動報名的，這很難得。

上觀新聞：劇名為何叫《美好的一天》？我聽珍佳幾乎講了她過去24年的人生。

李建軍：《美好的一天》其實很像是一個比喻，它和話劇内容是一種詩意的聯系。它就像人生簡曆一樣，要講述你一生的來龍去脈。但其實我們從小到大經曆了這麼多事，總會記起那麼幾件比較重要、反複琢磨的事兒，那些人生的瞬間，所以叫《美好的一天》。

上觀新聞：《美好的一天》創作過程是什麼樣的？線上排練有遇到困難嗎？

李建軍：《美好的一天》之前沒在線上排練過，這是第一次。簡單地說，我們一般是先招募演員，招募之後，會有一個一對一的線上采訪，有點像面試。演員選定後，我們原本計劃是面對面的線下采訪，但因為疫情中斷了，不得已變成線上。

你看到的珍佳的呈現，其實已經經曆過幾輪采訪，在此基礎上完成了講述的文本提綱，不斷豐富内容和細節。最後，我們還是要回到劇場，讓他們适應舞台上的講述。因為當他們在講自己的故事時，旁邊還有别的演員在講他們的故事。

上觀新聞：聽珍佳說，第一次線下見面，大家都講了自己的故事，你也講了你的故事，是什麼故事？

李建軍：第一次見面是破冰，大家都是陌生人，要彼此熟悉起來，建立信任感。我們設計了一些遊戲，其中一個環節就是分享自己人生中一個重要的故事，我就講了我如何從一名舞美設計成為一個戲劇導演的故事。

《美好的一天》2022上海版線下工作坊

上觀新聞：你如何訓練這些素人演員？

李建軍：對于他們來說，标準和職業演員是不太一樣的，因為他們都是我們生活中的普通人，他們在台上講的是自己的故事，就跟平常聊天的狀态差不多。隻要調動他們對自己所講述的内容的認同感，調動他們講述的欲望，調動他們梳理和思考人生的動力。思考很重要，而不是去修飾他的嗓音和姿态。所以當他們真的站上舞台去講述，基本上表演就成立了。

上觀新聞：講述這件事本身的意義是什麼？

李建軍：講述是人的本能，是我們的祖先在篝火旁就開始做的事。講述其實是通過語言，把自己的經曆以及對經曆的思考過程媒介化出來的過程，可以說，如果不去思考，不去講述，就好像沒有活過。

我們不管活了20歲，還是90歲，總是會回想，做過的一件事值不值得？為什麼要這樣生活？我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人？對我的生命旅程影響最大的人是誰？

這些都是人的一種反思機制。将我們所有人的思考連接在一起的，就是我們生活的時代。我們的父輩是什麼樣，我們是什麼樣，我們的未來是什麼樣？這些講述構成了一個網絡，這就是曆史。我們隻有在這樣的時空網絡中才能确認我們的價值。

最動人的，是他們如何面對不美好的一天

上觀新聞：《美好的一天》2022上海版的排練遭遇這輪疫情，會改變它的主題嗎？

李建軍：2020年我們做過北京版《美好的一天》，找到一位2000年出生的人，她在美國留學，疫情中回到國内，一路驚險。而她的人生故事，也折射了過去20年中國的變遷。

《美好的一天》2013北京版 攝影：譚澤恩

這次在上海，我們沒有刻意去尋找疫情的主題，但不可回避。比如那位複旦學生，他高考就趕上了疫情，高考時他還發燒了。講述者中原本還有華山醫院的一位醫護人員，她是上海援鄂醫療隊成員，曾在武漢一家醫院擔任ICU的護士長。她原本要講的就是疫情的故事，但因為這輪上海疫情，她無法參演了。

上觀新聞：缺席也是一種在場。

李建軍：你會發現，這樣一場演出，最忙的那群人是參加不了的。我們非常希望有快遞員來參加，因為我覺得這是我們的時代非常重要的人群，想聽他們的故事。但是非常難，他們總是一單接着一單，很難停下來。

上觀新聞：疫情下，周圍有很多不美好的時候，《美好的一天》有何價值？

李建軍：其實在《美好的一天》裡，台上的人講的故事都不太美好。我每次聽他們講，都會覺得，每個人都活得很不容易。反而你會覺得，那些運氣很好的人生，聽起來好像挺沒意思，好像沒活過一樣。我覺得人生像是一個爬山的過程，你要很努力地往山頂去。在這個過程中，打動你的是他們在困境中堅持的精氣神。

