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是道家思想的創立者和最傑出的代表。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李耳所著的《老子》一書，成了春秋時期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也成了中國古代影響最大的思想典籍之一。有人将《老子》與孔子著的《論語》和孫武著的《孫子兵法》視為是在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三部中國古代名著，這是很有道理的，這三部書使中國人對自己古代的文化思想感到無比的自豪。

《老子》又稱《道德經》《德道經》《道德真經》《五千言》《老子五千文》等。《老子》作為中國古代先秦諸子學派分化時的第一部著作，是道家學派的理論來源。然而，對這一部著作曆來存在着諸多争議，其中，關于《老子》的書名為何稱為《道德經》，以及中是“道篇”在前“德”在後還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後等問題，是激烈争議的焦點問題之一。時代的變遷和學派的分化，使《老子》一書出現了關于書名和書中篇章順序的變化，因而也引起了熱烈争論 。下面分成三個問題來談談：《老子》一書最早十分分章？《老子》為何後來稱為《道德經》？是《道德經》還是《德道經》，即是”德前道後“還是”道前德後“？

《老子》一書在老子剛剛著成時到底是怎樣的一本書，對此，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了。據古籍記載，《老子》一書在漢朝時，稱由宗室大臣劉向校雠過，因而，學術界有一個疑問，認為《老子》一書原來是不分章的，是劉向在編校時對該書進行分章。有一些學者就認為，老子的書原來不分章，分章是後人做的事。

首先，著名學者呂思勉先生明确表示∶

“《老子》原書本無'道經''德經'之分，分章更系諸家随意所為。讀者但當涵詠本文，自求條理，若一拘泥前人章句，則又滋糾紛矣。"（呂思勉;《經子解題·老子》）

在馬王堆發現了《周易·系辭下）帛書甲、乙本，皆不分章，這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呂思勉先生之論斷是有相當的理由的。至于說《老子》一書分了各章，而且，各章皆有名稱，如"體道第一""養身第二""安民第三"等等，雖稱是"河上公"編的，而其實是托河上公之名而說的，真正編寫出《老子》各章的名稱的到底是什麼人，今已無從考證。

其次，後世流傳的《老子》版本章數不統一，這或許可以說明，原本是不分章的。

史書記載，《漢書·藝文志》曾收錄了劉向《說老子》四篇，可惜，這四篇沒有留傳下來，并不知《老子》原本是否有分章。而從後來流傳的《老子》版本中，卻看到了分章很不統一，這或許表明，原來根本就沒有分章，很章是後人做的，因而章數很不統一。焦站曾說∶"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為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章，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考也。"（焦竑∶《老子翼·附錄》，第 203 頁）

再次，王陽明晚年的入室弟子朱得之在其所著的《老子通義》的"凡例"中提出了《老子》是否分章很難考究的說法。朱得之說∶"分章莫究其始。至唐玄宗改定章句，是舊有分章而不定者。是以有五十五（韓非）、六十四（孔穎達）、六十八（吳草廬）、七十二（莊君平）、八十一（劉向諸人，或謂河上公）之異，又有不分章（如王輔嗣、司馬君實）者。"（朱得之∶《老子通義凡例》《老子通義》卷首語）基于這一看法，朱得之根據《老子》書中讨論的主題意義，将《老子》分為六十四章。在他看來，《老子》是否原有分章說不清，因而，他索性按自己的研究體會，根據書中論述的主題來分章。

由此可見，最初問世的《老子》是否分章，無從考證，沒有結論，而若根據呂思勉先生的說法，《老子》一書原本是不分章的，分章是後人随意所為，不必相信。此外，流傳下來的各種《老子》版本，所分的章目數量很不一緻，這有可能是因為原本不分章，而後人便根據自己的想法随意分章，才造成章目不定數。

老子和《道德經》雕像

現在，人們都知道《老子》又稱《道德經》，可是，《老子》被稱為“經”，并将書名稱為《道德經》這是後來做的事，原先，老子著書時，并非是作為“經”來寫的，而是了修身自樂而寫的。三國時的阚澤成曾對吳主孫權說∶“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佚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明集·廣弘明集·吳主孫權論叙佛道三宗》）

顯然，根據阚澤的說法，《老子》被稱為“經”是漢景帝時候的事。隻是，阚澤的說法也未必可信，因為，史上關于"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在漢代還根本就沒有确定，而是到唐代才明确确立的分類，因而，阚澤說漢景帝時将《老子》歸為“經”的說法是不可信的。

