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的百科全書手抄本?作者：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汪湧豪，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中世紀的百科全書手抄本?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中世紀的百科全書手抄本

作者：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汪湧豪

譜錄特指古人以所輯人事類别或系統編成的圖籍。依《釋名》的解釋，譜即“布”也，“布列見其事也”；又即“緒”也，“主叙人世類相繼如統緒也”；又或如《廣雅》所說，意同“牒”，古時“記系谥之書，以牒為之”，故有所謂“譜牒”、“家牒”；或如《文心雕龍·書記》篇所說，意同“普”，指“注序世統，事資周譜”，東漢鄭玄之譜《毛詩》，即取此義。古人注重家族世系，故譜出現得早，若再及河出圖、洛出書的傳說，則圖譜之書出現得就更早了，隻是到漢代，“圖”為“書”所取代。故司馬遷以世系、譜諜為撰史框架，《史記·三代世表》才有“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之說。據《梁書·劉杳傳》引桓譚《新論》語，“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譜”。以此而推，可知譜之名應起于周代。

又據《漢書·藝文志》，其時秘府所藏，已有《帝王諸侯世譜》等書。《隋書·經籍志》于史部下，更設 “譜系”一類，所記先唐經解中，也多譜體，可見其淵源有自，由來已久。魏晉後，記物類譜書大興，有的更附圖和詩文。然至唐時，有将其列入子部“小說”類或“藝術”類的，進而凡雜書之無可系屬者，皆被視為譜。直到宋人尤袤《遂初堂書目》創“譜錄”一門，于是别類殊名，鹹歸統攝。至于說到“錄”，依《廣雅》所說，指“記之具”，即記載言行事物的冊籍；用作動詞，又作記錄、記載講，并兼有次第、次序之意，是進一步點明了這類書依一定門類、次序收載所輯人事的性質。清修《四庫全書總目》，因尤袤之創，專設“子部·譜錄類”，并于其下析出“器物之屬”、“食譜之屬”和“草木鳥獸蟲魚”三小類。至此，譜錄這類古籍才有了文獻學意義上的明确安頓。

尤袤《遂初堂書目》能專設“譜錄”一門，是與宋代譜錄繁興有關的。該書目所收譜錄，出于宋人之手的就占了62種。《四庫全書》收55部，宋代也占了37部，且除《宣和博古圖錄》為官修，其餘均屬私家著述。當然，實際數量遠不止于此，大概有百種之多。再進一步看這些著作的詳情，多為作者入仕後尤其晚年退官閑居時所作。它們或器物，或飲馔，或草木禽魚，總體面貌上無不具有篇幅小而指涉廣的特點，五千字以内的有22部，像《菌譜》《酒譜》更不足千字。雖地著而能連類，不僅增人聞見，其引書多而翔實，又足資輯佚考訂，小而至于成為各類物事的小型類書，大而至于可考一朝之政治，諸如由茶、花可知宋代貢賦制度已廣為人道，由香事而識其時與新羅、日本、琉球和大食的貿易情況及榷場制度，也是作用之一。蓋雖說兩漢時人們已知好香，但所談論品議，不過蘭蕙椒桂而已。迨晉武帝時，始有異香從外國貢入。宋時更與馬匹、犀象一起成為互市的重點，朝廷在南方設市舶司管理，故元人撰《宋史》，才稱 “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市焉。”鄭樵《通志》嘗說：“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力于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宋人之撰譜錄，因此或正有向“古之學者”緻敬的意思。這造成了其人治學，誠如陳垣《通鑒胡注表微》所說，掩有“考證貴能疑，疑而後能緻其思，思而後能得其理”之長，而不見瑣碎。故今次《宋元譜錄叢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将其集中推出，并下延及元代，可謂阙功甚偉。

翻覽此洋洋大編，深感宋人于學用心之細，用力之勤，而其閑情遠緻，尤令人敬佩和神往。記得以前讀王質借鑒楚辭體與民歌體式所寫成的那些詠物詩，及其《紹陶錄》用以類相從的方法，分類編排過程中所展示出的“品物書寫”的自覺意識,真有非常特别的感會。察王質所作《山友辭》《水友辭》及諸《續辭》《餘辭》和《别辭》，品物雖小而寓意廣大，其有益于增廣見聞，涵養德性，誠如他所說，“雖無補于世，亦豈無益于己也”。說到王質，一生仕途坎坷，在朝為官時間很短，經年輾轉幕府，漂泊異鄉，晚年以隐居為事，不僅著有《正法世譜》，又為隐者作《辍耕子世系譜》，其之所以友山侶水，并樂此不疲，正如他所說，在由“觀物性”而“導人心”，“寓意于彼，而适意于此”。在《雲韬堂楚辭後序》中，他又稱“餘之本趣，資物态以陶己靈而已，會情于耳目者多，索妙于簡策者少”。足見其坐諷一篇，周知萬品，借題托比，觸目起興，不僅在美刺法成，繼軌風人，更要在識物知類，修身養性。

