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獻——孟子的師承與思想

一、儒家文化的繼承人——孟子

　　孟子是繼孔子以後最重要的儒學大師。他全面繼承、捍衛和發展了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正是由于他曆史上的功績，才使得中國儒學如此的完美和豐厚，赢得“孔孟之道”之譽，它以其宏偉無盡、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供曆代王朝治國安邦，使世道中興；育知識分子、仁人志士成為國家棟梁、功成名就；賜百姓耕讀持家，處世友善，安康吉祥。

　　然而孟子思想來自何源呢？孟子在《孟子·公孫醜上》中說：“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他在《孟子·離婁下》中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意為，我沒有趕上當孔子的學生，我是私地裡向别人學取孔子之道的。

　　然孔子之道是承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文化之精華，“述而不作”，孟子謂之曰“集大成也者”。這說明孟子的“私淑”、弘揚和發展，是對中華文化又一次的承繼和總結，蓋為中華文化之集優，至而荟萃者也。他說的私淑的“諸人”是何人也？人們共知的是，子思是孔子的孫子，他的老師是曾子，曾子的老師是孔子。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孟轲，鄒人也，受業于子思之門人。”世人謂之“思孟學派”，故唐代大文豪、哲學家韓愈稱孟子為儒家學說的“道統嫡傳”，“獨孟轲氏之傳得其宗”，“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據夏傳才《孟子講座》中統計的數字，《孟子》一書引以言論和事迹最多的是曾子，達22次；子思者，16次。可以看出，曾子、子思對孟子的影響之深、之大。此史迹和師承可以“孔子——曾子——子思（門人）——孟子”之系構成孟子成才、為師乃至成為亞聖的德智之源流。這源流又直通“前三代”、商周、春秋、至聖孔子。豈不又一次曆史上的“集大成也者”？故孟子之師承是中華先秦文化的宏偉構架，是中華傳統文化之重要基軸，是中華國粹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師承紐帶的聖藤，将永葆中華傳統文化的長青和繁榮。

二、 世界偉人——孟子

　　孟氏始祖孟子，名轲，字一說子輿，一說子車。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世界權威辭書《簡明不列颠百科全書》（美國編纂出版）對孟子有詳細介紹。美國天文學博士、理學碩士、法學碩士麥克·哈特所著《人類百位名人排座次》一書，收入“對人類曆史進程有影響”的100位名人，其中中國8位，孟子居其一。麥克·哈特說，我“敬佩孟子，因為他提出了關心老人、殘疾人和減輕稅收的建議。”

　　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代，約在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四月初二生于鄒城東北125公裡凫村，娶妻田氏，生子仲子，卒後葬于凫村孟林，享年84歲。其父孟激，在孟子三歲時辭世，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追封為“鄒國公”；其母仉氏（公元前？——前317年），以“三遷其居”、“斷機教子”等流芳後世。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被追封為“鄒國宣獻夫人”，清乾隆三年（1738年）又加封為“端範宣獻夫人”（即做母親的典範）。

　　孟子受業于孔子的孫子子思之門人。他十分景仰孔子的學問，很為自己不能直接受教于孔子感到遺憾。他說：“自生民以來，未有勝于孔子也”（《孟子·公孫醜下》）。“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我是私下裡向别人學習來的）”（《孟子·離婁下》） 。他景仰孔子、學習孔子，繼承并發展儒家思想，終于成為儒家第二代宗師。

　　孟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在政治上，他主張“仁政”，“以德服人”，強調“民貴君輕”、“法先王”。他說：“民為貴，社稷（國家政權，有說指土谷神。）次之，君為輕。”（《孟子·離婁下》）就是說，人民的地位與作用比君主重要，國家政權（土谷神）為次。他進一步解釋說“得乎丘民（民衆）為天子”（《孟子·盡心下》）。“君有大過則谏，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他針對有人說“武王伐纣”是“臣弑君”，反駁道：“誅一夫纣也”。也就是說，得到民衆擁護才可以成為天子，否則對“獨夫殘賊”民衆可以把他推翻。公元前315年齊國攻打燕國，大獲全勝，齊宣王問孟子該不該吞并燕國。孟子回答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不要）取。”（《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認為，一國之君不僅應考慮本國人民利益，而且應該考慮敵國人民利益。這是相當徹底的民本理論。

