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劉景文》寫于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當時蘇轼已經年過半百，在杭州擔任知州，劉景文本是世家子弟，但當時窮困潦倒，年近六十，過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蘇轼作為劉景文的朋友，不僅為他感到哀傷，也希望他能夠振作起來，不要因為老病而長期頹廢下去，于是寫下了這首詩。

但一讀此詩，我們就會發現一個特點，蘇轼雖然題目中說是《贈劉景文》，但全詩内容卻是寫深秋之景的，看起來有點文不對題，但這正是蘇轼的高明之處，蘇轼不着痕迹地将劉景文的品格和節操，以及對劉景文的勉勵之情糅合在對景物的描寫之中，将比興手法，寫到了極緻，同時讓詩歌充滿了蘊藉含蓄之美。

蘇轼寫這首詩時，也已經年過半百了，經曆過烏台詩案、黃州之貶，蘇轼的心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本是曠達樂觀之人，現在經曆過人生起落，無疑變得更加豁達了。所以，在勉勵朋友的同時，也是充滿了他自己的自勉之情，即，不以年老困頓而頹唐消沉，這一點，在他未來的南海貶谪生涯中，也充分證實了。

古人寫秋景時，多寫秋天的衰敗氣象，悲秋的情緒濃重，“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隻有像蘇轼這種樂觀之人，才會寫出贊秋的高昂基調。宋代著名詞論家胡仔将蘇轼這首詩的後兩句，與韓愈的名作《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中的名句“正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相提并論，并表示“二詩意思頗同而詞殊，皆曲盡其妙”。

贈劉景文

宋·蘇轼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小注：最是，一作“正是”。

詩人首先概括了一幅深秋的衰敗景象圖，“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那曾經接天蓮葉無窮碧的池塘荷葉荷花，現在早已經紅衰翠減，即将枯萎的莖葉也沒有了田田的“傘蓋”，疏籬旁邊的殘菊，雖然仍有餘香，但全無枝葉，隻有挺拔的枝幹迎風傲霜，顯得極有氣節。

秋天的典型景物是非常多的，但蘇轼卻選擇了荷和菊兩種事物，而且聚焦在殘敗的荷葉、秃頹的菊枝上。荷與菊，本就有深刻的意蘊，出淤泥而不染、傲風霜仍孤絕，非常具有象征意義，劉景文當時年歲已高，生活也非常困頓，所以借此來形容他的境況，也是合适的。

然而，即便它們仍然傲霜挺立，但畢竟不再生機勃勃，要看生機勃勃的事物，就應該看更加傲霜的橙與橘，“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不要再去留戀那些曾經美麗的荷與菊了，請記住，一年中最美好的風景，正是這橙黃橘綠的時候！屈原有《橘頌》說，“青黃雜糅，文章爛兮”，張九齡也寫過贊美橘的經典詩句，“經冬猶綠林”、“自有歲寒心”，蘇轼在這裡，便是借用此意，這樣一突出，就更讓人覺得，橙、橘的歲寒之心、堅貞節操，比荷、菊更甚，也難怪蘇轼要更加偏愛了。

荷與菊本就是曆代詩人吟詠的對象，而且多給予了許多美好的意義，但蘇轼這裡，卻首先概括了敗荷殘菊的形象，勾勒出了一幅深秋畫面，在突出氣節的同時，也是為了襯托一年中橙黃橘綠的美好，橘本身就有很多美好的意義，比如“獨立不遷”、“精色内白”、“秉德無私”、“行比伯夷”等等，蘇轼這裡，将寫景、詠物、贊人于一爐，含蓄地贊揚了劉景文的品格和秉性。

另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荷比君子，荷葉枯敗正如君子潦倒，菊言氣節，殘菊傲霜正如君子自重，劉景文直到晚年德行無缺，所以尤有傲寒之姿，但人到暮年，一生失意，難免就會自我懷疑和否定，也會變得消沉頹唐，但蘇轼卻看到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一面，所以用“橙黃橘綠”來比喻人生的收獲期，勉勵朋友振作起來，堅持不懈，隻不過蘇轼沒有直接明說而已。

蘇轼這首詩，看似全篇寫景，實則有很深的韻味，雖然秋去冬來，荷敗菊殘，但仍然是橙黃橘綠的美好時光，正如人到壯年，雖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為的黃金階段，蘇轼因此勉勵朋友珍惜這大好時光，樂觀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蘇轼的勉勵，放在今天，也仍然是令人感到振奮和鼓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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