這就讓人聯想到那個時代，為什麼積貧積弱的衰世，偏能涵養人靜氣，造成這麼專精的學問乃至精粹的文明？為人提及最多的，首先自然是國家意志的設定。有感于唐末五代的戰亂，宋朝在開國之初即定下重文抑武的國策，《太祖誓碑》并有“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之誓約。由此傳統注意養士，給予進身，唐一次取士不過二三十人，宋則二三百，最多一次達五六千，以緻唐進士不過三千人，宋竟達十萬，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又傾力任用文人，以至錢谷之司、天下轉運使及邊防大臣，均有文人出任者，乃至“冗官”與“冗兵”、“冗費”一起并稱“三冗”，給朝廷施政和國家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其時，朝廷又重視勸學興學，不僅官辦學校多，官家賜書、賜匾、賜學田之事常有，書院也大興，私人講學蔚成風氣。加以商品經濟發展導緻印刷出版業發達，官刻、坊刻和私刻構成的公私刻書業都很興盛，内容上農桑醫算各類具有，經史子集四部皆備。不僅皇家秘閣和州縣學校藏書甚豐，即士庶之家亦各有之，動辄萬卷，不在少數。這就使書籍變得普通而易得，從來耳受之艱與手抄之苦得以掃除，使“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成為社會共識，“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成為處處可見的俗世風景。論者有所謂中國古代社會至此由武人國家變為财政國家，馬背國家變成書齋國家雲雲，雖不中，亦不遠矣。

也因此，六經的講習之外，時人關注的重點，所期待投放的主觀意趣，刻刻與各種文學藝術相颉颃，甚至與鳥獸草木相糾纏。如北宋初年，宋祁以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知益州，就熱衷考察當地珍木、怪草與鳥、魚、芋、稻之屬，因東陽沈立所錄劍南方物28種而補其阙，按名索實，列圖出之，又各系以贊，附注其形狀于題下，寫出了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生物學專著《益都方物略記》。按，宋以前動植物類譜錄不過10餘種，至此增廣和拓展到50種之多，且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蓋因宋時經濟中心的南移，朝廷又推行“通商惠工”的政策，加上主客戶制的确立，租佃制的發展，“不抑兼并”導緻的土地關系的松動，以及坊街制的被打破造成的商業、娛樂業的發展、海外貿易的擴大，使得諸如花卉、果品的交易量大大增加。一時四司六局之中皆有插花之人，徽宗性好花鳥，一衆官員每尚簪花，緻花事大興，人有試植新品，每出價不下數十金者。徽宗又作《大觀茶論》，造成茶事等在其時達到鼎盛，不僅有專門的“茶戶”、“糖霜戶”和“香戶”，還有“墨戶”、“硯戶”和“蟹戶”，等等。有的世代相傳，技不外傳，如所謂“門園子”，專司花卉樹木的嫁接技術。總之，因為有特殊需求，培育了特殊市場，并造就了特殊人才，最終催生了特殊的譜錄類專書，并内容涵蓋農學與畜牧，如傅肱著有《蟹譜》，曾安止著有《禾譜》，韓彥直著有《橘錄》等。前及鄭樵在《通志·昆蟲草木略》序中，稱自己“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祭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這裡“飛潛動植”四字，正包舉涵蓋了諸多題材。

或以為，宋人究心于此了書的結撰，乃至及于稻、茶、酒、藥，與其時課考設“農桑墾殖”這類标準有關，不可盡将其視作時人打發閑暇的雅癖，所言固然不錯，但此外尤須看到，一個時代特殊的思想—文化之于其人純粹知識興趣的形成，确實有着更深刻的影響。

宋代處在以盛唐為标志的古代社會鼎盛期的結尾，因國力的貧弱，内憂外患的侵擾，造成士人對社會動蕩大抵都有深切的體驗，由此情感和思緻變得深沉内斂，向外拓展的能力與意願不同程度都有所降低，而朝政難為與黨争不斷帶給人的紛擾，也使得仕途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凡此種種，都促成了“吏隐文化”的發育，一個更專注于内省思考的時代終于到來。正如葉炜《煮藥漫鈔》所謂“少年愛绮麗，壯年愛豪放，中年愛簡煉，老年愛淡遠”，處于老年階段的宋人的外在行為和活動範圍因此一定程度有所減少和縮小，專注于學問研讨與知識追求，卻成為其有以安身立命的常态。前及王質序《紹陶錄》，就曾稱“好事功者，事功起而本身沉；好名義者，名義著而真心隐”，此足證較之建功立業名垂後世，他們更在意的是精神的豐裕和内心的充實。

