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大運河?來源：金陵晚報在南京的地方文獻中，曾經記載着一條溝通江淮的“禹王河”清嘉慶《新修江甯府志》明确記載這條“禹王河”：“禹王河在六合縣東北二十五裡，由盱眙聖人山曆黑林橋，至天長桐城鎮、楊村，繞縣境之金牛山、新簧巷、木溪圩、堠子鋪、王子廟數十裡而至東南方山，下儀征之白茅坂以達于江”也就是從盱眙淮河邊流經天長、六合而到達長江，地脈水系，隐伏千裡迄今，南京市六合區東溝鎮等地依然殘留着“禹王河”等古地名，新整修的水利幹渠也以“新禹河”命名，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明清江南大運河?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明清江南大運河

來源：金陵晚報

在南京的地方文獻中，曾經記載着一條溝通江淮的“禹王河”。清嘉慶《新修江甯府志》明确記載這條“禹王河”：“禹王河在六合縣東北二十五裡，由盱眙聖人山曆黑林橋，至天長桐城鎮、楊村，繞縣境之金牛山、新簧巷、木溪圩、堠子鋪、王子廟數十裡而至東南方山，下儀征之白茅坂以達于江。”也就是從盱眙淮河邊流經天長、六合而到達長江，地脈水系，隐伏千裡。迄今，南京市六合區東溝鎮等地依然殘留着“禹王河”等古地名，新整修的水利幹渠也以“新禹河”命名。

從今南京的六合區一直向北上溯到安徽天長和江蘇盱眙，這些地方均流傳着禹王河的傳說，清康熙《泗州志》、光緒《盱眙縣志稿》等志書也詳細記載了這條禹王河在盱眙、天長境内的走向，同時“言之鑿鑿”地說這是五千年前大禹治水、導淮入江所留下的豐功偉績。

其實，這條禹王河曾經是唐宋時期溝通南北的大運河的一段，當時稱為“遇明河”，這也是曆史上中國大運河唯一曾流經今南京市境内的古河道。

唐宋溝通江淮的大運河本來走淮揚

北宋時期的大運河和我們今天熟知的京杭大運河的走向和流經地區不太一樣。最早的大運河起源于春秋末年。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從今江蘇的揚州、淮安之間開邗溝，溝通長江和淮河。直到隋炀帝時期，全國性的大運河才最終形成。隋炀帝即位後的第一年，大業元年（605），隋炀帝便開始大修運河，首先以東都洛陽城為起點，修築起縱橫中原沃野，溝通黃河、淮河兩大水系的通濟渠。其後，洛陽以東自黃河支流沁水到涿郡（今北京西南）修永濟渠，從邗溝入江口對岸的京口（今江蘇鎮江）到餘杭（今浙江杭州）修江南河，古邗溝也得到進一步疏浚，這樣以東都洛陽為起點，連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的全國性大運河網絡第一次形成。

到了北宋時期，全面繼承隋唐大運河的線路基礎，大運河依然是全國最繁忙的水上交通網。其中，溝通江淮的通濟渠因為連接北宋的都城——東京汴梁而被稱為汴河。唐宋時期中原到南方最重要的水路，便是從洛陽、汴梁（今河南開封）向東南乘風破浪一千多裡，來到淮河邊的泗州（今江蘇盱眙北）入淮，從泗州往東沿淮河而下，到楚州（今淮安市淮安區）北的末口入邗溝，直達揚州南的瓜洲抵江，再由長江南岸的潤州（今江蘇鎮江）往南到杭州。兩千多裡的唐宋大運河溝通着中原和東南，充滿着詩情畫意。

唐宋開鑿直河、遇明河經過六合

但是，大運河從泗州借道淮河從楚州入邗溝、下揚州到長江的這一段水道，卻是一段兇險異常的河道。一是路線迂回，從泗州到楚州到揚州繞了一個一百多公裡的大灣；二是波濤洶湧，尤其是楚州、泗州間的淮河河道船隻難行；三是水位落差較大，從地勢低的江南到地勢高的淮北必須要處處過船閘、時時纖夫拉纖方能通行。