西漢時，還沒有“經”這一類，劉向、劉歆父子校書中秘時，撰《七略》，分“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幾個類，而其“輯略”是總序，劉向、劉歆将所有圖書皆分别歸屬于"六藝"（或稱“六略”），可是，在他們的分類中，并沒有"經"這一類。可見，說漢景帝時《老子》被歸于“經”的說法沒有根據。

文帝景帝時期，特别是漢景帝時，朝廷在政治政策上重視“無為而治”，在意識形态方面很重視“黃老之學”，當時，漢景帝和窦太後都非常推崇老子的學說，如果說當時将《老子》列為“經”，官方史書應該會有記載，但是，在官編的史書中，卻沒有能看到這一點。

當然，阚澤離漢代不遠，他談到景帝時《老子》被列為“經”的事，或許是強調景帝時朝廷對《老子》的重視，猶如後來重視“經書”一樣。因而，他向吳主孫權介紹先秦諸子時，便稱漢代“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在漢武帝時期，才真正成立“經學”，而且，經書的地位才得到真正提高，但當時所重視的是儒家經典，而在漢武帝之前，不太可能将《老子》列為“經”，因為經學還沒有正式建立。

這說明，《老子》在漢代沒有被官方正式列為“經”，但是，漢代出現了學者在注釋《老子》時将其作為“經”來看待的例子。比如，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可見，西漢時期，将《老子》作為“經”看待已經出現了，注釋者就已經這麼認為了。可是，在東漢末前，還沒有看到将《老子》稱為《道德經》。

值得注意的是，在《隋書·經籍志》中，已經開始有"經史子集"的說法，但其分離體系到唐代才真正确定下來。歸類經書的事，此前是少見的。隻有在《隋書》，才看到《道德經》的記載。而在漢代和三國時的史書中，如《史記》《漢書》《三國志》等書中，皆隻是稱《老子》，而并沒有出現《道德經》的名稱。

後世傳說漢代河上公注《道德經》，但是，這是一個撲朔迷離的說法：一是“河上公”連真實姓名都不可考，其姓名生地更無人可知，《神仙傳》稱：“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二是說河上公注釋《道德經》，這也隻是傳言，史書上所記載的是，他注釋老子的書稱為《河上公章句》（四卷），或稱《老子章句》。（參看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根本就沒有《道德經》的說法。

此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證據，在《三國志》這一部正史中，《魏志·鐘會傳》明确記載了王弼注釋《老子》的事，但所說的書名是《老子》而非《道德經》，《鐘會傳》稱王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可見，《老子》被稱為《道德經》，最大的可能是在三國兩晉間才出現的。

《道德經》

三國兩晉時，對老子的學說的繼承和發展有兩個理論派别：

一是王弼等玄學家，從玄學理論的角度繼承和發揮老子的思想，像王弼的《老子注》《老子指略》等，影響非常大，成了玄學的理論代表作。

二是葛洪、陶弘景等人承民間道教信仰之餘緒，着力發揚老子學說中神秘主義理論，創立了神仙道教，将老子思想作為道教的理論來源，這其實是使老子的道家學說走上宗教化的道路。而将《老子》成為《道德經》可能是适應了道教的理論宣稱需要。

世傳道教靈寶派祖師葛玄撰《老子道德經序決》時，曾提到河上公"常讀老子《道德經》"；此外，東晉道教理論家葛洪在《神仙傳》卷八也有相同的記載，提到河上公讀《道德經》的事；還有，《晉書。王羲之傳》說∶"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雲∶'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

這些記載表明，《老子》被稱為《道德經》，乃是道教的理論需要，時間可能發生在東晉時期，而随着道教的發展和傳播，漸漸地，《老子》就被稱為《道德經》，而當時反而很少人稱其為《老子》了，到了後來，《隋書·經籍志》收錄該書時，就明确稱為《道德經》了。

郭店楚簡的《老子》甲組、乙組、丙組三組文字，約相當于通行《老子》的三分之一，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老子》的最早文字内容。郭店1号楚墓年代為公元前4世紀中期至前3世紀早期，墓中所出《老子》簡的抄寫時間大概不會晚于公元前300年左右，這比秦漢之際的《老子》抄本或漢代初年的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還早了100年左右的時間。

郭店楚簡《老子》

在這郭店楚簡《老子》中，并未分出德經和道經，很可能也沒有分上下篇。

将簡版和帛書進行對比會發現一個重要現象，在簡版中看不到老子與孔子有思想沖突，當時，老子并沒有與孔子像後來所描述的那樣的緊張關系。帛書版裡的《老子》文字明顯體現道儒争鳴，而簡版中卻沒有儒道的明顯分歧。比如，帛書及通行本中的“上善如水”“以百姓之心為心”“慈儉”等，有較明顯的儒學傾向，但簡版裡沒有。再如，通行本《老子》中的“絕聖棄智”，而簡版中卻作“絕智棄辯”；通行本中的“絕仁棄義”，而簡版中卻作“絕巧棄利”。這反映出，早期《老子》并沒有明顯反儒傾向，是因為後來人重編《老子》或《道德經》時才篡改的。

