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百年未變的高嶺苗鄉，如何才能改變貧窮與閉塞的生活，真正進入現代化的生活之中？

永勝村，位于雲南屏邊縣大山深處的一個苗族村寨，2000多人散落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中。10年前，這裡還過着原始而閉塞的農耕生活，進出無路，溝裡無水，人們在陡峭的坡地上刀耕火種，年收入不超過2000元。10年之間，這裡通過外出務工和種植經濟作物，踏上了擺脫貧困之路。

有人踏出群山，看見更廣闊的世界，也有人回歸故鄉，振興家園。對于他們來說，脫貧不僅僅甩掉了窮帽子，更是一次人生的改變，一次追逐現代化的負重爬坡之旅。

2020年7月5日，雲南紅河州屏邊縣永勝村。天邊剛剛露出微曦，小學校的起床音樂在山間響起，住校的孩子們一個個起床。

小學校外面的一個院子裡，54歲的永勝村黨總支書記楊國林細心地把一捆捆芭蕉葉切碎，再拌上玉米面，去喂自家的4頭牛。

楊國林家是一棟2層的磚房，屋頂吊腳，保留着苗族建築的風格，牆面和柱子上的紅磚裸露在外，有些已經磨損了。就在他家的旁邊，幾棟嶄新的小樓依次矗立，青瓦黃牆，巨大的落地窗上有傳統的木格，水泥鋼筋的房屋上，又搭建起苗式的吊腳樓。

“7年前，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現在，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忙過一陣兒之後，楊國林坐在院子裡，捧起水煙筒，一邊休息，一邊對記者說。他的妻子則在廚房裡做早飯，白米飯，地裡摘的新鮮蔬菜、一小塊臘肉、山上找來的菌子，組成了他們一家四口的早餐。

清晨，楊國林起來給牛切草。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詩意的村名卻被叫“豬屎村”

永勝村是一個純苗寨，全村下轄7個自然村，12個村民小組，99.7%的村民是苗族，村委會所在的自然村叫做“母租白”，100%都是苗族。

母租白村航拍圖。受訪者供圖

母租白是一個“彜語”譯名，意為“太陽最晚落山”的地方。百年前，這裡還是彜族聚居地，後來彜族村民遭難遷徙，楊國林他們的祖先便在這裡落腳，但原來的名字被保留了下來。

過去數十年中，這個大山中的苗寨似乎一直遺落在時代的洪流之外，村民們延續着傳統的農耕生活，在陡峭的山坡上種玉米，在河溝裡種稻子。山地貧瘠，莊稼的産量不足外面的一半，玉米豐産時，畝産不過300-400斤，年景不好，可能顆粒無收。數十年前，村裡每年有三成的村民，要靠政府發放的救濟糧度日。

楊國林就出生在母租白，他告訴記者，那時候，一家人住在土房中，一年到頭，糧食都很緊張，養一頭豬，過年殺了，賣幾個錢，就覺得是最“美好”的生活了。

村裡的環境更差，茅草屋、土坯房随意亂建，村裡的道路都是土路，再加上禽畜亂跑，到處都是糞便，一下雨，糞便和泥濘混合在一起，要穿長筒雨鞋才能出門。母租白——“太陽最晚落山”這個頗有詩意的名字，沒人會提起，人們更多用“豬屎村”來稱呼這個村子。

母租白村舊貌。受訪者供圖

2007年，楊國林走出大山，到州府蒙自的一家葡萄園打工，他是第一個走出母租白的村民，也是整個永勝村7個自然村裡最早外出務工的。

2010年，響應屏邊縣政府号召，發展本地農業産業，楊國林從葡萄園辭職，回到村裡，準備種植枇杷。“剛回來的時候，覺得不能适應了，不是村裡變好了，而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後，忽然發現，自己的村子怎麼會這麼差？”

最原始的“幸福感”

王廣平也是最早外出務工的那一批，他出生于永勝村的另一個自然村格咪底，結婚後分家獨立，他借遍了親戚，蓋起一棟磚房。房子蓋起來之後，他就和妻子外出打工，赴新疆種棉花。

