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郁喆隽在課堂上。

對“科學”的理解雖然衆多，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它似乎是一個隻有光明面的詞彙。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在其演講《以學術為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中講過這樣一段著名的話：

我們知道或者說相信，任何時候，隻要我們想了解，我們就能夠了解；我們知道或者說相信，在原則上，并沒有任何神秘、不可測知的力量在發揮作用；我們知道或者說相信，在原則上，通過計算（Berechnen），我們可以支配（beherrschen）萬物。但這一切所指惟一：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韋伯作品集I：學術與政治》，錢永祥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168頁。）

德語中Wissenschaft（通常譯為“科學”或“學術”）一詞的指稱要比英語的science更為寬泛，不僅僅指自然科學，還包含哲學、邏輯和社會科學等學術門類。這段話的關鍵詞“祛魅”（又被譯為“除魅”、“除魔”等）早已成為了韋伯簽名式的術語，也被視為現代性的關鍵特征。後來的理論家們在談及合理化時，往往會回溯到韋伯的這段講話——它似乎帶着一種現代性的無畏與自信，理性的計算将掃除一切不可知、神秘、鬼魅之物，就好像陽光普照地球上的每個角落那樣。韋伯自己緊接着說：“我們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靈存在的野人那樣，以巫術支配神靈或向神靈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術性的方法與計算。”（同上。譯文有修改）似乎在這裡，（前現代的）巫術與（現代的）科學之間存在截然的區隔。後者對世界是可知、可算和可控的。

不過耐人尋味的是，韋伯在排比的主句中三次并用了“知道”和“相信”。在合理性的絕對光照之下，究竟是知道還是相信呢？這本應該是一個不容含糊的問題——隻有确切地“知道”（wissen）才能驅散巫魅，進入科學的疆域；而如果是“相信”（glauben），那就是一種信念與期許，甚至成為一套“虛假意識”——試圖用一種魔法戰勝另一種魔法而已。在這裡，韋伯這樣一個喜歡斟酌詞句的學者故意保留了含混性，留下了巨大的解讀空間。光照必然帶來陰影。

然而，隻要将目光上移幾行，讀者就會發現韋伯——一個慣常“兩線作戰”的思想家——的另一重思量。對社會之整體，現代性似乎意味着一首高歌猛進、摧枯拉朽的合理化進行曲，然而對個人意味着什麼呢？他“話鋒一轉”說道：“理知化與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人對他的生存狀況有更多的一般性的了解。”現代性的樂觀主義者經常忽視，其實祛魅還存在一個B面：

……今天在座每一個人，對于自身的生存狀況，都比一個美洲印第安人或一個霍屯督人（Hottentot）知道得更為清楚？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搭乘電車，對車子為什麼會前進一無所知，除非你是專業機械師；而且我們沒有必要知道。我們隻要知道電車行駛有一定規則可循，據以調整我們的行為，那就夠了。至于這樣一個會走的機器是怎樣制造的，我們并不知道。相形之下，未開化的野人對他的工具的了解，是我們比不上的。（同上，第167頁。）韋伯的這段話當時是面對慕尼黑大學的學生講的，那些聽衆也可謂“高知”了。他何出此言？按照筆者對韋伯的解讀，理智化程度在現代社會的分布其實是不均勻的，甚至可以說是高度不均勻的。第一段中使用的“我們”本是一個高度可疑的詞彙。一方面，各個領域專家在其細分而有限的專業領域之中，呈現出高度的理性化；另一方面，一旦越出了其專業領域，作為普通消費者，大衆對世界其實是不求甚解的。在實用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主導之下，他們将認知特權轉交給專家。換言之，“專家”（Fachmann）與大衆中間存在着一堵非常高的認知之牆。這堵牆越高，專家們的“尋租空間”也就越大。專家在很多時候成為了哲學家蘇格拉底所不齒的“智者”——他們以“出售”自己的認識為己業，自認是權力的委托人。他們自覺地為權力提供服務，而權力則理所應當地“購買”這些服務。大衆遊離于這個循環之外，淪為絕對的“局外人”。換言之，誰能夠假借科學之名控制專家，就能夠控制社會。彌漫在大衆面前的迷霧越來越濃厚。現代性的巫魅隻不過從自然遁入了社會。當自然被逐漸解除巫魅的時候，社會自身卻被新的巫魅所籠罩。

這不禁讓人想起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結尾處的感慨——專家沒有靈魂，享樂人沒有良心。其實，韋伯感慨的并非單純的專業分工問題。因為，此時之專家就是彼時之享樂人，兩者本居于一個肉身之上。簡而言之，專家憑借技能賺錢，享樂人負責花錢。在現代社會中，誰都逃不脫這樣一種“二象性”——一人分飾兩角，或者說擁有雙重人格，在不自知狀态中反複橫跳、樂此不疲。于是人徹底失去了絕對靜觀世界的能力，隻剩下急功近利的立場。理性化被降解為費效比。祛魅與另一種複魅攜手同行。

相反，對作為“對照組”的所謂“野人”而言，其自然的整體認知是狹窄而有限的，但個人對其生活的手邊事物卻是“了然于胸”的。一個印第安人對其手斧的了解，遠超過一個現代人對其手機的認知。前者親自制作、使用和修理這樣一個工具，并因對工具的熟練掌握程度而決定其生死存亡。是否以及如何使用這把手斧，他擁有絕對主導和決定權。反觀現代人，沒有了手機他将寸步難行，但其實那是一個捏在每個人手掌中、不可知、不可控的“黑盒子”，那是他的“外腦”，是系統控制的終端、“社會蜂群”的信息素釋放器。人們在日複一日的掃碼-驗碼過程中，重複着“交感巫術”般的儀式。對大衆而言，那些穿着奇裝異服的專家行使着近乎巫觋的職責——不按照規定的方式參與儀式就會導緻意外甚至災禍。“無知”（或者說“認知落差”）正是這種關系的燃料。每一代人都被教化接受這樣一條規則，社會中也有“第四堵牆”，觀看就是服從。心中有霧，眼裡有翳，才不會“僭越”這堵牆。從培根以降，知識就是權力，反對祛魅甚至進行某種複魅，恰能鞏固這種權力的隐秘根基。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在《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一書中就曾經提出過一個可能令很多人難以接受的觀點：巫術與科學具有高度的同源性乃至同構性，兩者都旨在通過一定的方式來控制自然界中的事物。巫術可以被視為工具理性的原型。按照今日慣常的定義，馬林諾夫斯基更多指向的應該是技術。

巫術就這樣與科學相近，因為它永遠有一定的目的，與人類本能、需求與事業相聯結得很密切。巫術是被用來達到實用目的的，它與任何旁的藝術和技藝一樣，也被理論所支配，也被許多原則底系統所支配，以便行動的方法可以有效。（《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李安宅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76頁。）

按此觀點，人類曆史上的巫術本身并非看上去那樣愚蠢、蒙昧的。相反，現代社會中一些假借崇高之名的作為——其目的不清、理論不明、效果可疑，才是我們心目中真正厭棄的那種巫術。倘若那些神秘的、不可盡知、不可控的力量藏匿于科學與技術背後，那是否意味着，對現代人而言，更加需要祛魅的，不是自然，而是社會呢？

（作者郁喆隽，系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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