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700年前老城隍廟的秦裕伯，到松江廣富林，提起上海曆史，人們最先想到的都是這些著名的“古迹”。因此，當聽到代表上海文化的海派文化發源地，竟然在今日繁華的徐家彙，不少人都存有疑問。

在日前舉行的徐彙區新一期彙講壇上，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王戰以“從世界中國學看海派之源”為題，闡釋了為何海派文化是對江南文化的豐富和拓展。在持續打響“上海文化”品牌的當下，紅色文化、海派文化與江南文化之間不僅有着一脈相承的關聯，更蘊含了城市未來發展的必經規律。

《西遊記》裡找海派文化身影

“海派文化不單是上海文化，也不能隻從上海史的角度去研究。”王戰在演講中闡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何海派文化的發源地，在今日上海的徐家彙土山灣地區。江南文化一頭承接海派文化、另一頭連接紅色文化，在上海的文化演進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他表示，了解海派文化的淵源，需要先從江南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不同階段着手。

王戰

從先秦時代的百家争鳴，到古絲綢之路，江南文化在中西文化比較中處于第三階段。從東晉開始，中國的經濟活動已經開始南移，而文化中心則從南宋開始向南遷移，标志之一就是孔家文化的南渡。源自山東曲阜的孔家，嫡系跟随南宋皇帝遷往今浙江衢州，為皇帝完成官式祭孔，另一支則落地今浙江金華的磐安縣榉溪村，至今那裡都有孔子後人居住。随着元、明、清三朝的都城回遷至北方，江南一帶的孔家後人不再為皇帝進行官式祭孔，也未返回山東，而是在南方專注開辦書院進行講學。因而，此後中國曆代思想家、政治家有80%都出自江南一帶。

江南文化自身又分為三個階段。在孔家南渡前，江南文化主要為吳越文化。“南孔”時期，江南文化可以定義為運河文化，其基礎是在唐宋交替的前後200餘年間，中原地區有大量人口移民江南，京杭大運河成為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大重要區域。“為上海世博會進行主題設計時，大家都在讨論，究竟用什麼體現中國古代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最後選擇了《清明上河圖》。”王戰說。稍有差别的是，張擇端筆下描繪的是隋唐大運河中的東京汴梁。

徐家彙源

江南文化的第三階段，即今日人們熟悉的海派文化。在思想脈絡上，江南文化有着大運河打通經濟命脈後，南北文化碰撞留下的火花。這一點在中國四大名著中都有所體現。以《西遊記》為例，吳承恩最終完成這部傳世名作的地點，正是自己的家鄉淮安，花果山就位于今天的江蘇連雲港。包括《西遊記》在内，無論是描寫帝王将相的《三國演義》，講述才子佳人的《紅樓夢》，還是描繪梁山好漢的《水浒傳》，都是典型的章回體小說，其最大特點就是有市井文化中人們你一言、我一語“說”出來的故事與想象，而這恰恰是南北文化碰撞的最佳場景。“仔細研究中國古典名著寫作時作者們所處的地點，都可以找到江南文化的影子。”

20世紀30年代徐家彙土山灣地區航拍圖

“魔性”在于了解自己和細化市場

文化和經濟的發展往往呈現出相互促進、螺旋式上升的形态，這在江南文化中有生動體現。上世紀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曾提出，為何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進步作出了諸多貢獻，但工業革命最終卻沒有在近代中國發生。相對應的事實是，中國江南地區曾經長達600年都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區域之一。

“這是一道僞命題。”王戰表示，中國曆代都是農耕社會，與早早處于農末社會的英國比較，兩者的社會基礎大不相同。農耕社會每年4-10月是農忙季節，老百姓忙着種水稻；10月到次年4月是農閑季節，充分發展的是手工業。在千年瓷都景德鎮，除了禦窯、官窯之外，平時老百姓燒窯一年隻有一次，都在10月水稻收割完畢後。“如果把每天都要開工的工業流水線放到當時的中國，水稻還有時間種嗎？”

