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晚，廣東省中山市南頭鎮一道狹長的街巷内，22歲的小伍正在與神秘“買家”商談價格，“标的物”是一名剛滿2個月的男嬰。

一周前，小伍夫妻倆以6.5萬元的價格，将自己的親生兒子賣至廣西。經中介牽線，小伍得知這名新“買家”願意出更高的價格時，主動提出把賣出去的孩子要回來，再次轉賣。

這名高價“買家”是上官正義，他以該身份斡旋在中介和買、賣雙方之間，目的是掌握這起“網絡販嬰案”交易事實。“目前，拐、騙類的販賣兒童案件已較為鮮見，取而代之的是網絡販嬰，親生父母賣掉自己的孩子。”上官正義說。

在14年的打拐生涯中，上官正義扮演着各類角色，潛伏在販嬰圈内。打拐最初，解救被拐兒童是他工作的重心，随着了解的深入，他發現涉拐兒童被解救時都已更名換姓，身份被“洗白”，他轉而關注涉拐兒童如何被“洗白”身份。

不管是傳統意義上的拐賣兒童，如孫卓、申聰被人販子騙走、偷走，還是目前新型的“網絡販嬰”，買家最終都難以繞開一個問題：落戶。自2014年發現出生醫學證明黑市至今7年時間裡，上官正義通過一起起涉拐案件的深入調查，發現了“做假的親子鑒定”“報假警”等5種“洗白”被拐兒童身份的方式。

12月15日，上官正義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稱，因為有獲利空間，且存在一定的需求，買、賣兒童的情況一直存在，很難完全杜絕。買家最終繞不開的就是“落戶”問題，希望相關部門在打擊拐賣兒童、網絡販嬰行為的同時，能夠及時完善制度、加強監管，堵住“落戶”漏洞，以減少此類事件的發生。

2021年12月，打拐志願者上官正義在浙江調查一起網絡販嬰案件。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攝

堵住被拐兒童“洗白”方式，需不斷完善制度漏洞

新京報：孫卓被拐案，據官方披露，2007年，孫卓被落戶在黑龍江北安市，更名為國某，是有關人員使用違規辦理的出生醫學證明、村委會證明等材料，完成落戶的。使用違規辦理的出生醫學證明為被拐兒童落戶，這類情況你接觸過嗎？

上官正義：買家為被拐兒童“洗白”身份的幾種方式中，我最早發現的就是利用出生醫學證明落戶。發現這個問題，就是在跟孫卓的父親孫海洋一起尋子時。當時是2014年，我們發現福建長汀縣一個村子中，有8名身份不明的孩子被使用出生醫學證明“洗白”身份。最終經過調查發現，出生證來自廣東一家衛生院，工作人員以每張數千元的價格，對外售賣。

包括最近被關注的，河南省商丘市婦幼保健院丢失4885份出生醫學證明一事，其背後也涉及買賣問題。這些丢失的出生證部分流入了黑市，成為“洗白”來曆不明兒童身份的工具。

出生證是證明新生兒身份的重要憑證，有了它，被拐兒童很容易就被“洗白”身份，重新上戶。在幾年前，這一類的案例頻發，随着打擊力度的加大，目前這種情況已經比較少了。

新京報：被拐兒童“洗白”身份，還有哪些方式？

上官正義：做假的親子鑒定、報假警、買戶口、套用身份證住院辦出生醫學證明。做假的親子鑒定、報假警是最近兩年才關注到的，新京報對此也報道過。套證住院辦出生證，是中介與一些醫院的員工勾結，讓産婦使用買家的身份證住院，最終就會辦出寫有買家名字的出生證。

2021年9月，湖北省建始縣，一男子通過報假警的方式，獲取警方開具的“撿拾證明”，最終通過民政局辦出領養證，為買來的孩子洗白身份。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攝

新京報：你是怎麼了解到的這些方式？

上官正義：都是通過一個個真實發生的案例了解的。我2007年剛開始打拐的時候，隻是解救被拐兒童，确認孩子是被拐來的之後，報警交由警方處理，我基本就不管了。後來意識到，個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一個個去解救不是辦法，而且發現這些被拐的孩子身份都被“洗白”了。我就在想，他們是怎麼被洗白的？能不能通過堵住他們“洗白”的方式，去打擊拐賣兒童的行為？

打拐的方向也就從“解救被拐兒童”轉移到了“調查他們落戶方式”上。也因此，跟一條線索的時間拉長了很多。比如，報假警落戶這一方式，從買家剛買來孩子我就開始跟他聊天，我知道他的孩子是買來的，最終總要面臨落戶的問題。長達一年的時間裡，我通過各種辦法取得了對方的信任，最終對方才願意見面，并把落戶采取的方式以及相關的證據給了我。

掌握了被拐兒童“洗白”落戶的方式，搞明白問題出在哪，如果能從源頭上堵住這個“漏洞”，我想至少能減少此類案件的發生。

新京報：現在打擊被拐兒童“洗白”問題，都有哪些措施？

上官正義：要斬斷販嬰鍊條，監管部門打擊的同時也需要查漏補缺，完善相應的制度，加強監管。比如，做假的親子鑒定落戶、套用身份證住院辦出生證等方式，經媒體報道後，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重視。