“那時候，外出打工的人特别少。”王廣平說。世代居住在大山裡的村民，既不熟悉外界，也對外界的生活不感興趣。再加上大多數人文化水平很低，不會說普通話，也不會算賬，給人幹一年，連自己賺多少錢都算不清楚，也就不想出去了。

2014年，全國貧困戶建檔立卡，永勝村有貧困戶257戶1136人，占全村1986人的一半還多。但即便如此，人們也不願意外出務工，永勝村所在的新現鎮黨委書記楊富丞告訴記者，他到每一個村裡，做的第一件事是給村民開會，開會的唯一目的，就是告訴高山苗寨裡的村民們，外面的生活是怎樣的，山裡的村民們，又該過怎樣的生活。

村子航拍圖。受訪者供圖

“一直處在閉塞環境中的人們，不知道外面的生活是怎樣的，自己吃穿住行都成問題，但還覺得挺幸福。所以一定要幫助他們改變觀念，讓他們看到外面的世界，這才能讓他們有改變自己生活的動力，才能不滿足于這種最原始的‘幸福感’。”楊富丞說。

楊國林也有同樣的感受，村民們不願意出門，脫貧攻堅剛開始的時候，政府曾邀請企業到永勝村招工，結果被村民當成騙子，趕了出去。

打工種棉花建起的“棉花房”

不過，反複的思想工作，以及先行者的示範效應，終究起到了作用。“我是母租白第一個外出打工的，也是第一個蓋磚房的，2013年，我的房子蓋起來，是當時村裡最好的。一下子，很多人相信了，外面能賺到錢。”楊國林說。

王廣平和同去新疆打工種棉花的村民們，也在過年時帶着錢回家了，這也成為了村民參考的對象，“那幾年，永勝村外出打工的人多了起來。”楊國林說。

從楊國林蓋房子到現在，7年過去了，楊國林的磚房已經有些舊了，但村裡更多的新房子蓋了起來。和楊國林老式的磚房不同，新房子大多是明亮、鮮豔的新式小樓，就在楊國林的左右隔壁，他的兩個兄弟的小樓都是新蓋的，巨大的落地窗，把陽光引到室内，屋裡窗明幾淨，所有現代化的家具一應俱全。相比起來，楊國林昏暗的家裡，顯得有些陳舊了。

母租白村新顔。受訪者供圖

近幾年來，永勝村有兩波蓋房子的高峰，第一次是2014年，村主任熊國清告訴記者，2014年，雲南省紅河州啟動 “美麗家園”計劃，鼓勵村民改造舊居，最高的政府可以補助3萬元。但實際上，3萬元不足以蓋起房子，更不可能蓋起小樓。“其實政府補助主要是撬動作用，那時候，村民們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也開始有錢了，但剛剛有錢，很多人都攢着，沒想過要改造、重建原來的危房、土房。政府補助恰好讓他們有了一個契機，自己掏出打工賺來的錢，加上政府補助，就把房子蓋起來了。”熊國清說。

永勝村最初的務工者，大多在新疆種棉花，這是一份收入有保障且不需要多少專業技能的工作，所以頗受歡迎。種棉花賺了錢，回家蓋起來房子，這些房子就被村民們叫做“棉花房”。“村裡一多半的房子，都是棉花房”，熊國清說。

“不認得”盒子裡的兒子

7月7日下午，楊國林到77歲的王英蘭家，告訴她，過兩天有鄉鎮的演出團到村裡演出，如果想看，可以帶着孫子一起到村委會院子裡看。

這是一個破碎的家庭，也是一個有特殊困難的家庭。王英蘭家原本有7口人，她，兒子兒媳，4個孫子。王英蘭的兒子早年外出務工，2018年，兒子在工作的地方意外昏倒，随即去世。王英蘭已經年老，4個孫子還小，隻有兒媳婦楊美芬一個勞動力。

77歲的王英蘭獨自在家照顧孫子。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兒子的去世，不僅意味着家裡唯一賺錢的勞動力沒了，更重要的是，家裡所有人都要承受失去親人的痛苦。