王戰

江南地區孕育了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手工業，而進入農末社會的英國則孕育了新的生産方式，率先實現了工業革命。王戰表示，當年江南地區的手工業，如今看來則有今天文化創意産業的影子，比如瓷器都需要美麗的花紋圖案，可見文化與手工業是相互促進的。

而今，上海大力重視營商環境建設，對于“商旅文”都頗為發達的徐家彙，如何将文化資源轉化為區域發展優勢，塑造地區獨特的競争力，這一問題不僅“徐家彙”在思考，上海各地區也都在思索。

對此，王戰表示，近年來上海被公認為“魔都”，但城市的“魔性”究竟在哪裡，“磁性”和吸引力又在哪裡，并沒有非常系統完善的梳理。他認為，除了外灘、東方明珠這些地标讓上海成為“風貌之都”以外，上海還應打造名居之都、演藝之都、創意之都、設計之都、文博之都、會展之都等“十大名都”。

“人們去黃山肯定是為了看黃山，那麼來上海除了外灘、南京路、東方明珠，還能脫口而出看什麼？”以打造文博之都為例，讓前來上海的海内外遊客都能迅速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博物館，認識到在上海“連自來水都有博物館”，這樣遊玩、消費的目的性就更為明确。“市場應該更加細分，對上海有不同偏好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旅遊線路，這就是上海的‘魔性’所在。”

為孕育紅色文化打下根基

利瑪窦（左）與徐光啟

“海派文化，從不隻是張愛玲、徐志摩筆下的‘小資文化’。”王戰表示，江南文化從近代走向現代的過程中，通過與西方文化的碰撞所積澱下的精華，就在海派文化當中。然而，“海派文化是中西文化的交彙”并非簡單的一句話，其中有着不可估量的文化内涵。從400多年前徐光啟與利瑪窦翻譯《幾何原本》，開啟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的大門開始，今日再看海派文化的發展進程，王戰提出了三點建議。

首先，海派文化并非“崇洋文化”。事實上，西方思想啟蒙運動在前期，曾大量吸收中國的傳統思想和學術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國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他為研究中國問題積累了幾十箱資料，王戰建議，可以對這些資料展開進一步研究。此外，中國的科舉制度、當代文本制度均對西方思想啟蒙運動有重要影響。對于東學西漸，王戰則建議，徐彙區可以牽頭從土山灣開始研究，系統完整地梳理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

土山灣博物館

從西學東漸的角度來看，圍繞複旦大學創始人馬相伯，一批弟子跟随他辦學，而土山灣曾經是馬相伯長期居住、活動的區域。同時，土山灣文化還帶動了翻譯文化在上海的出現，直到20世紀初，在中國流傳的西方譯本90%以上都來自土山灣。後來，随着虹口日本僑民聚集區的興起，上海的翻譯中心逐漸向北轉移至虹口。除了籃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等體育項目，現代美術、油畫、水彩畫，音樂、交響樂、聲樂，芭蕾舞、出版印刷都是從上海引入中國，而其中大量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的交彙時刻，都發生在徐家彙土山灣，也應該進一步研究。

從紅色文化角度來看，随着土山灣帶動翻譯文化在上海崛起，紅色文化在上海有了發展的根基。“如果沒有前期大量關于現代社會思潮的書籍在土山灣翻譯和傳播，當時在上海的革命志士就無法具備一眼看到《共産黨宣言》的‘慧眼’。”王戰表示，從翻譯《共産黨宣言》，到中國共産黨在上海成立，由海派文化帶來的中西思想碰撞和交彙，影響了當時的革命者作出了最終的選擇。因此，紅色文化與海派文化之間這段淵源，需要上海的研究者承擔起深入研究的重任。

欄目主編：唐烨 文字編輯：舒抒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本文供圖：徐彙區政府

來源：作者：舒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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