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忤逆”是個老詞了，《古漢語詞典》釋義有兩個，一是違逆或違反，二是不孝順。其實，兩種釋義也沒有本質上的區别，因為違逆父母，讓父母不順心，在古代就是最大的不孝順了，故“忤逆不孝”基本上是同義反複。

之所以說“忤逆”是個老詞，是因為“五四”之後，随着對封建式的舊家庭道德的猛烈批判，随着革命以來尊卑分明的家族制度的解體，忤逆這些老詞也随着時代慢慢消逝，年輕一代很少再能體會忤逆不孝所包含的沉重意涵。

但在最近，“忤逆不孝”似乎又成了熱詞，先是陝西旬陽縣發文“依法打擊忤逆不孝違法行為”，引發一波輿論争議；後有甘肅東鄉縣發布“依法打擊整治忤逆不孝行為的通告”，東鄉的通告主旨精神上與旬陽是一緻的，隻是将忤逆不孝的六種行為擴展為十種。子女住新房，老人住舊房或危房，霸占父母或家中老人“一折通”、社保卡，子女有條件但違背老人意願于父母家家中老人分戶另過等行為，被列為“忤逆不孝”的十種情形，予以打擊整治。一時間，忤逆不孝又回到公衆的視野中。

甘肅東鄉縣發布的“依法打擊整治忤逆不孝行為的通告”

兩份通告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忤逆不孝”不僅僅是一種行為，或者一種态度，在法文化的意義上，它們都具有特殊的意涵。中國古代法典文化，自秦漢發轫，到唐朝到達一個高峰。暑期熱播的《長安十二時辰》屢屢提到著名的唐律，提到“十惡”。其實唐代的“律”，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法律，在徳禮為本的思想指導下，禮法是合一的，儒家的倫理道德被融入國家法律之中，并對違背者予以嚴厲懲治。其中，“不孝”就是被列為十惡第七類的行為，僅次于對皇室祭祀不敬的犯罪。

《唐律疏議》對“不孝”有細緻入微的解釋：“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異财，若供養有缺，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 意思就是說，告發祖父母或父母，詛咒詈罵祖父母或父母，祖父母父母仍健在，卻要分門立戶，以及對祖父母父母供養有缺，居喪期間參加娛樂活動等，都被當作“不孝”，屬于十惡大罪。觸犯十惡罪名，送到官衙是要被依法嚴懲的，并且不得被赦免。

《唐律疏議》書影

即便沒有被告發到官府，舊時中國的家法私刑，也讓忤逆不孝者不寒而栗。不用追溯得更久遠，就是不到百年前，中國的鄉土社會類似的事例仍比比皆是。王笛的《袍哥》開篇就描述了作為袍哥，同時也是作為一家之長的父親雷明遠，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女兒，并且是“公開行刑”，而她做了什麼呢，不過是因為婚姻問題上自主了，追随了自己的心意，卻“忤逆”了父親的意願。

足見，“忤逆不孝”不單單是一個曾經逝去的詞語，它更反映了一種法律制度文化，還透露出人們曾經習以為常的生活意義圖景。而這些文化或記憶，很多時候是負面的，甚至是恐怖的。忤逆與不孝被等同起來，隐含的意思是對父母不能有任何的違背，即便父母無理時，因為“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因此，作為家長的父母、祖父母在一個家庭中就有絕對的權威，乃至掌握生殺大權，這也是對魯迅筆下的“吃人的禮教”的另一種解讀吧。這種家庭倫理，與現代文明中的平等、民主、理性相去甚遠，與現代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

毫無疑問，不孝應該受到批判，而人們之所以對這些通告感到訝異，甚至不适，并不是贊成“不孝”，很大原因就在于“忤逆不孝”這些語詞所附帶的文化背景。

個别縣市不顧争議，前赴後繼地出台地方辦法，嚴厲整治“忤逆不孝”的行為，也暴露了基層鄉村治理的困窘。傳統中國之所以嚴厲打擊“不孝”的行為，是因為農耕為本的鄉村，家族是最基本的生産生活單位，要維系家族的延續，必須要确立尊卑分明的家内秩序，必須要依賴以儒家為基礎的倫理道德，以及一套家法族規。

祠堂

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鄉村社會發生了巨變。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進城務工潮，農村青壯年人口大量外出。2006年，農業稅全部取消，開始出現農業補貼，鄉村幹部可資利用的治理資源更加匮乏。治理的主體和治理依憑的資源，面臨雙重的流失和匮乏，昔日的治理模式難以為繼，中國鄉村面臨着史無前例的巨變。

更為核心或根本的，是人們的思想認識完全不同了，傳統鄉村的意義世界和人生價值基礎出現了動搖。對農民而言，傳宗接代、占有土地等觀念已經淡化，追求現實的利益或快樂成為一代人的集體意識。

在此背景下，中國的鄉村正在面臨治理的諸多難題。村莊内的各種利益分配之争，日趨離散的家庭領域的權利義務矛盾，以及日益嚴峻的生态環境問題，都在考驗着治理者的智慧。更現實的問題，随着新一輪城市化進程，青壯年因上學、打工而離開，鄉村面臨更嚴重的老齡化危機。于是，在自治和法治之外，德治被置于一個更加重要的位置，甚至用強硬的法律手段來推行德治的目标，嚴厲懲治各種“忤逆不孝”，可以算是這種思路的一種嘗試。

“德治”的确是一種很好的設想，它本身寄托了法治無法避免的弊端之外的另一種希望。但必須認識到，不同于天生與國家相連的法律，道德并不表達國家制度，它隻是調整人們的思想信念，或者行為修養，控制不了國家和組織。道德可以治人，一定意義上可以治家，但以之治國卻存在很大的風險，正如段秋關所言，“德治即道德治國是一個僞命題”，因為國家根本無法按照道德品質或思想覺悟去運行。

回到對“忤逆不孝”行為的法律整治，制度制定者的意願或許是好的，對父母不孝，不贍養甚至虐待父母的情況當然也存在，但實際情形非常複雜，原因也很多，問題在于如何區分其中的道德問題與法律問題，以及是否可以動用國家法律武器去介入家庭道德領域？

逃避贍養父母，侵占老人财産等行為，稍有正義感、道德感的人都會認為是錯誤的，應該得到治理。法律治理看起來有效，但問題并不少，特别是涉及家庭領域，如何取證，最後又如何執行，都是非常棘手的。家庭關系尤為敏感脆弱，不管采取何種方式治理，都應該旨在維系和修複這種關系，而不能分出是非，卻留下更大的隐患。

對農村這類現象的治理，還是應該回歸自治的渠道，例如通過村規民約予以倡導或規範，南宋的《呂氏鄉約》，就将道德教化作為主旨，将家族中“能事長上，能睦親故”作為明确規範。由村民的民主參與，不僅能提高此類道德規範的正當性，還在事實上建立起社會輿論的監督制約機制。更根本的，是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修養，真正認識到善待父母的重要性，培育良善的鄉風文明，政府部門可以積極倡導，而不是拿着法律“大棒”威脅。

作者在江浙地區所攝

(來源:騰訊大家)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