“走的是活着的兒子，回來的隻有一個盒子。”坐在小闆凳上，王英蘭反複重複着同一句話，“不認得”。

旁邊的楊國林向記者解釋，王英蘭的意思是，回來的骨灰盒，她不認得那是她兒子。

2018年，全國農村危房改造政策推行，王英蘭家的房子符合危房标準，政府補貼3萬元，為她家蓋了一棟新房子，挂包永勝村的屏邊縣政協幹部，則出資為他們購買了家具，同時動員兒媳婦楊美芬外出務工。

兒子出去打工了，老人背着剛出生不久的孫子下地幹活。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最開始，王英蘭不同意兒媳婦外出打工，楊美芬自己也不願意。”楊國林說，村幹部們反複做了很多次工作，才說動這一家人。“其實可以理解，家裡就一個勞動力，剩下的老人小孩，楊美芬自己也不放心，但我們告訴他們，家裡的事情有人管，兩個大一點兒的孩子都住校，老人主要管兩個小的吃飯問題，其他都有人幫忙解決，這才說動他們。”

如今，王英蘭已經改變了想法，不再提之前反對兒媳打工的觀點，“不出去找錢，怎麼生活呢”。問起家裡的收入，她也隻是說“不認得”，她不識數，不知道收入多少，但知道兒媳會定期寄錢來。

“半邊樓”留在村裡

王廣平也在打工中失去了孩子，2014年，他們夫妻帶着剛出生不久的老二去新疆打工，1年之後回到村裡，孩子就得了麻疹。那年過年，他們把縣裡、州裡的醫院跑了一遍，賺的錢全都搭進去了，但孩子還是沒留住。

孩子沒了，生活還得繼續。隻是第二年，他們不再去新疆了，轉到江蘇，進了一家紡織廠做工。

更多的打工者，把老人和孩子留在村裡，甚至把蓋了一半的樓也留在了村裡，重新出去“找錢”，等賺到了錢，接着蓋。

村裡蓋到一半的樓。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幹溝自然村的李美英家，就在村裡主幹道的下面。74歲的李美英剛剛吃過了午飯，走出家門口，打算去村裡走走。她身後的二層小樓，隻有第一層是蓋好的，門窗家具俱全，李美英就住在裡面。第二層則隻有一個框架，窗戶、屋頂都沒有蓋好。

“蓋到一半沒錢了，孩子們出去打工找錢去了，找了錢接着蓋”，和村裡的其他人一樣，李美英也把賺錢說成“找錢”。

李美英有4個兒子，她住的房子是老四的，老三的房子和老四挨着，也是新的，但隻有一層，“老三還沒結婚，所以一層也夠了，等結婚了再說”。

在永勝村7個自然村裡，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村裡甚至到處都能看到蓋到一半的房子，“一般第一層都是政策補助蓋起來的，後來村民們賺到了錢，自己加蓋。有的蓋到一半沒錢了，就出去打工賺錢，賺到錢再回來接着蓋。”村主任熊國清介紹。

房子蓋到一半錢不夠了。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衛星圖”上有家家戶戶

7月6日下午2點，家裡人都下地了，楊國林一個人走到村委會。

村委會的會議室裡，已經坐了7個人，包括村主任熊國清，村監委會主任李富林，駐村第一書記宋國偉，以及4位來自縣鄉各單位的駐村工作隊隊員。

村委會會議室裡，村幹部和年輕的駐村工作隊，開了一個簡短的會議。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駐村工作隊是屏邊縣在脫貧攻堅中幫扶貧困村的人才措施之一，全縣每一個行政村都有一個工作隊，一般貧困村3個人，像永勝村這樣的深度貧困村則是5個人。他們負責所駐村的貧困情況調查、政策解釋、政策宣傳、政策落實等一系列具體的工作。

