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社會結構上來看，唐代仍是世族化社會。雖然科舉制的實施已改變了中古世族制的政治功能，但是世族仍是唐人普遍認同的歸屬，他們追求的是科舉才能與世族出身雙重價值，科舉功名唯有與世族身份相配才更有光彩。因此，研究唐代社會結構，了解唐人生存方式，仍需以世族為基本細胞。近二十年來，新出的唐人墓志數量日增，家族墓志整體出土之事也較多。利用新出石刻文獻以補充傳世文獻不足，考述相關史實，已成為當代唐代文史研究的熱點。即以世族研究一事論，已出現了如趙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等頗有影響的成果。近日，謝思炜等著《唐代荥陽鄭氏家族——世系與婚姻關系考》也是這樣的成功之作。

《唐代荥陽鄭氏家族：世系與婚姻關系考》，謝思炜、王昕、燕雪平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第一版，58.00元

該書突出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一是文獻收集全面，材料充實。作者将傳世文獻與地下新出文獻都作了較充分的調查，共輯得與鄭氏人物有關的碑志材料365件，此外，還利用其他各種史料26篇，共錄得鄭氏人物近600人，見于書後索引的鄭氏人名近800人。此前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列鄭氏人數（1064）為最多，本書已增補一半以上了，應是迄今為止荥陽鄭氏最豐富的史料集成了。

二是本書對荥陽鄭氏發展史中關鍵點有較深入的發掘，如作者關注到李肇《國史補》所述“四姓惟鄭氏不離荥陽”，發現所謂山東四姓很早已将居住地與郡望所在地分離開了，高門世族都是乘世亂各自經營的結果，而非憑自身高貴血統自然形成的。鄭氏家族在魏晉後幾次鼎革之際，都能抓住時機，通過聯姻，加大家族在權力結構中的比重，提升了家族的地位。亂世中，他們還與崔、盧、王、李及皇室聯姻，形成了穩固的世族聯盟。作者提出：“鄭氏家族始終保有北方世族強大的宗族關系和鄉裡基礎，作為荥陽當地的強宗豪族勢傾一方。與北方範陽盧氏等傳統強宗相比，在北魏移都洛陽後，荥陽由于接近南北對峙的前線地帶，為北魏統治者着意經營，鄭氏家族的政治影響力也因此有很大提升。”他們是控制一方的豪強，掌握了一定規模的私人武裝。世族不僅僅依士族影響，還需有勢族的實力。當然，世族也為參與政治付了很大的代價，北魏鄭胡墓志出土地有成批的鄭氏墓志，作者推斷很可能與爾朱榮河陰屠士事件相關。

三是本書寫出了荥陽鄭氏在唐代世族文化中的特色。荥陽鄭氏在進入新朝後，一面繼續保持與皇室的聯姻，多家世代為驸馬，僅《新唐書·諸帝公主傳》就記有八位公主嫁荥陽鄭氏。同時，也益發重視科舉功名，如《唐摭言》所說：“草澤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荥陽鄭氏順應了進士科文化上升趨勢，家學傳統較早完成了由經學到辭賦之學的轉型，累代皆有進士科人材，甚至出現了鄭虔這樣的專門教授辭科的廣文博士。本書第二章關于各房支系的叙錄以及第三章“荥陽鄭氏宦曆與生活”多有這一内容的說明。現知唐代鄭氏科舉及第者凡158人，其中進士114人（狀元13人），提升這一家族的社會聲望，以至其時流行的科舉故事也多以鄭家子弟為素材。本書正是從這一角度專章分析了《李娃傳》原型問題，揭示了這一文學作品中的曆史真實。又如，新近出現的鄭鲂墓志、鲂與妻合葬墓志，比較集中反映了鄭氏家族文化特征，本書也作了專門論述，指出：一方面如鄭鲂父以門風标榜：“吾世家能讀書為文，保素業，老足矣。焉能求名輩耶？”另一方面，又孜孜以求之，鄭鲂由江南到長安求試了四、五年才及第。作者還由此連綴出李景讓事，“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母辄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弟考試失利兄則被母打，并以此出名，博得宰相同情而使弟及第。此事既說明世家家教之嚴，又表明世族也極重進士科功名。取材典型，饒有趣味。