而這種對“本身”與“真心”的搜讨，又與其人受理學、心學影響，深研物理，專取主靜有關。就前者，如唐人好别業，宋人好園林。皇家、私家、寺廟、陵寝園林之外，尤好自家營造或研究、賞會此營造。說起文人别業，始于漢而盛于唐，成熟卻在宋。據李格非《洛陽名園記》可知南渡後，僅杭州一處就不下40家。論其規模或較唐人為小，但精緻大有過之。蓋由李誡《營造法式》、喻皓《木經》之著，可知其技藝之高超。又據《邵氏聞見錄》記載，其時有的私家園林是對外開放的，允許甚至主動吸引人入園欣賞。這帶動了園藝業的發展，以緻出現了專司選石的“山匠”及“園戶”、“花戶”等。賞花、簪花、花馔、畫花與花卉貿易，構成一完整的産業鍊。又，唐人普遍喜好牡丹，他們則更好梅花，雖“十友”“三十客”之目在在多有，但于梅花情有獨鐘，為其“更無花态度，全是雪精神”（辛棄疾《臨江仙·探梅》），或如清人鄒弢《三借廬筆談》所說，“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韻，松令人逸”。故範成大有《範村梅譜》，黃大輿編《梅苑》，起于唐而至于南宋初，共得詞十卷四百首。《全宋詞》所及植物意象中，梅出現的次數也最多，達2953次。理宗時，張道洽好作梅詩，一人竟達300多首。東坡曾批評王曼卿不懂“梅格”，其《定風波·紅梅》詞有“偶作小紅桃杏色，閑雅，尚餘孤瘦雪霜枝”之句，相關詞作也有50多首。乃至有劉克莊作《落梅》詩，因“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之句，而被控為讪謗當朝，坐牢十年的，所謂“幸然不識桃與柳，卻被梅花誤十年”。上博藏《宋人寫梅花詩意圖卷》共八段，第四段起，因此也全都出自宋人。

就後者，與前及重六經講習，好“察于人倫”的同時，理學家又好講“明于庶物”（《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重“涵養須用敬”同時，又好講“進學則在緻知”（《程氏遺書》卷十八），故主張“以物為友”，每每極言“物，吾與也”，“一草一木皆有理，須察”，并常常“因閑觀時，因靜觀物”，以“萬物靜觀皆自得”自期自矜。如果說唐人每每為物所感，不免情以物遷，他們則覺得天下百事，宇内萬物，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士人的心理在普遍内傾的同時，主體性因此得以大大增強。這種主體性既表現在能置物遠、置心靜和置語淡上，也表現在曾燠《爾雅圖重刊影宋本叙》所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遇物能明，可為大夫”的自負上。由此喜歡辨析細微，專注格物窮理。說起這種格物窮理，乃至藉此寄托微意或寄情方外的追求，正是宋學語境下士大夫心理趨于内傾、思考能力趨于深化的标志。

這裡說到譜錄類書，從某種意義上其實上近于西人所說的博物學，它在中國發源于《詩經》《爾雅》，故《左傳·昭公元年》中已有“博物君子”的說法，但在古代并未成為正式的學問，卻成了宋人标志性的知識追求，進而成為彌漫一個時代的文化風尚。衆多博雅君子，錦心繡口，宋初盧多遜以百二十首詩記錄曆代典章制度和山川地理，吳淑以百首賦論百種事物，人稱“百篇科”。他們既即辭求事，複即事求意，進而賦詩托物，書畫寄興。故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論古今優劣》要岸然自命，稱“若論佛道人物仕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林石、花鳥、禽魚，則古不及近”。後世翁方綱《石州詩話》則由衷地承認，“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人而益加細密，蓋抉刻入理，實非唐人所能囿也”。确實，觀其坐諷一篇，能周知萬品，又借題托比，觸目起興，常能于美刺法成、繼軌風人之外，體現出過人的智慧和隽永的修養，雖千載之下，仍使人感佩無已。

由此想到史堯弼《策問》所謂“惟吾宋二百餘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和陸遊《呂居仁集序》所謂“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誠非自誇。明人徐有貞《重建文正書院記》說:“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晚清嚴複《嚴幾道與熊純如書劄節鈔》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曆史，最宜究心。中國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将其貢獻與影響說得至為清楚。當然，人們更熟悉的是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所謂“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所謂“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還有錢穆《理學與藝術》所謂“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譜錄的發達，正是其顯而至顯的表征。

對此，湯因比是用“願意生活在中國的宋朝”來表達對這個朝代的肯定，謝和耐則更具體地指出它比先秦更善感浪漫，更有好奇心，那時的人視野闊大，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又謙虛好禮，富有幽默感，且最重視交談藝術，所以“成了中華文明所曾經産生出的最精緻最有教養的人格類型”。他的這個觀察應該不排斥、甚至包括譜錄一類的著作的吧。（汪湧豪）

來源： 文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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