上午的時候，5位工作隊員在鎮裡聽了一次例行的扶貧工作講座。下午2點的會，宋國偉簡單地傳達了上午的講座内容，并分派工作隊下午的工作。

10分鐘左右的會，總共兩個人發言，從縣紀委監委參加駐村工作的宋國偉，發言簡短但正式，村黨總支書記楊國林則顯得幹脆，還有一些農民的直率和随意。

會開完，幾個人分了三組，下午的工作是檢查各村各戶的人居環境，并給每一戶評分。分數進行累計之後，每個月都可以到村裡的愛心超市兌換各種生活用品。

來自屏邊縣自然資源局的工作隊員任建瑤和村主任熊國清一組，去幹溝村檢查。幹溝村在母租白的東南方，騎摩托車差不多要走20分鐘左右，然後對每家每戶進行檢查、評分。

任建瑤的手裡，有一張幹溝村的衛星地圖，地圖上手工标注了每一棟房子的戶主名字。

駐村隊員在衛星地圖上做的标注。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任建瑤告訴記者，這樣的地圖，每個自然村都有一張，都是工作隊員們在一家一戶的調查中一點點記錄的。

駐村隊員在衛星圖上标注每一家的位置。受訪者供圖

同樣來自縣自然資源局的工作隊員張春梅，正打算把這些圖制作成電子版，一方面可以提供給其他村幹部使用，另一方面還可以在人口普查時作為參照。

種玉米還是種枇杷

外出務工給閉塞而貧窮的苗寨村民們，帶來了新的生活。然而，年輕人常年外出務工，本身也造成了許多的新問題。

清晨，早起玩耍的孩子們。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駐村工作隊幫助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們做了很多事情，但更多的問題，仍然難以解決。如王英蘭，盡管有駐村幹部、駐村工作隊、縣鄉挂包單位幹部的幫助，但兒媳婦外出打工，撫養孫子們的工作，大部分仍要靠她完成。這對一位77歲且多病的老人來說，負擔仍然極重。

“鄉村的振興，得有鄉村自身的動力，外出務工确實能夠幫助貧困家庭快速脫貧，但也會帶來勞力流失、婦孺留守等問題。所以，必須要有自己的産業才能讓村子有持續發展的可能。”新現鎮黨委副書記黃濤說。

一位村民經過村委會前的标語牆。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然而，屏邊縣山高溝深，生存環境惡劣，長期以來，也沒有足夠規模的産業，如何在大山裡發展起自己的産業？事實上，過去許多年裡，包括在扶貧脫貧的工作中，屏邊縣也曾嘗試過很多産業，但多數不算成功。于是，在2010年左右，屏邊縣開始從自身的傳統産業——農業出發，尋找發展的契機。

新現鎮黨委書記楊富丞告訴記者，2014年以來，屏邊縣重點推動枇杷、荔枝、猕猴桃等幾種特色水果種植，新現鎮地處高海拔區域，适合枇杷種植，而永勝村是枇杷産業發展較快的村子。

楊國林還很清楚地記得，當初推行枇杷種植的困難。村民們不願意，矛盾一度難以解開，甚至在村民大會上發生了争執，“當時政府出資買苗，政府幫忙種植，一直到3年挂果，再還給農民自己管理經營，也就是說，村民什麼也不用管，等3年收獲就可以了，即便如此，一開始也沒什麼人願意種”。

王廣平就是不願意種的村民之一，他們一家常年在外打工，并不看好枇杷種植的效益，也沒時間打理。更多人擔心枇杷種植會影響種玉米。種玉米收獲不多，但當年就有，種枇杷3年沒收益，3年後怎樣還不知道，所以大部分村民不同意。

楊國林說，當時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王廣平，他是村民小組的組長，動員他起帶頭作用，而且也不用自己投入，3年後看成效。再比如擔心不能種玉米的農戶，就會告訴他，枇杷樹剛栽的時候要遮陰，完全可以套種玉米，不影響，無非就是少種幾棵玉米的事情，等到結果了，也就有收益了，就不用套種了。

縣裡技術員開起“田間課”

