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青島沿海一帶,還保留着一些有特點的地名,如鳌山衛、靈山衛、浮山所、雄崖所等。這些“衛”和“所”多設立于明朝洪武年間,主要用途是防禦倭寇侵擾。從明初開始的海禁,也與禦倭密切相關。但是曠日持久的海禁,對以魚鹽商貿為生的沿海民衆産生了嚴重影響。即墨縣令許铤上書力主開海通商,對明清青島地區諸口岸的發展影響深遠。
雄崖所奉恩門(正門)。
二、衛所城的修築與城内布局
衛和所皆有城。據《靈山衛志》記載,靈山衛城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衛城西北群山環抱,東南瀕臨大海,海中有靈山島屏列于前,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明洪武五年後,靈山衛城又經過兩次擴建。靈山衛城周長5華裡,城牆高兩丈五尺,城牆主體用土夯築而成,裡外包砌青磚。城開四門,東為朝陽門,西為閱武門,南為鎮海門,北為承恩門,城門上皆建門樓。衛城内街衢若棋盤,分東西南北四條大街,每條大街都與巷子相通。城中有條由北水門流入,從南水門流出入海的界河。城内有衛署、經曆司、社稷壇、演武廳、文廟、城隍廟、石牌坊、倉灣、庫房、廟宇等。
鳌山衛城與靈山衛城大體相同。據《鳌山衛古城》可知,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的鳌山衛城“東、南瀕臨大海,海闊水深,島嶼羅嵌,當年護城河與海相連,戰船可破浪直駛;西南環依群山,兀峰重巒……形成天然屏障;北部連接群嶺,逶迤起伏,堪為軍事扼守之重地。”鳌山衛城“四座城門樓上廟宇聳立,寬大的十字大街與密集的街巷縱橫交織,文武衙門及大小72座各類廟宇星羅棋布。”衛城内有衛學、文廟、城隍廟、真武廟、天齊廟、龍王廟、靈山姥母廟等。
雄崖千戶所城瀕臨黃海,西面依托群山,山後為金家口。雄崖所城呈正方形,周長4裡,城牆高一丈五尺,設4座城門,南門(奉恩門)上有門樓。城裡有十字大街,多條街巷與十字大街相通。城裡有官署、庫房、軍戶房舍、先農壇、城隍廟及廟宇。雄崖所下轄炮台4座、烽火台10餘座以及7處營屯。
衛所實行世襲制,不僅指揮使、千戶、百戶等軍官世襲,軍戶也世襲。軍戶平時駐軍屯裡,烽煙告急則出戰,海上平靜則事農。當年青島沿海一帶除了兩座衛城、多座所城、近百處炮台、煙墩外,還設有統調衛所兵力即墨營。
衛所的設置,改變了元末以來田地荒蕪的局面。明初以來的移民因衛所保護,開墾了部分荒地,使經濟得以發展,據《靈山衛志》記載:靈山衛百業興盛,“俨然一都會矣。”鳌山衛及浮山所、雄崖所等亦如此。
大明海防圖·靈山衛。
三、即墨縣令許铤力主開海通商
自明初開始,明王朝持續實行海禁政策。海禁主要是禁止民間海外貿易。明太祖朱元璋實行海禁的初衷,一是為了打擊倭寇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劫掠活動;二是為了防止部分沿海民衆勾結海上反明勢力。海禁政策實施後,朱元璋每過幾年就重申一次禁海令。《明實錄》載:明洪武十四年九月,“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明洪武二十七年規定,“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易。”明洪武三十年“申禁人民無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膠東沿海作為海防重地,自然在海禁範圍之内。明初嚴厲的海禁政策,到了明成祖朱棣即位後,開始有所修正,如重新啟用明初廢棄的市舶司管理朝貢貿易,允許日本遣明使朝貢等,但這僅限于官方,民間仍厲行海禁。明成祖以後曆朝大都延續禁海政策。直到明武宗正德年間,海禁政策才出現較明顯的松動。