今年9月27日，國務院印發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21—2030年）》就明确提到，要加大對出賣親生子女犯罪的預防和打擊力度，完善孕産婦就醫、生産身份核實機制，完善親子鑒定意見書和出生醫學證明開具制度。

但前一段時間，我又發現有買家通過“報假警”的方式為拐來的孩子落戶，而且不止一起。目前，我也在通過各種渠道呼籲，相關部門能完善相關制度，避免類似情況發生。

2020年9月，廣州一名司法黃牛收取高額費用，把原本沒有血緣關系的父子，做出“親生關系”的鑒定報告，導緻被拐兒童被“洗白”身份。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攝

“網絡販嬰”成拐賣兒童新方式，“親生親賣”同樣違法

新京報：現在拐賣兒童的案件，與之前相比有哪些變化？

上官正義：通過偷、拐、騙等“傳統”方式拐賣兒童的情況少了，因為風險高，而且打擊力度很大。取而代之的是“網絡販嬰”，雖然是經過親生父母同意賣出的，其實也屬于拐賣兒童犯罪。

我接觸過很多案例，在外打工的未婚女孩懷孕後，不敢讓父母知道，偷偷生下孩子後或者在孩子未出生之前，就在網上“送養”；另一方面，婚後無法生育的夫妻，通過在福利院難以領養到健康的兒童，萌生了在網上“購買”的念頭。因為有利可圖，中介滋生，通過網絡招攬買家、賣家，促成雙方交易，收取高額的中介費。

新京報：你所說的中介，是職業做這個的嗎？

上官正義：其實“網絡販嬰”門檻很低，中介裡夾雜着各類人，其中有代孕中介，也有買過孩子的人。我接觸過一個案例，一名陝西女子在自己買了一個女嬰後，便做起了中介。她可能是進入了某個送養群，掌握了一些賣家的信息，便從中介紹，收取高額的中介費。

有的中介是兩頭騙。跟賣家說，是自己的親戚要孩子；轉頭又跟買家說，賣家是自己的親戚，以此迷惑買賣雙方，不讓買賣者認為他是人販子。

2021年11月，陝西一名販嬰中介在微信群内發布嬰兒性别、價格等信息，等待買家聯系。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你卧底過多少個販嬰群？是以什麼身份？

上官正義：最多的時候，我同時在幾十個販嬰群裡卧底。多是以買家的身份，後來我又冒充起“能辦出生證的人”。

通過買家的身份，在聊天中，中介會給我介紹之前成功的案例，甚至把買家落戶的方式，辦的出生證發給我。我也會不斷詢問他們的動向，一般會選擇在他們交易過程中報警，由警方一舉抓獲。如果前期不掌握相關證據的話，會給公安機關後續辦案帶來被動。

新京報：你幫助打掉的網絡販嬰團夥多嗎？能講一個印象最深的案例嗎？

上官正義：打掉的很多，但我沒有統計。印象比較深的是，2018年，湖南益陽的一起網絡販嬰案。這個線索也是跟了很長時間，當時一位網名叫“可樂”的女子，在不同的送養群内，發布送養信息，并私加一些有意願領養的人，拉攏到自己的QQ群内，進群還需繳納500元的認證費。

掌握了一些基本線索後，我在湖南見到了“可樂”，發現這是名90後女孩，不僅賣嬰兒，還通過與醫院内部人員勾結，讓産婦套證住院，協助買家辦理出生醫學證明，提供“一條龍”服務。最後，我們在醫院見到産婦和嬰兒後報警，警方最終抓獲了45人，解救15名被拐嬰兒。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親生親賣”？

上官正義：現實案例中，确實有很多孩子被解救後發現，他們都是被自己的親生父母“送養”的，但不管以何種行為，所謂的“送養”及變相“送養”就是買賣嬰兒的犯罪行為。我們打擊的是買賣這種行為，以及洗白孩子身份這種落戶手段，如果不打擊，可能會影響很多人走向違法犯罪的這一步。

2018年，上官正義協助警方打掉的一個“網絡販嬰”團夥，該團夥在QQ群公告中宣稱，每天大概有3位送媽。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你在打拐行動中，為什麼會通知媒體？

上官正義：媒體在打拐、尋子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尋找孩子的父母，需要被更多人看到，新聞的傳播，能為他們帶來新的機會。從情感上，對他們也是一種撫慰，讓他們覺得“有人在關注我”。

民間的力量，畢竟是微弱的。如果我隻靠自己一個人默默地去解救，杯水車薪。

我後來關注被拐兒童“洗白”身份的問題，通過媒體報道，引起大衆的關注，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可以更好地查漏補缺。另外，我也會收到更多類似的線索，通過對這些線索的再深入，去找到問題所在，推動問題的解決，我覺得是好事。

新京報：你為什麼一直堅持在打拐？

上官正義：我2003年從部隊退伍後，到廣州打工，就參與義務反扒等公益活動，直到2007年偶然的機會發現有人利用涉拐兒童牟利開始關注打拐，發現了問題就去做。

以後我還是會堅持下去，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參與進來，打擊拐賣兒童犯罪，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編輯 劉倩

校對 楊許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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