王廣平最終種了12畝枇杷，2019年第一次挂果，到2020年，12畝枇杷賣了8萬多元。村裡種的最多的，可以賣到10多萬，少的也有四五萬。永勝村的枇杷産業正在逐漸成型，更多的人開始主動擴大種植。“現在有200多戶種植枇杷的。”楊國林說。

王廣平如今已經不外出打工了，而是留在家裡種植枇杷。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村裡的産業在發展，但村民們的素質仍待提升，楊國林告訴記者，挂果之後，政府把枇杷地交還給村民管理，但很多人缺乏技術，也缺乏管理的意識，“怎麼剪枝，怎麼疏果，都要學，但一開始，學的人少，有的人幹脆就扔在那裡不管，長成什麼樣算什麼樣，因為以前的玉米也是這麼種的，撒了種子，就不用怎麼管了”。

從完全靠天吃飯的玉米種植，到需要精細管理的果樹種植，村民們需要學習的東西還有很多。挂包永勝村的縣政協每年都會邀請農業技術人員，到永勝村的各個枇杷地裡進行現場教學，教村民們如何在果樹生長的每一個環節進行更好的管理。

7月9日，新一次的培訓在格咪底村的枇杷地裡進行，培訓的老師是縣林業局的技術員，永勝村各個自然村幾十村民走到地裡，跟老師學習怎樣剪枝塑形。

縣裡來的技術員，在枇杷地裡指導村民枇杷管理技術。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樹的中心要剪開，透光透氣，在合适的地方讓側枝生長，還要給側枝塑形，讓它們分布得更合理……”

培訓老師就着地裡的枇杷樹，告訴村民們如何管理，順便糾正以前管理的錯誤之處，有人鑽到樹底下聽，有人不斷地提出問題，跟着父母一起來的孩子們，則在山坡上撒歡兒。

能在家門口賺錢誰願意背井離鄉

一個多小時的講解結束，老師被一位村民拉到自家地裡請教，還有人站在路邊等待，老師的時間隻有半天，但工作還很多。

聽課的大部分都是年輕人，王樹元是其中一位，他騎着摩托車，帶着4歲的小女兒一起，老師被拉到别人地裡了，他坐在摩托車上等。

王樹元帶着4歲的女兒一起聽課，他的枇杷今年賣了5萬多，不打算出去打工了。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王樹元告訴記者，她和妻子原本也都在外地打工，但今年枇杷賣得不錯，賣了5萬多，妻子仍舊出去打工了，他就留在家裡，一方面管理枇杷地，一方面也照顧孩子。

在永勝村，像王樹元這樣留下的，還有不少。楊國林告訴記者，永勝村目前一共有5000多畝枇杷，其中2000多畝挂果了，這些挂果的枇杷，都需要有人精心管理，不能再放養了，更重要的是，枇杷的收益，讓外出務工的年輕人看到了在家裡賺錢的可能，“能在家門口賺錢，誰願意背井離鄉呢”。

王廣平夫妻倆也都留在了家裡，打工七八年，雖然收入不錯，但孩子們受罪太多，枇杷收益不錯，他們覺得，還是留在家裡更好一點兒。

“種水果和種玉米不一樣，随時随地都有活兒。”在王廣平的枇杷地裡，他指着一簇新發的枝條說，“這種新條，要随時剪掉，讓營養保留下來，果子才能長得更好。而且枇杷成熟的時間很長，從11月份到第二年2、3月，一直都在成熟，賣的時間也很長，離不開人”。

近幾年來，每年都有州、縣裡來的技術員給農民培訓。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2019年底到2020年初的這一茬枇杷，價格不錯，最高的可以賣到20多元每公斤，王樹元告訴記者，枇杷成熟的時候，山上的砂石路上，停了一溜大車，都是來收枇杷的。

