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曾有名言：“旅行增長見識。”我們也可以說：“翻譯增長見識。”歌德之譯事便是仿句最好的注解。德國大文豪歌德以文學作品聞名于世，不過他的另一重要身份是譯者。我們不妨追溯歌德作為譯者的成長之路。母語和外語俱佳，是一位譯者的理想狀态。歌德父輩促使歌德掌握了語言工具。歌德父親建樹甚少，因此着意花費重金，用于子女教育。這不僅體現了其遠見卓識，而且暗含一位父親自我“再生”的願望：“目睹本身所不能成就的事業為自己的兒子所完成。”（歌德《詩與真》，劉思慕譯）

少年歌德勤奮苦學，突出一個“苦”字，并不為過。旁人或許以為歌德家境優渥、天賦異禀，隻需稍加努力，便可功成名就。然而事實上，并非如此輕而易舉。1824年，歌德已至古稀之年，回憶往昔，記憶中仍裹挾郁怨：人們通常把我看成一個最幸運的人……我這一生基本上隻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說，我活了七十五歲，沒有哪一個月過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像推一塊石頭上山，石頭不停地滾下來又推上去。（愛克曼《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辛苦工作”對應的原文是“Mühe und Arbeit”。Mühe意為“辛勞”；Arbeit意為“工作”。在德語語境中，Arbeit不僅可指受雇于人的工作，也可指學習、研究時産生的勞動。歌德回首75年的歲月，自比西西弗斯，辛勤勞作，每日如此，循環往複。在孩提之年，他便被送去“遊戲學前班”學意大利語，後又接受家庭教育，習練各種歐洲語言：拉丁語、希臘語作為歐洲人文傳統知識的載體，不可或缺；出生在以說法語為榮的18世紀德國，學習法語是時尚所驅；英語自當不容忽視；希伯來語和猶太德語也在課程清單之上。盡管這些語種并非同時習得，但其中學習量之大，可想而知。閱讀歌德的“少年習作”，可知翻譯是其語言學習的“家常便飯”，換言之，歌德自小修煉翻譯“童子功”。他的練習素材取材于宗教、曆史和文學，混雜了嚴肅的、趣味的異質素材，風格各異。時光不負少年的辛勤，歌德譯果累累，所譯文字超千頁。德國法蘭克福版《歌德全集·第11卷》收錄了四部大篇幅的譯作：《切利尼自傳》《拉摩的侄子》以及伏爾泰的《唐克雷迪》及《默罕默德》。而《歌德全集·第12卷·翻譯II、改編》（下簡稱“第12卷”）的翻譯部分輯錄和評注了散見于少年習作、信件、期刊和作品中的譯作，讓我們得以窺探歌德短篇翻譯的概貌。根據第12卷編排的目錄，除了少年求學時期的翻譯練習和信件中的譯作，歌德譯作涉及希臘語的14篇（如《品達 奧利匹亞第五頌歌》），拉丁語5篇（如泰倫提烏斯《閹奴》片段），法語8篇（如高乃依《說謊者》），意大利語17篇（如《羅馬短歌》），英語/愛爾蘭語15篇（如拜倫《曼弗雷德》），另涉獵其他歐洲文學的譯作12篇（如《芬蘭之歌》），遠東與近東文學6篇（如《雅歌》），南美洲文學3篇（如《囚徒的死亡之歌》），用于文化與自然交流的譯作19篇（如《煤炭王國》）。歌德的翻譯之道歌德曾有名言：“旅行增長見識”（Reisen bildet）。筆者不妨戲仿：“翻譯增長見識”（übersetzen bildet）。歌德之譯事便是仿句最好的注解。上文統計顯示，歌德譯筆涉獵廣泛，無怪乎他身處小城魏瑪，卻能從世界各國文學中汲取風格，眼界開闊。學者戴西格雷貝爾（Karl Deichgr?ber）指出：“歌德并非單純地為譯而譯，他不是為了練習，而是嘗試理解和吸收所面對的文學作品。”在翻譯拜倫《唐璜》中的詩歌一首之後，歌德附一篇評論，認為“英語詩歌已發展出一種成熟的喜劇語言，這是我們德國人完全缺少的”，翻譯《唐璜》，“或許可讓我們從英國人身上學到些優點”。拜倫之作狂妄不羁，在同時代的德國文壇接受度不高。盡管如此，歌德大膽推介，推薦本國青年才俊從中選譯練練身手，且以此回擊“給一個如此忠誠、安甯而富庶的民族”介紹“詩歌藝術從古至今最不講道德的産物”的批評。