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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洞明人情練達

生活 更新时间:2024-07-23 13:12:19

世事洞明人情練達?(視頻制作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付筱菁 易舜 成都市紀委監委),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世事洞明人情練達?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世事洞明人情練達(青史斑斑學規萬千言)1

世事洞明人情練達

(視頻制作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付筱菁 易舜 成都市紀委監委)

學規是中國古代一類重要的教育文獻,它既是對學生的要求,又是師者讀書修身的總結,在學規中,我們能聽到師者的諄諄教誨,感受到師者的良苦用心。

朱熹為白鹿洞書院制定的學規,影響及于東亞漢字文化圈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鄉有鄉約,我們經常能夠在成文的規章制度中感受到中國人的秩序感。古往今來,中國人對教育的重視從來未變,為了确保學校能夠完成培養人才的使命,古代教育家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項就是制定學規。

留存至今的古代學規數量繁多,有的言簡意赅,有的長篇大論,我們完全可以将學規當成師者寫給學生的一封家書,師者在學規中傳授修身的經驗、讀書的體會、治學的門徑,諄諄教誨的背後,是希望學生成才成賢的良苦用心。

中國古代學規中,影響力最大的一件是《白鹿洞書院揭示》,它不僅為白鹿洞書院立下規矩,也為中國古代書院立下規矩,它還遠播域外,在東亞漢字文化圈中得到廣泛接受。這份學規的作者是南宋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朱熹及其理學的傳播,促進了學規的傳播。

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底,朱熹赴任南康軍,軍是當時的一級行政單位,多設在軍事要地。朱熹知南康軍的第二年,即淳熙六年(1179年),在視察農田水利時,不經意尋訪到白鹿洞書院廢址。朱熹顯然相當熟悉白鹿洞書院的曆史:這裡是唐代李渤隐居讀書之地,他養了一隻白鹿自娛,故有此名,南唐設廬山國學于此,北宋初期列為四大書院,曾獲朝廷頒賜圖書,而後在北宋中期毀于兵燹。站在書院廢址前,朱熹決心恢複書院。

朱熹為複興白鹿洞書院前後奔走,置辦學産、起建學舍、收集圖書、招收學生、延聘名師、親自講學,他還為白鹿洞書院制定了一份簡明扼要的學規。這份學規是在淳熙七年(1180年)書院重建初成時制定的,分為五個部分: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

五教之目揭示學者學習的目的,在于能“明人倫”,儒家将五種最基本的人際關系及對應的道德規範稱為“五教”或“五倫”。這是古人普遍持有的觀點,孟子在回答滕文公如何治國時,就提到夏商周三代設立學校,不管名稱怎麼變,“皆所以明人倫也”。後于朱熹的元代教育家許衡亦說“古之教者必以明倫而教,而學者必以明倫而學。”

那麼該如何學呢?朱熹接下來揭示了學習的順序,用的是《中庸》中的話“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學、問、思、辨都是為了“窮理”,懂得道理就要實踐,這便是“笃行”。朱熹将笃行劃分為三個層次,指出每個層次的要點。修身之要在于“言忠信,行笃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在于“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這份學規名為“揭示”,表明這些要點并非朱熹發明,而是先賢早就說過的話,他隻不過是整合在一起。學規最後一段話,透露了朱熹制定學規時的考慮,他很擔心學者求學的目的被科舉考試所歪曲,變成“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這種擔心在宋朝大幅增加科舉考試錄取名額的情況下是很自然的。求學目的太功利對學者對社會均是不利的,這樣的擔心還會在後世的學規中不斷出現。朱熹希望自己制定的學規,超越功利的考量,将學者的眼光轉向傳道濟民,涵養自身德性的同時聆聽蒼生的訴求。

古代學規關心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細節,要求養成良好習慣

《白鹿洞書院揭示》問世後,逐漸成為學規典範,後世許多學規以此為模本,從不同角度申論其包含的精神。朱熹有一位叫程端蒙的學生,他與友人董铢據白鹿洞書院學規,制定出《程董二先生學則》,朱熹為之作跋,這份學規在古代也很有影響力。

在朱熹留下的文字中,有多封寫給程端蒙的書信。這位來自鄱陽(也有說為德興)的學者,在婺源拜訪了朱熹後,人生的志向就此改變,“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即慨然發奮,以求道修身為己任。”程端蒙未及五十歲便因病離世,學生的早逝讓朱熹難過不已,“不覺失聲流涕”。

在朱熹與程端蒙這對師生的書信往還中,令人感動的是在師者鼓勵學生的同時,學生也鼓勵師者。程端蒙最後一封寫給朱熹的信,自陳病将不起,遺憾的是“不克終養而卒業于門”,“願先生自愛,蚤就群書以竢來哲”,早日寫就闡發理學義理的著作,為後人留下一筆思想遺産。

程端蒙不長的人生中投入了大量精力于教育事業。《程董二先生學則》與《白鹿洞書院揭示》有明顯的不同,一位評論者指出,後者“舉其學問之宏綱大目而使人知所用力”,前者則“定為群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

程端蒙制定的學則适用于蒙學,他們初入學校之門,尚無法窺見學問堂奧,卻仍有必要在每日的生活中涵養品德。學則共計十八條,“凡學于此者,必嚴朔望之儀,謹晨昏之令,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一,寫字必楷敬,幾案必整齊,堂室必潔淨,相呼必以齒,接見必有定,修業有餘功、遊藝以适性,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每一條之後都有長短不一的解釋性文字,如最後一條說要從學生中選“謹願勤力者”,就像今天的班幹部一樣,在負責監督其他學生的行為時,也為他們做出榜樣。