可是，在司馬遷時代，《老子》已經分出了上下篇了。《史記》稱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可見，當時司馬遷看到的《老子》傳本，就已經有了上下篇了。

而分為上下篇之後，上下篇的内容分别是什麼？

通用的王弼《老子》注本共八十一章，第一章至第三十七章為"上篇"，稱為"道經";第三十八章至第八十一章為"下篇"，稱為"德經"，因而合稱為《道德經》。

但是，這并非是原本的《老子》版本的順序，《韓非子》有《解老》《喻老》二篇，可以看出，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此外，西漢嚴遵《老子指歸》也是“德”前，“道”後，稱《德道經》；還有，1973 年長沙馬王堆出土帛書《老子》兩種，即帛書《老子》甲本和帛書《老子》乙本，也都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顯而易見，在王弼注本之外，《老子》原本的次序是不同的，"德經"居前而"道經"居後。

同時，這也說明，帛書甲《老子》乙本分上下兩篇，上篇《德經》，下篇《道經》，而原先是不分章的，後來，被改為《道經》在前，分37章，而《德經》從第38章起至81章，成了下篇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帛書版的《老子》是漢初的抄本，而甲乙兩種版本是有明顯區别的：

一是兩本成書的時間不同，甲本不避諱“劉邦”的“邦”字，說明這是在叔孫通制禮之前的出現的；而乙本避諱“邦”字，表明它成書于叔孫通制禮之後。二是甲本錯謬較多，極可能是民間私抄本；而乙本抄寫精良，并認真修改過錯誤，可能是官方通用版本。三是與甲本相比，乙本更像是表達“黃老之學”的思想，有意識形态的色彩，這表明叔孫通制禮之後，黃老哲學已經意識形态化。

老子畫像

有一種觀點認為，原本《老子》是“德前道後”，而後來變成了“道前德後”的《道德經》，其主要原因是道教需要理論化，需要有系統性的理論來源，因而才把《德道經》改編成《道德經》，而時間就發生洩漏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觀點是有道理的。

首先，從東漢末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當時的學術理論界出現了兩種狀況，一是佛教的傳入和傳播，需要有理論性哲理性強的理論來抗衡佛教；二是從漢末到魏晉，漢代的經學衰弱，經學面臨着被清算，當時已經無力抵抗佛學，因而，這時期道家學說便受到了重視其次，中國本土宗教道家的興起和發展，面臨着外來佛教的挑戰和沖擊，而此時道教已逐漸成型，道教為了抵抗佛教，需要建立自己的宗教理論體系，而光是道教神仙學和煉丹養生的具體理論，不足以與哲理性很強的佛教哲學相對抗，于是，道教便找來了先秦道教的代表人物做先師。其一，道教将老子奉為“太上老君”，将莊子奉為“南華真人”；其二，道教将《老子》稱為《道德經》，将《莊子》稱為《南華經》，如此一來，便完成了道家的理論體系，将老子思想與宗教神仙體系進行合構，建立道家理論體系，而這就很有理論底氣，可以抗衡佛教。

可以說，漢末魏晉南北朝宗教方面的變化不僅使道教得到重要發展，而且，還使老子、莊子的道家思想成了道教的理論源泉，并且，使《德道經》變成了《道德經》。

《德道經》

還有一個問題，原先的《老子》，為何要将“德”放在前面而将“道”放在後面呢？

一是春秋時期，禮德依然盛行，人們議論的都是關于禮德的事，先從“德”說起，容易引起人們的興趣，也比較容易引起當時學者的共鳴。因而，在《德》篇的第一章（通行本第38章）講的内容中是關于“德”“禮”“仁”“義”的事，如“上德不德，是以為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以及“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等。在當時，先讨論德禮仁義等，著書的正常順序。

二是“德”和仁義禮儀問題畢竟相對具體通俗，容易把握，而“道”“玄”“有”“無”等問題要抽象得多，先易後難，這似乎也是說得通的，因而，《老子》一書，先講“德”，後講“道”。

當然，後來王弼的注本，已經是“道前德後”了，這樣的排列如果将其作為道家的最重要典籍來看，也是合理的，“道德經”畢竟突出了“道”，而在書中，老子所讨論的最重要問題都是以“道”為主線的，“道”是《老子》一書的第一範疇。或許，後來人們都稱《老子》為《道德經》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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