閱讀歌德譯作，“觸摸”譯文背後的故事，歌德作為譯者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毋庸置疑，由于語言和文化差異，譯者在翻譯之時會遇到困難與挑戰。1795年10月初，歌德打定主意，從法語翻譯奇女子施塔埃爾夫人（Germaine de Sta?l-Holstein）的文藝散文《試論文學作品》，計劃在席勒主編的《時序女神》發表。說到做到，歌德馬上着手，信心滿滿。施塔埃爾夫人之文篇幅并不長，歌德很快與席勒分享初期成果：“您很快可以收到第一部分的21頁手稿。”與此同時，他告知自己的翻譯策略：“我使她的話語更接近我們的理解，同時試圖把法語中不确定的表達按照我們德意志的方式作了更精确的處理。”随着翻譯的推進，歌德實實在在地感受到譯路崎岖，對此，也無法安之若素。10月10日，譯稿即将完工之時，他向席勒透露：“您不久将收到（施塔埃爾夫人的作品，筆者注）……都是善良的夫人寫的和自己要麼一緻，要麼不一緻的東西！”原作的自我分歧導緻的困擾已隐約可見。三天後，他再次向席勒訴苦：“女人的思想方法和法式表述給我添加了許多工作，尤其要把她的意見與我們的想法趨同，更别提那些差異和數不清的‘但是’。”看來，不僅語言差别會帶來困擾，性别差異也會阻礙翻譯的進程。有了切身經曆，歌德深知翻譯之不易，因此稱翻譯家為“自己民族的先知”，是“普遍精神貿易的中介人”，賦予譯者極高的地位。從上述經曆看來，歌德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翻譯之道。其中的方法之一便是借用自己的語言特點“改造”原文。戴西格雷貝爾評歌德譯希波克拉底時寫道：歌德的努力體現在通過另一種甚至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對詞語和句子進行總體改造，表現在将原文句子轉移到他自己的思想和表達形式中。在任何地方，他都去掉了抽象的、無生命的、學究氣的東西，文字和句子有了色彩，有了生動的直觀性，活生生的感覺消除了希臘式表達的僵硬，沉睡的靜态有了動感。歌德改變原作中刻闆重複的表達方式正是這種給原作注入生命力的特點。歌德同時調動了譯者和文人兩種身份，妙筆生花，讓原作“脫胎換骨”，也因此曾獲好評。學者詹茨（Harold Jantz）評歌德譯英文詩《出自一本1604年的賓客題詞留念冊》時稱贊：“歌德的翻譯是對英文原作非常忠實的再現，盡管它可能缺乏一些輕快的語調，但它是一首優美的、譯成德文的詩歌。從詩意上講，這可能是歌德最成功的翻譯之一。”有意思的是，現有資料還未能對詩歌作者下定論，而歌德當時卻将這首詩誤歸于莎士比亞的名下。這大多由于他參考的原文在作者落款處隻有縮寫“W.S.”，被誤導也是情有可原。可見，翻譯是個精密的系統工程，動辄會出錯，天才也不能“幸免”。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在第12卷的譯文中，逾20處疑為歌德誤譯或漏譯之處。譯多錯多，完美無疵幾成奢望。就歌德的譯文量而言，這些個錯誤瑕不掩瑜，微不足道。歌德譯作中的中國歌德接觸中國文學并不晚，但著述寥寥。在生命的餘晖中，歌德愈發将目光投向遙遠的中國。1827年至1829年間，将至耄耋之年的歌德發表了兩篇與中國相關的作品。第12卷将之作為“譯作”收錄其中。第一篇是《中文作品》。該作原于1827年刊載于歌德晚年主編的期刊《論藝術與古代》，是歌德從《百美新詠》譯出四首而成的“譯作”。歌德能将法語和英語等歐洲語言運用自如，這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漢語對于歌德恐怕還過于陌生，所謂翻譯，應是歌德從第三種語言轉譯而來，這可從歌德創作期間的一份手稿得到證實。這份草稿顯示，歌德曾考慮從如下角度開始譯文的引言：雷慕薩（Abel Rémusat）譯《玉嬌梨》以及湯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譯《中國求愛詩》“使我們能夠更深入、更敏銳地觀察這個防護嚴密的國家”。這充分說明，歌德知曉這兩部譯作，并加以借鑒。湯姆斯《中國求愛詩》基于《花箋記》及其附錄《百美新詠》。