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問身邊大臣：“創業與守成哪個難？”房玄齡：“建國之前，與各路英雄一起角逐争鬥而後使他們臣服，還是創業難！”魏徵說：“自古以來的帝王，莫不是從艱難境地取得天下，又于安逸中失去天下，守成更難！”太宗說：“玄齡與我共同打下江 山，出生入死，所以更體會到創業的艱難。魏徵與我共同安定天下，常常擔心富貴而導緻驕奢，忘乎所以而産生禍亂，所以懂得守成更難。然而創業的艱難，已成為過去的往事，守成的艱難，正應當與諸位慎重對待。”玄齡等人行禮道：“陛下說這一番話，是國家百姓的福氣呀！”

公元638年（貞觀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給群臣出了一道思考題：“創業與守成孰難？”尚書左仆射房玄齡因曾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戰、出生入死，故而認為：“草昧之初，與群雄并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而侍中魏征卻有不同見解，他說：“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于安逸，守成難矣！”（《資治通鑒·唐紀》）

基于實踐閱曆、理論水平、思想角度的不同，一道思考題當然可以有若幹不同的解答。但面對兩位宰相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又該如何評判呢？李世民坦然亮出了自己的觀點：“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征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于富貴，禍亂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難。”如果話僅至于此，不過是半斤八兩，不偏不倚而已。關鍵是他後面的話：“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這番循循善誘，令我們不得不承認李世民的辯證思維，至少對創業與守成的理論認識是符合辯證法的。創業固然不易，但守成更難。通常情況下，大多數帝王創業之初，沒有驕奢的資本，沒有享樂的條件，要想改變現狀、出人頭地，自古隻有一條路——幹，想讓他停下來也不能夠。這種境況下，創業雖“出百死”，卻始終處于升勢。而守成卻不一樣，有着“錦繡珠玉不絕于前”，有着“犬馬鷹隼無遠不緻”，還有着足以讓其“精神麻痹”的吹捧逢迎。這種境況下，守成可謂“禍亂”四伏，稍有疏忽，便可能陷入萬劫不複。

縱覽曆朝各代，從創業到功成名就，真正能守住“初心”者的有幾人？商纣王帝辛，今日人人知其為暴君，但他即位之初亦曾十分節儉，粗茶淡飯、麻衣布履、勤于政務，因而萬民樂業、八方賓服。後來得了臣下獻的一隻金碗，從配象牙筷開始一發而不可收，窮奢極欲、縱情淫樂，結果衆叛親離、百姓怨恨，在姬發大軍面前，隻好獨登鹿台，“自燔于火而死”。

唐明皇李隆基，登基之初，勵精圖治、刻厲節儉，頗有明君之範：生活上，他“乘輿服禦，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後妃以下，皆毋得服玉錦繡”。政治上，他虛心納谏、勇于接受臣下監督，并重用“為人峭直，不幹榮利”的韓休為相，從而創造了著名的“開元之治”。但執政後期，他也如商纣王一樣，整日遊樂于“花柳繁華地”，沉醉于“溫柔富貴鄉”，到頭來落得個“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萦纡登劍閣”的結局。

其實，守成與創業相比，之所以難，就是因為在成功面前，人們大都選擇了安逸，而不願繼續奮鬥，不願再過苦行僧式的生活。從本質來講，最終是在安逸面前吃了敗仗，自己打敗了自己。“勝人者力，自勝者強。”創業之難，本質上屬于“勝人（他）”；而守成之難，克制自己“行恣睢之心”的欲望，過好“權力關”“金錢關”“美女關”，本質上屬于“自勝”，乃自己與自己過不去，往往會生出一種心理不平衡。因此，沒有一種“以苦為樂”的境界，是決然做不到的。李世民本人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雖然他深谙“驕奢生于富貴”的道理，并發出了“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的号召，但自己最終也沒有跳出“失之于安逸”的怪圈。公元648年（即其臨終前一年），他親自為太子李治撰寫了《帝範》十二篇，其中明确寫道：“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于前；宮室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緻；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顯然，他要兒子不要學爹。這至少說明，他那個“守成”的号召，“自身硬”是不足斤兩的。

而今，李世民早已走進曆史，但“創業與守成孰難”的啟示，迄今仍然鮮活。概言之：抑制安逸惰性，沒有休止符；破解守成之難，須得終生防微杜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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