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志平
葫蘆意象是中國文化中集中載負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典型意象之一。唐詩葫蘆意象群,承載着崇尚自然的時代趣尚,富有多元文化意義。器用類葫蘆意象已經成為具有樸素氣質的重要文人意象;在作為道家高士的陪伴物出現時,往往帶有道教神秘色彩,成為道教的标志。
葫蘆又稱瓠、瓠瓜、匏、匏瓜、壺、壺盧、胡盧、扈魯、觚盧、瓠、蒲蘆、扁蒲、芋瓠、藈姑等,在中國種植曆史悠久,因其多方面的價值而與人類的生活曆史息息相關,具有豐富的文化元素。先秦典籍對葫蘆就有不少吟詠與記述,《詩經》305篇中有十多篇寫到葫蘆。但唐前詩歌并沒有出現單純詠寫葫蘆的作品,往往以個别語句或片段描寫葫蘆的生長、可食、可用,詩歌中的瓠、匏、壺、瓜、瓢等葫蘆意象,多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交禮儀密切相關,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葫蘆多種實用功能的認識;有的借用葫蘆植物類自然特征,比喻人事情感,寄托社會意涵,賦予了中國文學葫蘆意象多重文化意義。
把葫蘆意象作為獨立審美對象進行題詠的詩作出現在唐代。雖然單純詠寫葫蘆的唐詩隻有十多首,但寫到葫蘆包括瓢、瓠、匏的有210多首,唐詩中已經形成了多姿葫蘆意象群。不管是酒葫蘆酒瓢、藥葫蘆藥瓢等器用類葫蘆,還是葫蘆藤、葫蘆葉等植物類葫蘆,都不再是單純的客觀物象,而是充滿樸素氣質、閑适情調的文人意象甚至是宗教道具;或質樸描述,或借物詠志,或借典感懷,承載着崇尚自然的審美趣尚和儒釋道多元文化意蘊。
器用類酒瓢意象,在唐代詩人筆下不僅是書齋生活的點綴、是表達友情的禮贈,更多地用來表達詩人的審美理想與心志追求。葫蘆酒瓢已經不是單純的日常生活用器,而是具有樸素氣質的重要文人意象,成為詩人崇尚自然、表達隐世情懷的典型意象。
其一,對葫蘆瓢的淳樸内質的歌詠,反映了唐人崇尚自然的審美理想。詩歌史上第一首詠瓢詩是張說的五言古體《詠瓢》:“美酒酌懸瓢,真淳好相映。蝸房卷堕首,鶴頸抽長柄。雅色素而黃,虛心輕且勁。豈無雕刻者,貴此成天性。”(〔唐〕張說著,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中華書局2013年11月版,第457頁。)從瓢的用途、形狀、顔色,到虛心、堅硬、樸素的内在品質,對盛酒的葫蘆瓢進行了多方面的描寫,詠懷與詠物并重,表達出詩人對原始樸素的自然天性的崇尚。
其二,與詩人崇尚自然的審美追求密切相關,葫蘆酒瓢走進文人書齋,走進詩人酬贈詩篇。張蠙《次韻和友人冬月書齋》“象版簽書帙,蠻藤絡酒瓢”(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六九六,第四冊,分冊主編羊春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317頁)兩句,細緻刻畫了冬月裡書、酒相伴的書齋生活細節。鄭審《酒席賦得匏瓢》:“華閣與賢開,仙瓢自遠來。幽林曾伴許,陋巷亦随回。挂影憐紅壁,傾心向綠杯。何曾斟酌處,不使玉山頹。”(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三〇〇,第二冊,分冊主編郝世峰,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117頁。)曾在幽林陪伴過高士許由、在陋巷伴随過聖賢顔回,天性質樸淳厚而又帶有濃厚文化印迹的匏瓢,自然非同一般而成“仙瓢”,成為文士賢彥筵席間的知心伴侶。韋應物集子中存有《寄全椒山中道士》《寄釋子良史酒》《重寄》《答釋子良史送酒瓢》等詩,他不僅“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唐〕韋應物著,陶敏、王友勝校注《韋應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3頁。),希望寄送在山中澗底生活清苦的好友一壺酒,使朋友在凄冷風雨夜得到些許溫暖和慰藉,而且也用葫蘆瓢盛酒寄送友人子良史,在子良史還回葫蘆瓢後,再用葫蘆瓢盛酒送他,葫蘆酒瓢成為詩人好友表達情意的酬贈佳品。