“現在就是路還不好走，收枇杷的車進出比較麻煩，而且山坡上的田間路也不多，成熟的枇杷大部分還要靠人背馬馱才能運到路邊。”王樹元說。

王廣平的枇杷地邊上，已經新修了一條環山的田間路，這讓他的勞動量減少了很多，但仍舊不能達到地頭，“現在政府在不斷地修路，未來會更方便吧”。

摔死騾馬的坡地制約了産業發展

楊國林沒有去聽田間課，他和家人一起去了自家的猕猴桃地裡鋤草。他種枇杷不多，但種了30多畝猕猴桃，地就在格咪底村另一邊的山坡上。

種果樹10年，楊國林自己也成了專家，經常有外村的人來請他去指導。不過，他也面臨着和王廣平他們一樣的困難——生産道路不足。“大部分耕地都是坡地，有些地坡度很陡，以前全靠人力和畜力，過去常有騾馬從山坡上滾下來摔死，所以路特别重要。”楊國林說。

7月9日一早，吃完早飯，喂完牛，楊國林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先去地裡了，楊國林去了一趟村委會，然後才一個人走去地裡。

走在村委會門前，楊國林沒有想過，十年中他的村莊會有這麼大的變化。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從村委會到楊國林的猕猴桃地裡，要走20分鐘左右的砂石路，然後還要經過一條600多米的下坡土路，這條土路原本并不存在。2017年初，楊國林承包了山坡上的30多畝地，準備種猕猴桃時，才自己出資請人修的這條路，花了3萬。這條路修成後，不僅楊國林家可以用，沿途的15家200多畝地也都方便種植了。

楊國林告訴記者，包括樹苗、供猕猴桃攀援的鐵絲網、修路等，他一次性投入了30萬元，“材料成本不算高，人工太高了，在平地上，幹一天活100塊，在山地上就得翻一番。”

2019年，楊國林的猕猴桃已經有了收益，賣了15萬左右，2020年可能會差一點兒，“主要是天時問題，先是霜凍，後來又有冰雹，坐果不多，估計能賣五六萬。”他說。

其實，楊國林想過要做設施農業，但在陡坡上蓋溫室大棚，成本太高了，而且道路沒通，即便想投入，也還缺乏條件。

“當前，交通為主的基礎設施仍存在不足，尤其是自然村之間的道路、田間道路，我們的規劃中，也在不斷地加強這方面的建設。”新現鎮黨委書記楊富丞說。

從5輛摩托車到20輛小汽車

實際上，相比10年前，村裡的道路已經完全改觀，楊國林告訴記者，這些年，各自然村裡的路面硬化、自然村之間的砂石路鋪設幾乎都已經完成，田間道路也增加了不少。

“最直觀的結果，就是村裡的車多了，沒有修路之前，全村的摩托車一共也就5輛左右。2014年到2016年，是摩托車增加最快的時候，幾乎家家都有摩托車。2018年到2019年，則是小汽車增加最快的時候，現在全村差不多有20輛小汽車。現在汽車還到不了地頭，但摩托車完全可以了”。

永勝村最遠的一個自然村，叫岩羊沖，這個村一共12戶人家，因為地處山體滑坡區域，已經全村搬遷到鎮上。

新樓蓋成後，這扇門是老房子裡唯一搬過來的東西。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48歲的楊保生，就是搬遷戶之一。楊保生以前在州府蒙自打工，收入可供一家人生活，但搬進新家後，楊保生的妻子因病去世了，家裡留下父女三人，兩個女兒平時住校，周末回家。楊保生要照顧兩個孩子，不能外出打工了，就在鎮上打點兒零工，兼顧着原來村裡的地。安置點有就業幫扶的人員，他們可以幫助像楊保生這樣的搬遷戶，就近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7月7日中午，記者在新現鎮安置點的一棟居民樓中，見到了楊保生。楊保生的新家，是一個三居室，兩個卧室住人，一個卧室當儲物間，客廳向陽，很寬敞。記者注意到，屋裡的各個窗戶都有嶄新的窗簾，唯有客廳的落地窗沒有窗簾，楊保生告訴記者，是他故意沒裝的，“這樣亮堂，暢快”。

新居的客廳沒有窗簾，楊保生說這樣亮堂。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下午兩點多，楊保生鎖上門，騎摩托車，從鎮裡出來，回岩羊沖。