因此，在從唐睿宗到宋徽宗時期的幾百年裡，圍繞這一段運河進行了系統的整治。其中的核心工程有兩項，其一是沿着原有淮河河道開鑿複線運河。北宋熙甯九年（1076），江淮發運副使皮公弼修浚洪澤新河。元豐六年（1083），江淮發運副使蔣子奇鑿龜山運河。崇甯二年（1103），宋徽宗诏修遇明河，自真州（今江蘇儀征）至盱眙，鑿聖人山至于泗州淮河口，曆時三年而畢工。這樣，整個淮南複線運河，從楚州末口北辰堰南經沙河至淮陰磨盤口，再往南經洪澤新河、龜山運河而從泗州汴口入淮，再渡淮從泗州汴口入汴河，這樣大運河江淮段的水道運輸更為安全和便捷。

還有一項重點工程便是從泗州盱眙縣、汴河入淮口東岸的龜山開鑿一條距離近、地勢平坦、水量好控制的新運河，從泗州往東南，經過天長、六合在真州（今江蘇儀征）、揚州入江，從而徹底地避開淮河下遊和邗溝運河的種種漕運弊端。唐太極元年（712），睿宗令刺史魏景清主持修築直河，引淮水從盱眙縣城聖人山（今洪澤龜山）自黃土岡通揚州。由于從盱眙到揚州之間修築運河，其運載能力不如從淮河、入邗溝的既有航線，因此這條直河後來就很快廢棄了。直到北宋崇甯二年（1103），面對漕運難題，宋徽宗诏修遇明河，北宋的治河專家同樣采取了直河類似的路線，隻不過入江口，改到了當時主管漕運的江淮發運使駐地，揚州西面的真州。而這條新運河在今南京市六合區境内有數十公裡長。

後世的“禹王河”記憶

然而，這條有效解決江淮漕運難題的大運河新河道卻沒有使用多長時間。遇明河通航後僅二十年，靖康二年（1127），金兵南下攻陷東京汴梁，徽、欽二帝被虜。随後宋金之間在江淮地區長期混戰，溝通南北的大運河，如永濟渠、汴河等河道均逐漸淤塞廢棄。至于這條江淮之間淺淺的遇明河，除去兩段，盱眙和六合—儀征境内的河道還長期保持流水狀态外，其餘河道均湮滅無存。

不過，這條曆史上唯一流經今南京地區的中國大運河河道，很快在曆史典籍和文化記憶中，變得默默無聞。通過口碑傳述和民間信仰，直河、遇明河這兩條凝聚古代社會人力、财力與科技智慧結晶的人工運河，也同若幹代以前對于江淮古水道的潛藏記憶交織在一起，最終形成一段段關于“禹王河”的記載與傳奇。

明清時期的曆史學家及其著作，如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等對“禹王河”僅僅一筆帶過，不過已經點明，所謂“禹王河”就是“直河”“遇明河”故道。到了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宿遷、淮安、揚州境内的京杭大運河叠遭水患，漕運常年難以維系，有些水利專家便從故紙堆和老百姓的口述傳說中，重新審視過一陣子重開“禹王河”，從洪澤湖南岸的盱眙一帶沿着“禹王河”故道開新運河到六合、儀征一帶的可行性。其中，學者魏源為解決淮安漕運堵塞的問題實地勘察“禹王河”，撰成《上陸制府論下河水利書》，他認為：“上遊洩淮入江之說，無過盱眙、天長、六合之禹王河，經康熙、乾隆、嘉慶、道光間，四次估勘，并無河形，須平地鑿開新河二三百裡。”随着晚清輪船海運、鐵路運輸興起，傳統的漕運中止，京杭大運河地位下降，這條“禹王河”背後的千年運河才漸漸被人們淡忘。（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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