其三,詩人常以葫蘆酒瓢來詠寫閑适理想生活,表達自由性情。如高适《同群公秋登琴台》:“物性各自得,我心在漁樵。兀然還複醉,尚握尊中瓢”(〔唐〕高适《同群公秋登琴台》,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二〇一,第一冊,分冊主編陳鐵民、彭慶生,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748頁),登臨詠史中抒寫自我懷抱,其中酒醉中緊握的“尊中瓢”,可謂自由心性的象征。杜荀鶴《戲贈漁家》:“見君生計羨君閑,求食求衣有底難?養一箔蠶供釣線,種千莖竹作漁竿。葫蘆杓酌春濃酒,舴艋舟流夜漲灘。卻笑侬家最辛苦,聽蟬鞭馬入長安”(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六八六,第四冊,分冊主編羊春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236頁),盡情表達了對自在悠閑、樸素自然生活的向往,其中“葫蘆杓”即葫蘆瓢,蠶絲為釣線,竹莖作漁竿,葫蘆瓢酌酒,是漁家淳樸閑适生活的典型展現。
器用類葫蘆意象,作為道家高士的陪伴物出現時,不管是酒葫蘆,還是藥葫蘆,不管是收鬼神,還是要裝山川,往往帶有道教神秘色彩,葫蘆成為道教的标志。
其一,描寫自由逍遙的道士高人時常常寫到酒葫蘆。唐代道士可以釀酒以自足、啜飲以自娛,四川青城山道教徒釀制的“洞天乳酒”,曾得到杜甫的極力贊賞(〔唐〕杜甫《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卷九,焦裕銀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2568~2569頁)。散淡的道家高士們在醇酒中找尋自由逍遙的人生韻味,盛酒的葫蘆自然也成了隐士仙者的愛物。唐代徐夤五言律詩《贈東方道士》:“葫蘆窗畔挂,是物在其間。雪色老人鬓,桃花童子顔。祭星秋蔔日,采藥曉登山。舊放長生鹿,時銜瑞草還。”(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七〇二,第四冊,分冊主編羊春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370頁)雪鬓童顔、祭星蔔日、采藥登山的道士,有仙鹿、瑞草陪伴,其窗畔懸挂着的酒葫蘆也帶有了神秘色彩。
其二,藥葫蘆在唐詩中成為道教仙物,成為道教教義的意象符号。道教追求長壽永生、得道成仙,自然離不開藥,晉代葛洪《抱樸子》自叙言:“其‘内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晉〕葛洪著,王明校注《抱樸子内篇校釋》,中華書局1980年1月版,第355頁)。随着道教在唐代的興盛,丹道的影響力達到了空前絕後的程度,從皇帝、士大夫到普通百姓,丹藥得到社會各個階層的青睐。詩歌描寫道士煉丹,題詠道士的藥葫蘆,可以說是生活的真實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僧人詩歌中的藥葫蘆詠寫,一方面表現對葫蘆主人高德善行的贊賞,另一方面也常常借以表達自己的哲思體認和人文情懷。中唐詩僧皎然有首七言歌行《答韋山人隠起龍文藥瓢歌》,酬答對象韋山人即韋渠牟(甘生統著《皎然詩學淵源考論》,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183頁),韋渠牟曾為道士(〔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109頁)。詩曰:“彪炳文章智使然,生成在我不在天。若言有物不由物,何意中虛道性全。韋生能詩兼好異,獲此靈瓢遠相遺。仙侯玉帖人漫傳,若士青囊世何秘。一捧一開如見君,藥盛五色香氛氲。背上骊龍蟠不睡,張鱗擺颔生風雲。世人強知金丹道,默仙不成穢仙老。年少紛如陌上塵,不見吾瓢盡枯槁。聊将系肘歩何輕,便有三山孤鶴情。東方小兒乏此物,遂令仙籍獨無名。”(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八一六,第五冊,分冊主編孟慶文,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515頁。)