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志平

葫蘆意象是中國文化中集中載負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典型意象之一。唐詩葫蘆意象群，承載着崇尚自然的時代趣尚，富有多元文化意義。器用類葫蘆意象已經成為具有樸素氣質的重要文人意象；在作為道家高士的陪伴物出現時，往往帶有道教神秘色彩，成為道教的标志。

葫蘆又稱瓠、瓠瓜、匏、匏瓜、壺、壺盧、胡盧、扈魯、觚盧、瓠、蒲蘆、扁蒲、芋瓠、藈姑等，在中國種植曆史悠久，因其多方面的價值而與人類的生活曆史息息相關，具有豐富的文化元素。先秦典籍對葫蘆就有不少吟詠與記述，《詩經》305篇中有十多篇寫到葫蘆。但唐前詩歌并沒有出現單純詠寫葫蘆的作品，往往以個别語句或片段描寫葫蘆的生長、可食、可用，詩歌中的瓠、匏、壺、瓜、瓢等葫蘆意象，多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交禮儀密切相關，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葫蘆多種實用功能的認識；有的借用葫蘆植物類自然特征，比喻人事情感，寄托社會意涵，賦予了中國文學葫蘆意象多重文化意義。

把葫蘆意象作為獨立審美對象進行題詠的詩作出現在唐代。雖然單純詠寫葫蘆的唐詩隻有十多首，但寫到葫蘆包括瓢、瓠、匏的有210多首，唐詩中已經形成了多姿葫蘆意象群。不管是酒葫蘆酒瓢、藥葫蘆藥瓢等器用類葫蘆，還是葫蘆藤、葫蘆葉等植物類葫蘆，都不再是單純的客觀物象，而是充滿樸素氣質、閑适情調的文人意象甚至是宗教道具；或質樸描述，或借物詠志，或借典感懷，承載着崇尚自然的審美趣尚和儒釋道多元文化意蘊。

器用類酒瓢意象，在唐代詩人筆下不僅是書齋生活的點綴、是表達友情的禮贈，更多地用來表達詩人的審美理想與心志追求。葫蘆酒瓢已經不是單純的日常生活用器，而是具有樸素氣質的重要文人意象，成為詩人崇尚自然、表達隐世情懷的典型意象。

其一，對葫蘆瓢的淳樸内質的歌詠，反映了唐人崇尚自然的審美理想。詩歌史上第一首詠瓢詩是張說的五言古體《詠瓢》：“美酒酌懸瓢，真淳好相映。蝸房卷堕首，鶴頸抽長柄。雅色素而黃，虛心輕且勁。豈無雕刻者，貴此成天性。”（〔唐〕張說著，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中華書局2013年11月版，第457頁。）從瓢的用途、形狀、顔色，到虛心、堅硬、樸素的内在品質，對盛酒的葫蘆瓢進行了多方面的描寫，詠懷與詠物并重，表達出詩人對原始樸素的自然天性的崇尚。

其二，與詩人崇尚自然的審美追求密切相關，葫蘆酒瓢走進文人書齋，走進詩人酬贈詩篇。張蠙《次韻和友人冬月書齋》“象版簽書帙，蠻藤絡酒瓢”（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六九六，第四冊，分冊主編羊春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317頁）兩句，細緻刻畫了冬月裡書、酒相伴的書齋生活細節。鄭審《酒席賦得匏瓢》：“華閣與賢開，仙瓢自遠來。幽林曾伴許，陋巷亦随回。挂影憐紅壁，傾心向綠杯。何曾斟酌處，不使玉山頹。”（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三〇〇，第二冊，分冊主編郝世峰，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117頁。）曾在幽林陪伴過高士許由、在陋巷伴随過聖賢顔回，天性質樸淳厚而又帶有濃厚文化印迹的匏瓢，自然非同一般而成“仙瓢”，成為文士賢彥筵席間的知心伴侶。韋應物集子中存有《寄全椒山中道士》《寄釋子良史酒》《重寄》《答釋子良史送酒瓢》等詩，他不僅“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唐〕韋應物著，陶敏、王友勝校注《韋應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3頁。），希望寄送在山中澗底生活清苦的好友一壺酒，使朋友在凄冷風雨夜得到些許溫暖和慰藉，而且也用葫蘆瓢盛酒寄送友人子良史，在子良史還回葫蘆瓢後，再用葫蘆瓢盛酒送他，葫蘆酒瓢成為詩人好友表達情意的酬贈佳品。