明萬曆六年(1578),進士出身的許铤出任即墨知縣。即墨雖海岸線長,但基本處于封閉狀态,與早已開海的膠州難以相比,甚至于每年繳納賦稅都是件傷透腦筋的事。許铤認為,這都是“商販不通”造成的,于是上書請求開海通商。
《即墨縣志·地方事宜》載,許铤上書說:明隆慶初年,膠州塔埠頭已獲準開埠通商,“獨本縣(即墨縣)則拘守厲禁而無敢通商然,淮海之船亦不能越縣之淮子口等處,而徑達州(膠州)也。”“何防海之禁行于墨(即墨),而不行於膠耶?”許铤引用即墨縣城陽社人牛稼為例,證明開海通商于國于民皆有益。城陽社位于膠州灣東北岸,有個能人叫牛稼。他打通關節租船經營從城陽社海口到淮安的海上貿易,獲利頗豐。嘉靖十八年(1539)即墨鬧災荒,城陽社鄉親因跟着牛稼浮海通商沒有挨餓。許铤認為若即墨開海通商,“庶幾淮海之濱,舟楫絡繹,百物鱗集,墨之粟可入淮,淮之貨可入墨……民财可阜,國賦易完……此無窮之利也。”為此他請求開放女姑口、青島口等即墨沿海港口通商,參照膠州之法收取稅銀。
經許铤上書力争,朝廷最終允其所請,不幾年,即墨便出現了“萬物鱗集,千艘雲屯,南北之貨即通,農商之利益普”景象。許铤任即墨知縣的5年間,開海通商是其主要政績,另外在辦學、墾荒、鹽業等方面也多政績,後升任兵部主事一職。
高麗王朝遣明使船(引自《海交史研究》)。
四、明代青島與東方海上絲路
金元以後東方海上絲綢之路長期處于低潮期。但是在明早期,從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到明永樂十八年(1420)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京師)期間,南京為明朝國都。朝鮮半島的官員、使臣等出使明朝,多由海路經膠州、即墨海域前往南京。膠州、女姑口等港口時常接待前往南京朝貢的高麗使臣及後來的朝鮮使臣,南來北往的商船也經常穿梭于這片海域,青島與東方海上絲路因官方往來而繁榮了長達50年餘年。故而 《膠澳志·沿革志》說:“明洪武都南京……膠州愈為商賈荟萃船舶輻湊之所。”
膠東沿海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一直有頻繁的商貿往來。明朝建立後曾試圖把一切商貿活動都納入朝貢貿易中,然而以奢侈品為主的官方朝貢貿易無法滿足兩國民間的需求。正常的民間商貿活動被限制後,商賈們便通過海上走私形式進行交易。明廷對此雖然早有風聞,卻難以阻斷。據《十至十四世紀中韓關系史料彙編》載,明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曾向高麗國使臣鄭夢周宣谕道:“恁那裡人,在前漢唐時節,到中國來,因做買賣,打細又好。匠人也買将去。近年以來,悄悄的做買賣,也不好意思。再來依舊悄悄的買賣呵,拿着不饒你。如今俺這裡也拿些個布匹、絹子、段(緞)子等物往那耽羅(今濟州島)地面買馬呵,您那裡休禁者。”既然朱元璋都有耳聞,可見當時東方海上絲綢之路走私貿易已頗具規模。另外,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青島及膠東沿海出土了許多“朝鮮通寶”和日本“寬永通寶”銅币等,說明當時青島及膠東半島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之間存在較為活躍的貿易往來。聯系到當時的社會背景,這類海上貿易為民間走私貿易的可能性很大。另據《籌海圖編》所載,當時的青島及膠東沿海一帶,有些膽大的船戶常常會雇一些熟悉海路的水手進行跨國海上貿易:“通番海船每放一艘出,年例得二三千兩,番貨進港船戶分其半。”其利潤之豐厚,由此可見一斑。(郭泮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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