描寫韋生所贈藥瓢的色、形、質、味、紋,渲染了藥瓢的非同尋常,也諷刺了世人“強知金丹道”現象——這裡的“強知”,應為道家所忌之病,《道德真經注》曰:“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内傷精神,減壽消年”(〔漢〕河上公撰,〔唐〕杜光庭等注《道德經集釋》,上冊,中國書店2015年1月版,第97頁。)。因此固執地追求外丹,必定“默仙不成穢仙老”,不僅不能在不知不覺中得道解化升仙,即使污穢混濁的仙境也達不到。詩歌題為詠物,實際抒寫的是自己對“道性”的認識以及對《抱樸子》“我命在我不在天”(〔晉〕葛洪著,王明校注《抱樸子内篇校釋》,中華書局1980年1月版,第287頁)的認同,表達了自在修行便可輕松達到自由和永生的道性追求,富有理趣。同樣,僧人貫休的七言歌行《施萬病丸》(〔唐〕貫休《施萬病丸》,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八二三,第五冊,分冊主編孟慶文,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566頁),通過描寫“須眉皎白塵土中”“葫蘆盛藥行如風”的得道高人“海上翁”的施藥善行,表達了“救人急于己諸體”的慈悲情懷。
其三,道士仙人的收鬼神、裝山川的葫蘆寶物,其意象意蘊不僅指向了具體的道教法術,而且顯示了道教教義思想的發展。貫休七言律詩《遇道者》(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八三一,第五冊,分冊主編孟慶文,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621頁),就描寫一位“鶴骨松筋風貌殊”“身帶煙霞遊汗漫”的道者,非同常人,“隻應張果支公輩,時與相逢醉海隅”,隻有像支遁那樣的高僧和張果一樣的真人,才能與他相逢相交;“藥兼鬼神在葫蘆”,他随身所帶葫蘆既是藥葫蘆、又兼收鬼神,這樣的道士俨然一位神仙高人,既修仙、通靈又有高超法術,能控制召役鬼神。《全唐詩》中題為唐代道士呂岩(後來成為民間傳說中的“八仙”之一)所作七言詩中,有的葫蘆意象刻畫了一個行腳遊方道士形象:“經卷葫蘆并拄杖,依前擔入舊江南。”(〔唐〕呂岩《七言》其二十一,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八五一,第五冊,分冊主編孟慶文,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789頁)有時表現了放下所有、超脫一切的豪放、潇灑:“趯倒葫蘆掉卻琴,倒行直上卧牛岑。水飛石上迸如雪,立地看天坐地吟。”(〔唐〕呂岩《絕句》其十七,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八五三,第五冊,分冊主編孟慶文,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802頁)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樣一首:“還丹功滿未朝天,且向人間度有緣。拄杖兩頭擔日月,葫蘆一個隐山川。詩吟自得閑中句,酒飲多遺醉後錢。若問我修何妙法?不離身内汞和鉛。”(〔唐〕呂岩《七言》其四十三,陳贻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八五一,第五冊,分冊主編孟慶文,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786頁)這首詩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體現了對道教教義的發展,一是從外丹向内丹術的演變,二是從“仙道貴生,無量度人”基本教義,到樂善好施、濟世利人,三是隐山川、裝天地的“葫蘆”意象,在這裡表達的似乎不是道教的“壺中天地”理念,而與擔日月的“拄杖”,度人間、多遺錢、修妙法、煉内丹的“我”的形象,共同營造了一個天、地、人、神四元合一的哲理境界,讓讀者體會到的是日月山川與葫蘆拄杖無所謂大小,仙人的功業在于度人濟世,不做天上神仙而欲度盡世人,神的靈性融入世俗生活,“我”的内外修行均體現着人世的快樂。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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