其三，詩人常以葫蘆酒瓢來詠寫閑适理想生活，表達自由性情。如高适《同群公秋登琴台》：“物性各自得，我心在漁樵。兀然還複醉，尚握尊中瓢”（〔唐〕高适《同群公秋登琴台》，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二〇一，第一冊，分冊主編陳鐵民、彭慶生，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748頁），登臨詠史中抒寫自我懷抱，其中酒醉中緊握的“尊中瓢”，可謂自由心性的象征。杜荀鶴《戲贈漁家》：“見君生計羨君閑，求食求衣有底難？養一箔蠶供釣線，種千莖竹作漁竿。葫蘆杓酌春濃酒，舴艋舟流夜漲灘。卻笑侬家最辛苦，聽蟬鞭馬入長安”（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六八六，第四冊，分冊主編羊春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236頁），盡情表達了對自在悠閑、樸素自然生活的向往，其中“葫蘆杓”即葫蘆瓢，蠶絲為釣線，竹莖作漁竿，葫蘆瓢酌酒，是漁家淳樸閑适生活的典型展現。

器用類葫蘆意象，作為道家高士的陪伴物出現時，不管是酒葫蘆，還是藥葫蘆，不管是收鬼神，還是要裝山川，往往帶有道教神秘色彩，葫蘆成為道教的标志。

其一，描寫自由逍遙的道士高人時常常寫到酒葫蘆。唐代道士可以釀酒以自足、啜飲以自娛，四川青城山道教徒釀制的“洞天乳酒”，曾得到杜甫的極力贊賞（〔唐〕杜甫《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卷九，焦裕銀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2568～2569頁）。散淡的道家高士們在醇酒中找尋自由逍遙的人生韻味，盛酒的葫蘆自然也成了隐士仙者的愛物。唐代徐夤五言律詩《贈東方道士》：“葫蘆窗畔挂，是物在其間。雪色老人鬓，桃花童子顔。祭星秋蔔日，采藥曉登山。舊放長生鹿，時銜瑞草還。”（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七〇二，第四冊，分冊主編羊春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370頁）雪鬓童顔、祭星蔔日、采藥登山的道士，有仙鹿、瑞草陪伴，其窗畔懸挂着的酒葫蘆也帶有了神秘色彩。