就像在這場演出裡，他們要克服困難，鼓起勇氣，誠實、專注地去講述自己的故事，好像也是他們所面臨的生活的一種比喻。我覺得在任何時候，特别是在不順意的時候，隻要那種精氣神還在，仍在頑強地往前走，就會有“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一天》2020北京版 攝影：蘇塔

上觀新聞：作為一個民營劇團，你創立的新青年劇團在疫情中遇到了什麼困難？

李建軍：疫情影響了整個演出行業，可能越是商業化的演出團體，受到的沖擊越大。我還挺焦慮的，《美好的一天》延期，我後面的工作計劃、演出計劃也都會被打亂。

上觀新聞：怎麼活下去呢？會考慮做一些線上演出嗎？

李建軍：2020年疫情剛來的時候，大家紛紛去做線上演出，這是不得已的，因為還沒有找到成熟的商業機制，靠線上還不能生存。很大程度上，目前的線上演出是為了保持從業者的狀态，拓展影響力。但戲劇本質上還是一個現場的藝術，交互性很重要，我覺得沒有什麼可替代的方式。隻能盡力撐下去，堅持下去。

真正有力量的藝術，都需要來自現實的觸動

上觀新聞：《美好的一天》演了這麼多年，為何還會有生命力？

李建軍：這個戲不是通常我們看到的傳統的戲劇的樣子，它一開始相當于一個美學實驗，所以它的規則是非常重要的。在一整套規則不變的情況下，《美好的一天》去到的城市在變，講述者在變，故事在變。到目前，已經有了大約160多個故事。

這個戲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在不斷回答一個問題，戲劇或者說藝術和我們真實的當代的生活有什麼聯系？

對我個人來說，可以專心地像一個觀衆一樣去聽故事，這個過程還是很獨特很美妙的，是讀書這種間接經驗無法取代的，因為你看見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這對我的創作來說，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滋養。

導演李建軍在《美好的一天》2022上海版線下工作坊

上觀新聞：你提到藝術和生活的關系，這些年來，你的答案有變化嗎？

李建軍：2000年以前，戲劇在中國一直是以一種精英文化的方式存在着，專業演員和明星才可以登台。可是随着戲劇商業化和大衆文化的發展，普通人開始有機會走上舞台，成為一個表演者。他們可以在生存的忙碌之外，參與藝術活動。

這些其實在2013年還是非常困難的。2016年在上海，那一版《美好的一天》隻演過兩場，每場200個觀衆，當時來看的大都是藝術圈裡的人。這一次，在YOUNG劇場，我們一場可以有1000個觀衆，你可以看到，它已經相當于一個非常主流的演出規模。

上觀新聞：觀衆越來越多，報名的演員也越來越多了。是因為今天我們的表達欲更強烈了嗎？随着自媒體的發展，越來越多人願意在大衆面前展現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故事。

李建軍：對。我記得2013年做的時候，微信剛誕生不久，自媒體還不發達，大家表達的渠道還沒有這麼多，當時一場演出要湊夠20個人上台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再加上我們是獨立團體，沒有國家院團的平台背書，更困難。

香港版《美好的一天》

上觀新聞：做了《美好的一天》這樣基于現實的戲，對于虛構的故事，你還有熱情嗎？

李建軍：我覺得真實和虛構，本質上沒有太大的不同。虛構的故事和我們真實的生活之間是一個松散的關系，虛構隻不過是在真實生活的基礎上，凝練了更多的價值觀。

所以去年我又做了兩個虛構的故事，一個是改編卡夫卡的《變形記》，我把甲殼蟲變成了一個快遞員。這是一個100年前的小說，當然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變成快遞員以後，它就和我們生活有了某種真實的聯結。我之所以改編這個故事，是因為100年前卡夫卡思考的那個問題，對我們今天來說仍然重要。

我去年還改編了《世界旦夕之間》，它是上世紀70年代德國導演法斯賓德的一部科幻電影，它對未來的想象，在今天變成了現實，所以我要在今天重新講這樣一個故事。由此可見，虛構還是現實隻是兩種不同的講述方式，重要的是這個故事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上觀新聞：在你的創作當中，在你當下的生活中，你最關注的是什麼？你思考得最多的是什麼？

李建軍：我覺得還是那些對現實的叩問：我們為什麼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未來在哪裡？我覺得真正有力量的藝術，都需要來自現實的非常直接的觸動，才能激發出來。

香港版《美好的一天》

欄目主編：施晨露 文字編輯：施晨露

題圖 《美好的一天》2016上海版 攝影：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麻進 圖片來源：YOUNG劇場提供

來源：作者：吳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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