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有華人，哪裡就有關公香案，尤其在港澳台地區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最為常見。

如今我們看到的關公像，大都是身着戎裝（一般有紅袍、金袍、綠袍之分），頭頂巾帽，一張标志性的紅臉，一雙丹鳳圓眼，手拿青龍偃月刀，腳踩祥雲，透露出一股陽剛威儀的朗朗正氣。

在衆多影視作品中，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拜關公的場面，這些人不論忠奸，不論好壞，對着關公的神龛，總會親切的叫聲關二爺，并敬上幾炷香。不怪乎有人說，關公一身正義，“黑白通吃”。

關公，即關羽，人稱關二爺，又稱關雲長，如今我們所熟知是《三國演義》中的英雄形象，其勇武異常，溫酒斬華雄、三英戰呂布、斬顔良誅文醜、過五關斬六将、華容道捉放曹、單刀赴會、水淹七軍，刮骨療毒，其傳奇故事人盡皆知。

作為劉備的結義兄弟，關羽重承諾，守信用，輔佐劉備完成鼎立三分之大業，而後挂印封金，千裡走單騎，忠義一時無兩，以其充滿英雄傳奇的一生，被後人推舉為“忠信義勇”集一身的神聖偶像。

後世對關羽的稱謂并不相同，有的稱“關帝”、有的稱“武聖”、有的稱“武财神”、不難看出，關羽的形象在民間已經逐步“神化”，越來越多的人把關公作為全能保護神、行業神和财神，供于案台，時時奉拜。

顯然，這個以忠信義勇著稱的英雄形象，已經成為全民通用的“神明”，甚至被當做商賈人士最熱衷的“财神‘，不難想見，關羽的形象必然經過不斷的發展與重塑，那麼，對關羽的崇拜以及中國人“拜關公”的文化傳統始于何時，又經過怎樣的轉變呢？

關羽，一介武夫，古人對他的崇拜起于何時已經無法精确考證，據推測，也就是在關羽遇害後的四百年内。

對于關公“封神”的首次記載是在隋代，公元592年（隋開皇十二年），據《佛祖統記）描述，一位佛教高僧在荊州一帶傳揚佛法時，忽遇關羽顯靈，他聲稱自己是當陽山主，希望皈依佛門，于是高僧上奏晉王楊光，封關公為伽藍護法神。

在現在看來，這樣的描述不過就是一場佛教的“營銷活動”，但對于當時當地的百姓而言，皆信以為真，加之關羽生前在荊州的傳奇事迹，也便慢慢尊其為神。

有大量的資料記載，對關羽的崇拜到唐代時，便已經在民間某些地方流傳，唐末範擄《雲溪友議》即雲：

蜀前将軍關羽守荊州，荊州有玉泉伺，天下謂四絕之境。或言此詞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關三郎也。

而關羽最初的形象，比如今也要更為兇悍，似乎是受關羽勇武的形象和被東吳擒殺的經曆影響。

在《雲溪友議》中有記載：

允敬者則仿佛似睹之。紹侶居者，外戶不閉，财帛縱橫，莫敢盜者。廚中或先嘗食者，頂刻大掌痕出其面，曆旬愈明。侮侵者，則長蛇毒獸随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

而《北夢瑣言》中對關羽的形象描述也頗為相似：

唐鹹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搖其患者，令人熱寒戰栗，亦無大苦。弘農楊砒摯家自駱谷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随也。語未終，一時股栗。

而關公作為“祭拜對象”首次“登堂入室”是以配享武廟的形式。

武廟，用于祭祀姜太公以及曆代良将，唐朝時期，追尊姜太公為武成王，并設立武成王廟，曆代簡稱為武廟，以張良為的配祀，以十哲和古今六十四名将為從祀。

公元731年，始置武廟，十哲配享者為張良、孫武、吳起、樂毅等，關羽并末列其中。到了782年，有禮官奏言：“治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于是，“記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圖形焉”，包括範蠢、孫腹、廉頗等，而蜀前将軍漢壽亭侯關羽也位列其中。

從此，關羽成為武成王廟的配享者之一，也是關公第一次得到官方意義上的祭拜。

不過，在唐一朝，關公的地位并沒有得到顯著的提升，雖配享武廟，可到宋時，曾一度将其撤出，而真正讓關公的“神位”連升幾級的，還是歸功于北宋時期佛教和道教的融合影響，在那之後，關公在官方的地位才慢慢提高。

至宋時，三國的故事在民間頗為流行，從《事物紀原》和《東京夢華錄》中的相關記載來看，“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采其說，加緣飾作影人，始為魏、蜀、吳三分戰争之像”，“東京瓦肆伎藝中有名為霍四究者說《三分》”，可見當時，民間街頭多有講三國的說書人。