其二，藥葫蘆在唐詩中成為道教仙物，成為道教教義的意象符号。道教追求長壽永生、得道成仙，自然離不開藥，晉代葛洪《抱樸子》自叙言：“其‘内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晉〕葛洪著，王明校注《抱樸子内篇校釋》，中華書局1980年1月版，第355頁）。随着道教在唐代的興盛，丹道的影響力達到了空前絕後的程度，從皇帝、士大夫到普通百姓，丹藥得到社會各個階層的青睐。詩歌描寫道士煉丹，題詠道士的藥葫蘆，可以說是生活的真實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僧人詩歌中的藥葫蘆詠寫，一方面表現對葫蘆主人高德善行的贊賞，另一方面也常常借以表達自己的哲思體認和人文情懷。中唐詩僧皎然有首七言歌行《答韋山人隠起龍文藥瓢歌》，酬答對象韋山人即韋渠牟（甘生統著《皎然詩學淵源考論》，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183頁），韋渠牟曾為道士（〔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109頁）。詩曰：“彪炳文章智使然，生成在我不在天。若言有物不由物，何意中虛道性全。韋生能詩兼好異，獲此靈瓢遠相遺。仙侯玉帖人漫傳，若士青囊世何秘。一捧一開如見君，藥盛五色香氛氲。背上骊龍蟠不睡，張鱗擺颔生風雲。世人強知金丹道，默仙不成穢仙老。年少紛如陌上塵，不見吾瓢盡枯槁。聊将系肘歩何輕，便有三山孤鶴情。東方小兒乏此物，遂令仙籍獨無名。”（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八一六，第五冊，分冊主編孟慶文，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515頁。）描寫韋生所贈藥瓢的色、形、質、味、紋，渲染了藥瓢的非同尋常，也諷刺了世人“強知金丹道”現象——這裡的“強知”，應為道家所忌之病，《道德真經注》曰：“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内傷精神，減壽消年”（〔漢〕河上公撰，〔唐〕杜光庭等注《道德經集釋》，上冊，中國書店2015年1月版，第97頁。）。因此固執地追求外丹，必定“默仙不成穢仙老”，不僅不能在不知不覺中得道解化升仙，即使污穢混濁的仙境也達不到。詩歌題為詠物，實際抒寫的是自己對“道性”的認識以及對《抱樸子》“我命在我不在天”（〔晉〕葛洪著，王明校注《抱樸子内篇校釋》，中華書局1980年1月版，第287頁）的認同，表達了自在修行便可輕松達到自由和永生的道性追求，富有理趣。同樣，僧人貫休的七言歌行《施萬病丸》（〔唐〕貫休《施萬病丸》，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八二三，第五冊，分冊主編孟慶文，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566頁），通過描寫“須眉皎白塵土中”“葫蘆盛藥行如風”的得道高人“海上翁”的施藥善行，表達了“救人急于己諸體”的慈悲情懷。

其三，道士仙人的收鬼神、裝山川的葫蘆寶物，其意象意蘊不僅指向了具體的道教法術，而且顯示了道教教義思想的發展。貫休七言律詩《遇道者》（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八三一，第五冊，分冊主編孟慶文，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621頁），就描寫一位“鶴骨松筋風貌殊”“身帶煙霞遊汗漫”的道者，非同常人，“隻應張果支公輩，時與相逢醉海隅”，隻有像支遁那樣的高僧和張果一樣的真人，才能與他相逢相交；“藥兼鬼神在葫蘆”，他随身所帶葫蘆既是藥葫蘆、又兼收鬼神，這樣的道士俨然一位神仙高人，既修仙、通靈又有高超法術，能控制召役鬼神。《全唐詩》中題為唐代道士呂岩（後來成為民間傳說中的“八仙”之一）所作七言詩中，有的葫蘆意象刻畫了一個行腳遊方道士形象：“經卷葫蘆并拄杖，依前擔入舊江南。”（〔唐〕呂岩《七言》其二十一，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八五一，第五冊，分冊主編孟慶文，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789頁）有時表現了放下所有、超脫一切的豪放、潇灑：“趯倒葫蘆掉卻琴，倒行直上卧牛岑。水飛石上迸如雪，立地看天坐地吟。”（〔唐〕呂岩《絕句》其十七，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八五三，第五冊，分冊主編孟慶文，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802頁）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樣一首：“還丹功滿未朝天，且向人間度有緣。拄杖兩頭擔日月，葫蘆一個隐山川。詩吟自得閑中句，酒飲多遺醉後錢。若問我修何妙法？不離身内汞和鉛。”（〔唐〕呂岩《七言》其四十三，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八五一，第五冊，分冊主編孟慶文，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786頁）這首詩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體現了對道教教義的發展，一是從外丹向内丹術的演變，二是從“仙道貴生，無量度人”基本教義，到樂善好施、濟世利人，三是隐山川、裝天地的“葫蘆”意象，在這裡表達的似乎不是道教的“壺中天地”理念，而與擔日月的“拄杖”，度人間、多遺錢、修妙法、煉内丹的“我”的形象，共同營造了一個天、地、人、神四元合一的哲理境界，讓讀者體會到的是日月山川與葫蘆拄杖無所謂大小，仙人的功業在于度人濟世，不做天上神仙而欲度盡世人，神的靈性融入世俗生活，“我”的内外修行均體現着人世的快樂。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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