　　在經濟上，他主張“制民之産”，就是要規定老百姓有一定的财産。他說：“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滕文公上》）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般人必須有固定财産才能有正常的道德意識，如果沒有一定的生産資料（主要是土地）作為穩定的經濟來源，就不會有正常的道德意識，就會違法亂紀，無所不為。等百姓犯了罪再去懲罰他們，那就簡直是在陷害人民了。對于“制民之産”如何規定，他提出：“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

　　在倫理道德上，他提出仁、義、禮、智，主張“尚義輕利”。《孟子·梁恵王上》記載，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的第一句話就是：“你不遠千裡而來，一定有利于我的國家吧？”孟子聽了十分反感，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他解釋說，如果君王說“何以利吾國”，大夫說“何以利吾家”，老百姓說“何以利吾身”，上上下下相互追逐私利，那麼國家就很危險了。不僅義利沖突時要尚義輕利，即使生命與道德發生矛盾時，也應“舍生取義”。他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他強調人要存心養性，深造自得，“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孟子·離婁上》），以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上》）。他說：如果正确的在我，“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醜上》）。

　　在哲學思想上，他相信“天意”的決定作用。他的學生問他“堯以天下與（授予）舜，有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是“天與之”（《孟子·萬章上》）。他要求人們按“天命”行事。不過，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孟子的“天命說”說成是唯心主義。他在回答舜的天子之位是“天與之”之後，接着引用《尚書》中的話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的眼睛是天的眼睛，百姓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這就是說，“天意”來自民意，民意就是“天意”。

　　孔子創立了儒家學說，而由于孟子的繼承和發展，才形成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體系——孔孟之道。孟子的性善之稱，王霸之辯，知言養氣之論，皆發孔子所未談，述六經所不載。更重要的是，其發展還主要表現在：第一、他的民本思想更為深刻。他提出的“民貴君輕”學說，是古代哲學民主性的精華。這一論述，當時不僅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上也極為可貴。第二、他的人格标準更為崇高。他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準則，影響了一代代民族英雄和進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起了非常重大的積極作用。第三、他對人生價值的看法更為明确。他提出“人人有貴于己者”的學說，斷然肯定：“人皆可以為堯舜”。這就是說人人都有自己的價值，這個價值是天賦的、不可剝奪的。這一觀點是對統治階級把勞動者看成奴隸的譴責和批判。第四、他對生産生活更為重視。指出：“民事（農業生産）不可緩”，“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孟子·梁惠王下》）；主張“省刑罰、薄賦斂”，減輕稅收，“制民之産”，“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達到“黎民不饑不寒”等。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張岱年先生認為，所有這些都是孟子超越前人，影響後世，至今仍具有進步意義的特殊貢獻。

為了推行自己的主張，孟子從青年時期開始周遊列國，據傳聲勢很大，他遊說魏王、齊王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他先後到過鄒、任、齊、魯、宋、滕、魏等20多個國家，許多君王對他的主張洗耳恭聽，齊國曾任他為客卿數年，梁惠王對他也非常尊重。但是，因為當時的“天下方務于合縱連橫，以攻代伐為賢”，而他“乃述唐（堯）、虞（舜）、三代（夏、商、周）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以從未受到任何一個國君的重用。公元前312年（59歲），他返回故鄉專做教育，并與門人萬章、公孫醜等著書立說。著有《孟子》11篇，今存7篇。晚年在教學活動中他得到很大慰藉。他說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盡心上》）。

孟子是孟氏的始祖，更是華人的榮耀。他的思想，對于推進人類文明，促進社會發展，改善人際關系，建立和諧社會，都起到重大作用，産生了深遠影響。宋元豐七年（1085年），神宗追封孟子為“鄒國公”；元至順元年（1330年），文宗加封孟子為“鄒國亞聖公”；明嘉靖九年（1531年），世宗加封孟子為“亞聖孟子”。麥克·哈特說：孟子是“中國被列為僅次于孔子地位的‘亞聖’。”他不僅是中國的偉人，而且是世界的偉人，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為世界思想寶庫做出了傑出貢獻。

摘錄于《孟子千秋》

作者:孟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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