蘇東坡也曾有記：

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軌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留理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關羽的故事在大面積流傳，因此對于關公的崇拜也迅速擴散，尤其在宋末，宋朝為金國所敗失去大量北方疆土時，偏安一隅的南宋人在心理上與三國中的蜀漢同病相憐，并堅信“正統”在自己一方，又由于關羽在《三國志》中所表現出的“安漢扶劉”，以至于大量的南宋文人處于政治需要，開始大力倡導和擴散關公崇拜的思想。

到了元朝，随着戲曲文化的興盛，大量三國故事被改編，衆多英雄角色在民間藝人的包裝下粉墨登場，關于關羽的戲曲頗多，《南村轅耕錄》載有元代院本《赤壁廈兵》、《刺董卓》、《襄陽會》、《罵呂布》等，《錄鬼薄》載有關漢卿所寫劇本《鬧荊州》、《單刀會》、《雙赴夢》等。

在這一時期，由于《三國志》故事的大量流行以及民間藝人對關羽形象的包裝，關羽的形象得到了“重塑”，相對唐時人們對于關羽的“股栗”，宋代的關羽形象相對更為“平和”，據宋人《明道雜志》記載：

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财，群無賴百方誘異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軌為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

由此，宋代關羽形象可窺一二。

總的來說，這種由“兇悍”到“平和”的形象轉變，主要是通過對關羽人格“儒家化”的方式來實現的。

在陳壽的《三國志》中，關羽作為名将，神勇無敵可卻魯莽傲慢；宋元時期的《三分》在此基礎上，創造出關羽誦《左傳》的形象，進而在勇武之上又添加了忠義的人格，又通過以“桃園結義”、“降漢不降曹”、“漏橋挑袍”、“古城會”等一系列情節使得關羽的形象更加飽滿。

由于當時社會以儒釋道作為主流文化，自然而然的，在重塑關羽的形象後，使其具有了典型的儒家理想人格。

由于《三國志》和《三分》這些民間故事的鋪墊，元末明初較為《三國演義》出現，到明代中葉流傳已經十分廣泛，時人感歎“《三國演義》可以通之婦孺，今天下無不知有關忠義者，《演義》之功也。”

随着關羽形象的深入民心，明清宮廷對關羽的祭拜也格外重視，其地位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394年，明太祖特地在金陵雞籠山之陽建關廟。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又“廟祭于京師”，成化年間，“又奉效建廟宛平縣之東”，作為太常寺宮祭場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國有大災則祭告”。

到了萬曆年間，關羽甚至有了封号。

後來清廷入關，建關帝廟于盛京；匝治九年，追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乾隆年間又加封靈佑；嘉慶年間，朝廷又對關羽進行了幾次加封，到光緒五年，關羽封号已經長達26字，稱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顯威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

可以說，到了清代，關羽的地位如日中天，關廟、武廟逐漸獲得與孔子及文廟相當的地位。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關羽畢竟是武聖，明清朝廷如此加封和追崇，從曆史上呈現出來的時間點來看，果然是跟一系列的軍事活動有關。

不光是宮廷官方對于關羽的尊崇，民間的相關活動也十分普及。

當時，地方戲曲多講《演義》，走卒販夫無人不知三國。時人顧家相在《五餘讀書厘随筆》中評論說：

蓋自《三國演義》盛行，又複演為戲劇，而婦人孺子，牧豎販夫，無不知曹操之為奸，關、張、孔明之為忠，其潛移默化之功，關系世道人心，實非淺鮮。

而關廟之多，更有“天下關帝廟，買音一萬餘處”之說，所謂“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塞垣，凡兒童婦女，無有不震其威靈者。香火之盛，将與天地同不朽”。

顯然，到此時，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對于關公的崇拜，已經非常普及，俨然形成一種較為成熟的“關公崇拜文化”。

所以，對關公的崇拜其實是存在三個周期的：

從唐代頗有“地方性質”的民間崇拜，到宋元時期官方崇拜受到了社會文化的形象，再到明清期間官方與民間都普及開來的“關公崇拜文化”，在這三個周期中，關公的形象同時也在不斷的發展、重塑和完善。而官方宮廷文化和民間文化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走向一緻化。

但不難發現，關公的形象其實是經過兩個方面的融合，一是最開始民間從《三國志》中所接收到的“勇武、兇悍”的主要特征，二是代表官方所想要傳達的“忠義、禮信”特征，而宋元時期所謂關公形象的重塑，其實就是民間文化和當時“正統”的儒家文化相融合的過程。

在對關羽形象的塑造過程中，賦予了當時作為主流的儒家文化，因此才創造出一個全民崇拜的關公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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