《程董二先生學則》關注細節,正是在一個個細節中最能見識一個人的品德與學問,大部分條目以“必”字強調應該遵循的規範。可與之對讀的是清朝乾隆十三年(1748年)嶽麓書院山長王文清制定的《嶽麓書院學規》,許多著名書院建在山中,故而書院院長有了山長的雅稱。

朱熹與嶽麓書院也有密切聯系,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湖南安撫使任上,複興嶽麓書院,将白鹿洞書院學規再度揭示于嶽麓書院。朱熹制定的學規繼續傳承,到清朝又有了王文清制定的學規。王文清制定的學規同樣是十八條,通俗易懂、簡潔明了:“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谒聖賢,氣習各矯偏處,舉止整齊嚴肅,服食宜從儉素,外事毫不可幹,行坐必依齒序,痛戒讦短毀長,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閑談廢時,日講經書三起,日看《綱目》數頁,通曉時務物理,參讀古文詩賦,讀書必須過筆,會課按刻蚤完,夜讀仍戒晏起,疑誤定要力争。”

王文清制定的學規既有對學生日常行為的要求,也有對學生讀書治學的建議,我們仿佛看到一位師者不厭其煩地對學生進行指導,而嶽麓書院的學生也沒有辜負王文清的指導。王文清先後兩次擔任山長,許多學生慕王文清之名前來就讀于嶽麓書院,史載“文章德行、望重鄉國者,鹹為足下首屈一指”。

立德樹人、愛國濟民的精神如同長河悠悠流淌

今天遊覽嶽麓書院時,我們仍可看到當年王文清制定的學規被學生們恭敬刻寫在石碑上,一同刻寫的還有王文清所作的九首《嶽麓書院學箴》和《讀經六法》《讀史六法》等,這些對今天都頗有啟發。

古代學規的内容相當豐富,不少學規都會告訴學生要讀哪些書以及讀書的方法。在古代中國,儒家經典享有崇高地位,各種學規首先要求學生閱讀的就是儒家經典。在王文清之前,一位叫李文炤的學者曾擔任嶽麓書院山長,他于清朝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制定了一份學規,其中論及讀書方法時,認為“四書為六經之精華,乃讀書之本務。”四書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合稱,篇幅不大,懂得了四書的道理,就可以進入六經的世界。六經乃《詩》《書》《禮》《易》《樂》《春秋》,由于《樂》失傳,實際上是五經。五經宏大精深,當時的科舉考試也隻要求專攻一經,但學規仍然建議“當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畫地自限”。

李文炤制定的學規,還強調讀史,“學者欲通世務,必須看史”,“然史書汗牛充棟,不可遍觀,但以《綱目》為斷”。王文清制定的學規也提及“日看《綱目》數頁”。《綱目》即朱熹依據司馬光《資治通鑒》編訂的《資治通鑒綱目》,《資治通鑒》卷帙浩繁,不易讀完,所以朱熹一方面将史事記述删繁就簡,另一方面寄托儒家思想于其中,故而頗得後世重視。

清朝乾隆七年(1742年)鄭之僑主持鵝湖書院時,曾作《壬戌示諸生十要》,其中一條為“學以讀史為要”,他也推薦了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一書,并總結為何要讀史,“讀史者,驗古今治亂興亡得失之故,以長一己之材識,以擴一己之心胸”。

不同師者制定的學規中,介紹的讀書方法各不相同,書山之路本就不止一條,學規中的建議是師者自己讀書經驗與教訓的總結,縱使并不貼合每個人的實際,但可資參考,或許能使學生少走一些彎路。師者與學生常常是兩代人,師者可以傳承給學生的不僅是知識,也有精神。古代學規在傳承精神方面,最為重視的是“立志”。

明代紹興稽山書院的一份學規用孔子的學生顔淵的故事為例,鼓勵學生立真志。顔淵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先賢舜是怎樣的人,我顔淵又是怎樣的人,隻要有所作為,也能成為舜一樣的人。學規認為顔淵“以匹夫而直欲與舜為對,其志銳若此,是以卒為顔子”。學規主張學生立真志、立大志,“須有必為聖人之志,不為舊習所溺,不以小成自安”。

清代南京鐘山書院一份學規,以立志開篇,提到範仲淹年輕時“即以天下憂樂為己任”是因為早已立定了志向,繼而希望學生當以範仲淹等人為榜樣,“使志識堅定,氣量宏遠,立朝必能建樹,居鄉亦足楷模”,“若立志不高,委瑣龌龊之見纏繞于胸中,他日即有造就,亦自卑隘,否則,庸庸碌碌,無當有無之數,豈不辜負一生”。

應當指出的是,以今天的眼光看,古代學規有不合時宜的,亦有識見深遠的,需要今人有鑒别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

古代學規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其中蘊含的立德樹人、愛國濟民等合理的教育理念,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可以為今天的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學以養正,教學相長。中國人曆來高度重視教育事業,今天我國的教育事業已走在世界的前列,更加注重師者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師者傳授的知識和精神,啟迪學生到達師者未曾抵達的遠方,從而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文明的傳承與更新。(羅慕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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