歌德《中文作品》基本參考了湯姆斯一書中的《百美新詠》，雜糅了“譯”和“創”，吟詠了四位女子：薛瑤英、梅妃、馮小憐和開元。除詩一首外，歌德為每位女子作一引語，另為薛瑤英和開元的故事做了結語。四位女子四種命途。薛瑤英舞姿輕盈，能作蓮上舞，一雙金蓮小腳引衆女子效法；昔日傾國傾城的梅妃，受盡冷落，但仍拒絕皇帝的賞賜；馮小憐被俘後被納入後宮，一曲彈奏惹人憂傷；宮女開元施巧計，将詩縫入軍裝，最後覓得良緣。這四位女子特點鮮明，其樣貌和行為與當時18世紀下半葉悄然發生轉變的中國形象大相徑庭。啟蒙運動時期，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克裡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等哲學家對中國大加推崇。但到了啟蒙運動末期，哲學家、作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從長相、語言、行為舉止乃至教育方法上力證歐洲流傳的中國形象是理想化的。歌德與赫爾德早年過從極密，受其中國觀的影響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深入閱讀中國作品後，晚年歌德想法改變。1827年1月，他講述了中國文學的閱讀經驗：（中國，筆者注）并不像人們所猜想的那樣奇怪。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隻是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沒有強烈的情欲和飛騰動蕩的詩興，因此和我““寫的《赫爾曼和窦綠台》以及英國理查生寫的小說有很多類似的地方。歌德得到意料之外的感受。中國和歐洲文學在歌德眼裡有相通之處。在《中文作品》定稿中，歌德在正文前鄭重宣稱：“下列出自傳記選文集《百美新詠》的筆記和小詩使我們确信，盡管在這個獨特的、奇特的國度存在種種禁锢，但人們依舊生活、愛戀和作詩。”顯然，閱讀和創作相關作品使歌德扭轉了對中國人的刻闆印象。讓人意外的是，第12卷還将《中德四季晨昏雜詠》（又譯為中德歲時詩）收錄為“譯作”。該詩的創作時間可回溯至1827年，詩作最終于1829年刊登在《柏林1830年文藝年鑒》。詩歌标題就有強烈的中國指涉。全詩共十四詩節，第一詩行的“滿大人”——頗有中國風。第一詩節“疲于效命理政，/為官日日辛忙”成為詩中人物“出離北方”的原因。詩歌以花草為媒，水仙、杜鵑、荨麻、飛廉、玫瑰等植物描畫美景，與此同時，寓示春、夏和秋的季節更叠。靜谧的東方，如畫的意象成為逃離世俗塵嚣的一片天地。最後的詩節以主客之間的對話結束：“來吧！我們即将别過，你還有何高見要說？”平息對遠方與未來的渴望，今天，在此為生活辛忙。歌德通過最後的寓意，将讀者的視線從輕松怡人的花園景色拉回現實工作，似又下定決心回到現實軌道，處理魏瑪瑣碎日常。顯然，這一篇詩作雖有與中國相近的元素，但并不是譯作，而是純粹的創作。第12卷的譯作編排明顯求全，編者也在注釋中解釋：這首詩不是對具體中國詩歌的翻譯”，而是融入了”中德文化的“共同特征”。不過這種求全的編排也讓我們得以再次探析歌德詩作中的中國意蘊。結語于歌德而言，翻譯還可以是一種論辯，他藉此與已逝之人在“生死邊界上”“對話”。且看歌德如何反駁狄德羅。歌德采用邊譯邊論的方法，解構和辯駁狄德羅在《畫論》中的言論，進行糾偏。同樣的策略，也用于反駁牛頓。歌德翻譯其《光學》中的部分理論，指摘牛頓科學實驗的弊病，駁斥科學界對牛頓理論的盲從。郭沫若曾用“放浪少年——文豪，青年宰相——科學上的新發現者”概括歌德的一生。歌德縱橫文理兩界。在他的心目中，科學可與文藝比肩，也是其畢生所求之一。這可從其譯作管窺。歌德翻譯涉及礦物、雲的形成、煤礦、數學、物理、植物學等領域，而這些譯文大多是他關注所得，興趣所緻。此外，出自他手的《顔色學》《論形态學》等力證了歌德孜孜以求的另一重身份——自然科學家。

作者：盧銘君

編輯：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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