四是以荥陽鄭氏姻親為中心，勾稽出了唐代世族社會關系網絡。本書第五章分别梳理了鄭氏與皇室、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範陽盧氏及其他世族的婚姻關系，列表展示，分列人名、科舉、年代、職事官及官品等類目。這應是宋前世族社會形态最直接的揭示，甚有價值。世族在唐代并不是一個制度性存在，而是作為一種社會習俗發生着影響，主要是以婚姻方式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聯盟社會。雖然，唐初李氏王朝曾想以王權法令打破這種聯盟體，但是，積俗難改，終唐一朝五大姓世婚仍相沿不斷。這種姻親關系就是世族在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存在方式，也是唐代士人社會的活動空間，每人都可在這種關系網中找到自己的坐标點。如書中論及杜甫與鄭氏的關系，就是從這一關系網入手深究其事。杜甫有《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一文，約作于天寶元年。其時，杜甫三十歲，既無官職，又無科舉功名，何以能為當朝皇帝淑妃作此文呢？一方面，這是因為三王子事件後，皇甫妃作為瑤王母，尊位已有下移；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杜家與鄭家的姻親關系。杜甫的外祖母是李世民的孫子義陽王李琮的女兒，下嫁到崔氏家，有二女，一女嫁杜家，生杜甫母親，一女嫁鄭家，生鄭宏之母，故杜甫與鄭氏子弟有姨表親關系。之前，他與鄭宏之曾合寫過一篇《祭外祖母文》，“維年月日，外孫荥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宏之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俱苦，慈顔永違。豈無世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由文看，鄭宏之與杜甫都有早年喪母的經曆，故多得外家同情。可能即緣此關系，杜甫與鄭家人鄭虔、鄭潛曜交往頗多。由本書所列《鄭氏北祖平簡公房世系表》看，鄭虔、鄭潛曜是堂叔侄關系。潛曜妻是皇甫妃與玄宗的女兒臨晉公主，杜甫文中說:“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窦主之園林。以白頭之稽、阮，豈獨步于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托；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閥，遊、夏入文學之科；兼叙哀傷，顔、謝有後妃之誅。”雖然自認是無名無位的野老，又說他是鄭氏清客。對照《鄭氏北祖平簡公世系》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可發現杜甫與鄭氏及皇家之間的關系。杜甫的姨媽嫁與鄭九辯，與鄭繇、鄭審、鄭虔、鄭萬鈞、鄭蓋同輩，其子鄭宏之與杜甫、鄭雲逹、鄭潛曜、鄭濟同輩，而元稹是鄭濟女。在世家社會觀念裡，外家侄依托舅姨也是一種生存方式。顯然，僅憑《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無法看出這些沾親帶故的姻親，唯有将地下史料與傳世文對照，才可理出這些盤根錯節的關系。作者由此表還考證出元稹為杜甫作墓志銘原因：元稹《叙詩寄樂天書》言：“故鄭京兆于仆為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未嘗旁備矣。”元稹母是鄭家女，此鄭京兆即鄭雲逹，為鄭虔之侄，與杜甫為同輩，是元稹的外祖父輩人物。可能就是緣于這層關系，元稹才接觸到數百首杜詩，了解杜甫，并能為杜作墓志。這一發現是很有意義的事，元稹在杜甫墓志銘末寫到：“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别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懶未就。适遇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師。途次于荊，雅知餘愛言其大父為文，拜餘為志。辭不可絕，餘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雲。……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殁後馀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杜嗣業為祖父遷墳途經荊州，就能以寒士身份，求得當時科場名星元稹作墓志，顯然，其因不完全如元稹所叙知其好杜詩，而是他們之間存在着這種姻親關系。

如此看來，本書不僅是鄭氏家族史的史料補充，還是研究中古社會史的專書，既有全局性曆史陳述，展示荥陽鄭氏在曆史上的演進過程，又能對文獻作深度發掘與分析，對一些關節點進行了專題研究，有由微知漸、由小視大的史家意識，不僅長于輯錄新文獻，而且能從新史料中發現了易被忽略的盲點，糾正了傳世史料的訛誤，恢複了曆史真相。因此，無論從資料性、工具性還是從知識性、思想性方面看，本書多有值得稱道之處，提升了唐代世族文化研究的學術高度。（查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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