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恂(1807-1892,江都邵伯人。參見《江都史話》·《晚清重臣董恂》)在他的文學創作生涯中,至少有三大亮點。一是為家鄉編撰《甘棠小志》,成為古今鄉鎮志書之翹楚;二是翻譯《人生頌》,這是最早譯成漢語的一首英文詩;三是評點通俗小說《兒女英雄傳》,寫出清末刊行版本中唯一的點評本。
《人生頌》是十九世紀英國最偉大的浪漫詩人之一朗費羅的代表作,發表于1839年。因其樂觀向上的思想内容與圓熟完美的表現技巧,為世人所傳誦。
《人生頌》在中國的傳播,先是由翻譯官出身、後任英國駐華公使的威妥瑪譯成中文的,其譯文如下:
“勿以憂時言論 人生若虛夢 性靈睡與死無異 不僅形骸尚在靈在 人生世上行走非虛生也總期有用 何謂死埋方到極處 聖書所雲人身原土終當歸土 此言人身非謂靈也 其憂其樂均不可專務 天之生人别有所命 所命者作為專圖日日長進 明日尤要更有進步 做事需時惜時飛去 人心縱有壯膽定志 仍如喪鼓之敲 皆系向墓道去 人世如大戰場 如衆軍在林下野盤 莫如牛羊待人驅策 争宜勉力作英雄 勿言他日有可樂之時 既往日亦由己理己 目下努力切切 中盡己心上賴天佑 著名人傳看則系念 想我在世亦可置身高處 去世時尚有痕迹 勢如留在海邊沙面 蓋人世如同大海 果有他人過海 船隻擱淺最難挽救 海邊有迹才知有可解免 顧此即應奮起動身 心中預定無論如何總期有濟 日有成功愈求進功 習其用功堅忍不可終止”。
由于威妥瑪的中文水平有限,隻是根據原文逐字逐句地點譯,根本不得中文之神韻,因而其譯文不能為中國士大夫階層所接受,也就更談不上在中國傳播了。
為此,威妥瑪特請董恂重譯。作為資深外交官,董恂“閱其語皆有策勵志,無礙理者”,具有積極向上的樂觀态度和對生命的坦然,“乃允所請”。其實,董恂答應英國公使重譯此詩,還有他自己更深層次的考慮。
據董恂的下屬、時任總理衙門章京的方濬師在其筆記《蕉軒随錄》中載:“孔子做《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讀尚書《人生頌》之詩,可見公之用心矣。”
為抵禦外辱,維護清廷統治地位,此時清政府已經認識到應該抛棄陳腐的祖宗之法,轉而引進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洋務運動就此拉開了帷幕。但是,董恂這些知識分子高官認為,雖然西方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遠較中國優秀,應向西方學習;但在文學、哲學等方面,中國有着悠久曆史和傑出成就,西方應向大清學習。隻有讓西方人領略到中國文化藝術的高明,才會“同文遠被”,使他們産生崇敬心理,向泱泱大清帝國頂禮膜拜,接受中國文化。這就大有“導化群蠻”,“以文化之”的意味,也符合儒家“以夏變夷,而非變于夷”的原則。
董恂将《人生頌》轉譯成九首七言絕句,譯文為:“莫将煩惱著詩篇,百歲原如一覺眠。夢短夢長同是夢,獨留真氣滿乾坤。天地生才總不虛,由來豹死尚留皮。縱然出土仍歸土,靈性長存無絕期。無端憂樂日相循,天命斯人自有真。人法天行強不息,一時功業一時新。無術揮戈學魯陽,枉談肝膽異尋常。一從薤露歌聲起,邱隴無人宿草荒。擾攘江塵聽鼓鼙,風吹大漠草凄萋。驽骀甘待鞭笞下,骐骥誰能辔勒羁。休道将來樂有時,可憐往事不堪思。隻今有力均須努,人力殚時天佑之。千秋萬代遠蜚聲,學步金鳌頂上行。已去冥鴻亦有迹,雪泥爪印認分明。茫茫塵世海中漚,才過來舟又去舟。欲問失帆誰挽救,沙洲遺迹可探求。一鞭從此躍征鞍,不到峰頭心不甘。日進日高還日上,肯教中道偶停骖。”
董恂的《人生頌》漢譯詩,基本轉述了朗費羅原詩的本意,即:天生我材必有用,人不應該悲觀失意,而要在逆境中奮鬥、拼搏,珍惜生命,珍惜光明,不懈追求人生的進步與成功。而其譯詩的形式、意境、韻律等比威妥瑪的漢譯本不知要高明到那裡去了。
《人生頌》的翻譯表明,這首詩是西方第一首被中國人譯為漢語的詩歌,董恂成了中國具體介紹西譯文學的第一人,這在英詩漢譯史上具有重要的開拓意義。中國最早的出洋公使都是在董恂主持下派出去的,這些公使及其随員大多不失為文學之士。他們派駐出國後,也上行下效,開風氣之先,成了西方比較文學的媒介者、緻力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發播者和收受者,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牽線搭橋作用。從他們所處時代去考慮與審視,其意義與價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朱毓麒(海流 漉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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