他的地裡種了枇杷、生姜、玉米等，他要去給生姜鋤草。

騎摩托半個多小時，楊保生回到老房子邊上的地裡，地裡還種着生姜。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從鄉間公路轉到山路，大約半個小時左右，楊保生就到了岩羊沖的老房子，老房子大部分都拆了，留了一小間當做工具間，也可以休息。房子是以前的土坯房，窗戶很小，屋裡一片昏暗，即便是中午，也要開燈才能看得見。

花草掩映中的苗嶺村莊

新現鎮的安置點，樓房也是苗族風格，吊腳樓、米黃牆、木格窗。永勝村沒有搬遷的其他6個自然村，新蓋的房子也都多少保留着苗寨的風格。

天色剛亮，村民們便開始下地幹活了。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相對于城鎮裡的居民區，村裡的自然環境更好。硬化的水泥路邊上，紮着竹籬笆，路邊的花壇裡，民居的房前屋後，長着各種各樣的花草樹木——高大的椿樹；小葉的樟樹；結着紅色果實的構樹；攀援的百香果垂下長長的枝條，上面綠色的百香果剛剛泛白，還沒有完全成熟；藍花草的花正在盛開，藍紫色的花朵迎風搖曳；本地的香脆李已經開始轉黃了，再有10來天就可以吃了；還有随處可見的兩面針；以及和兩面針長得很像的刺天茄；偶爾才能看到一株的名貴中藥材重樓……

“我們這裡村莊綠化，除了少部分是外來物種之外，絕大部分都是本地常見的草木，還有很多經濟作物，比如香脆李、枇杷等，政府鼓勵村民在房前屋後栽樹，還有一定的補助，一方面綠化村莊，一方面也能給村民帶來一定的經濟收入。”新現鎮黨委書記楊富丞說。

村裡的道路衛生每一段都有具體的人負責。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正在蓋房子的楊祖德的院子裡，養了100多棵重樓，種在10多個大大小小的花盆裡，大的有10多棵，小的三五棵，這些重樓他養了2年多了，去年他帶到集市上賣了一小盆，700塊錢。剩下的，他想再養養，“重樓用的是根莖，長得越大越值錢”。

母租白村裡的晚會

7月10日傍晚，山裡下起了細雨。位于母租白的永勝村委會院子裡，幾個工作人員正在雨中安裝音響、布置舞台，一塊巨大的幕布挂起來，但因為風大，又撤了下來。

這是新現鎮文藝演出隊“送戲下鄉”的活動，演出的演員都是來自各村文藝隊的群衆，永勝村也有10多個人參加。

因為下雨，演出拖延了一段時間，等待的過程中，楊國林又看了一下村裡人均收入的數據，10年前，母租白村人均年收入1600多元，10年後的今天，已經達到了6000元，超出了脫貧的标準。

雨停了，村民們帶着小闆凳來到院子裡，坐在村委會的樓前，等着演出開始。

王英蘭穿着一身紅色的苗族服裝，坐在最前面一排，兩個小孫子就在旁邊，看演出的時候，她的臉上沒那麼嚴肅了，笑容多了一點兒，楊國林過來和她打招呼，她笑着回應了一句。

晚會開始後，王英蘭帶着兩個孫子來看演出。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王廣平坐在人群裡，不仔細找，很難發現他。幾年前，他在這個院子裡曾經反對過，猶豫過，也矛盾過，最終同意種了枇杷。如今，他覺得自己選對了。

晚上7點多，演出正式開始了，這個時間，正好是母租白日落的時候，隻是陰天看不見太陽在群山間落盡的景色。

燈光亮起，好戲開鑼。演員們輪番登場，有講述脫貧故事的，有關于疫情防控的，也有描繪苗鄉風情的，永勝村的文藝隊演了三個節目，有苗族舞蹈，也有苗族蘆笙表演。

背着孩子看演出的村民。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

最後上場的是楊國林，他不會跳舞，但在場上手舞足蹈，大段的方言夾雜着苗語，似乎在感歎永勝村巨大的變化。他也不怎麼會唱歌，但突然唱幾句，村民們則會報以一陣笑聲。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李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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