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侃良

一

提及日本曆史上的諸多謎團，或許最引人入勝的莫過于邪馬台王國，坂本龍馬之死與本能寺之變。日本近世文學研究者山本一生曾用“3W”來描繪這三個謎團為何吸引着人們不停探索：邪馬台王國坐落何方（where），坂本龍馬命喪誰手（who）以及本能寺之變為何發生（why）。在山本一生看來，本能寺之變的未解原因（why）因關乎“人心之變”，自事件發生後，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會醞釀出新的話題。

NHK大河劇《麒麟降臨》海報

日本邁入令和時代後，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2020年的NHK大河劇《麒麟降臨》（麒麟がくる）便把目光落在了本能寺之變的主角明智光秀（1528-1582）身上。相比世間觀客的熱議，就在這部跨年日本國民系列電視劇播出前後，《現代思想》（2019年第47卷第16号）與《曆史街道》（2021年第2期）分别以“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為題輯成特集。其間邀請了日本各路學者、作家等諸多人士再度對1582年所發生的這場曆史事件“開壇講經，陳果推因”。加上自2019年到2022年短短四年不到的時間，平凡社、講談社、吉川弘文館、八木書店等日本出版社也幾乎以一年一冊的速度，陸續推出了《信長家臣明智光秀》《本能寺之變》《誰是本能寺之變首謀》《異聞本能寺之變》等專題著作。無論在專業日本史研究者内部，還是面向受衆更廣的日本曆史愛好者群體，本能寺之變的相關話題直至今日，依然魅力不減。

以本能寺之變為主題的部分出版物

二

再觀兩岸，本能寺之變及日本戰國曆史熱，背靠日本亞文化強大的對外輸出能力，又借着近幾十年來互聯網高速發展的東風迅速得到了年輕人，尤其是日本曆史愛好者的關注。不僅如“敵在本能寺”這樣的“黑話”已悄然跨界“滲入”我們一般的語言生活之中，網絡上一些愛好者們對日本戰國曆史的讨論，其水平與質量或許都不遜色于國内的日本中世史研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股日本戰國曆史熱，對現在許多日本及東亞曆史愛好者有着啟蒙之功。他們中的少部分人在日後甚至還投身到了學術研究之中。今年年初，華文出版社出版了《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一書。其作者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胡炜權，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他正是因為熱愛日本戰國曆史，最終從一名“粉絲”轉型成了專業的日本史研究者。

回到國内的本能寺之變研究，專文分析的簡體字版著作，可追溯到2017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系列引進的明智憲三郎《本能寺之變》（鄭寅龍譯，信譽審校）。然而要數國人自己獨著的日本戰國史專題書，胡炜權所作的這本《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無論是對國内的日本史研究或是曆史科普都意義非凡。

《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

本書的正文由兩部分共十章構成。第一部分為一至五章，以本能寺之變發生後，四百年來明智光秀形象變遷為楔子，而後一幕幕揭開他的身份之謎，成就之路，到最後謀叛弑主，最終客死他鄉的全過程。第二部分則由六至終章組成，直面本能寺之變至今撲朔未解的發生原因。作者從四十多種說法及推論中選取了最具代表及一定可信度的野心說、怨恨說、各種陰謀說以及信長無道阻止說，對其旁征博引，去僞存真，并在最後給出了他認為最有可能指向真相的答案。

正文之外，在第四、第六、第九章最後，作者以“話外音”的方式從“明智光秀的修為，雅好”“明智光秀的兩則傳說”及“日本中世社會中的‘下克上’”三點入手拾遺補缺，考古祛魅。另外作者還特别在全書最後，以“明智光秀”和“本能寺之變”為關鍵詞選出九份原始（日語）史料，撷取其中部分内容漢譯并附上題解整理成專集，供讀者查閱。

就特點而言，雖然《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被定位成日本戰國史以及日本史的科普讀物，但就如序章中作者所言：“站在曆史學的角度，既然是真實發生過的事件，不管大小，我們還是要盡量地還原真相，必須以專業的手法，忠于事實的态度對待它”——這種緊緊抓住史料祛魅求真的嚴謹态度，從頭到尾貫徹全書。

本能寺之變的話題直至今日還能撩撥起人們心中的探求之心，正是因為它極度缺乏史料從而難以勾勒出合理的曆史解釋。而不同時代的文人騷客又因為各自需要肆意勾稽，積成衆盲摸象的态勢。因此作者在書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盡可能地旁蒐遠紹，層層知識考古，區分可能的曆史事實與後世構建。譬如江戶時代的小說家們往往将織田信長（1534-1582）“火燒比叡山”的暴行視作日後明智光秀發動本能寺之變的重要成因。然而結合上世紀80年代日本滋賀縣的考古發現，大津市史編纂室的史料調查，并細查《信長公記》及的相關記事後，作者認為“火燒比叡山”之說很有可能是當時織田信長為了威懾反對勢力而故意營造的誇張消息。因此在進攻比叡山的行動中，身為織田家家臣的明智光秀不僅沒有因此心生怨念向上申谏，反而積極地按照織田信長的指示履行其職，前述附會不攻自破。再如為世人津津樂道的“金崎撤退”以及明智光秀身敗而亡“金崎之戰”中的“家康協防說”，作者也從此二說所基于的史料性質出發，坦言此乃事後勝利者一方的豐成秀吉（1537-1598）與德川家康（1543-1616）其麾下文膽們為主子“搖旗呐喊”的宣揚手段。又或是為專門曆史研究者嗤之以鼻，但坊間戲說卻又津津樂道的“明智光秀——南光坊天海”之說，作者也借助史料辨析，對其中的疑點一一予以辨析論證。不過作者以這樣嚴謹的态度祛魅求真，并不是要借此去貶低或打壓那些天馬行空般的曆史猜測。正如其書中所言：“不論這些傳說背後的故事真假如何，其實都不會影響到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在喜歡‘謎團’的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對于我們理解日本人的曆史觀、成敗觀和生死觀，乃至想象力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作者看來，後世基于殘留史料隻字片語的勾勒，甚至是有模有樣的胡亂猜想，早已經成為本能寺之變曆史研究中血肉般的組成部分了。

三

第九章中，作者給出了他對本能寺之變發生真正原因的看法：四國政策問題。不過正如作者自己坦言，此說也并非其鮮有獨見，而是基于現有史料以及前沿研究的成果，“四國政策問題”最具有可信度。就本能寺之變諸說的發展史來看，四百年來并不缺少來自各路人馬的“大膽假設”，但要真正回歸到曆史研究本身，則必須恪守“小心求證”之道。老生常談的史料問題依然是解決這一曆史之謎的勝負手。

前文已述，研究本能寺之變最大的難點是缺少直面事件本身的一手史料。就算是現在多被利用的二手史料，也主要依賴後世的軍記物語或一些相關人士的回憶錄或随筆記錄。這些史料在成書的當時就出于各種需要，或是“政治宣傳讀物”（如《惟任退治記》），或總有删改、拼貼（如《信長公記》），又或是存在缺失作者及版本信息無法辨别真僞（如《川角太閣記》）等情況。這就需要史料處理者必須以專業、謹慎的态度審視手中材料。在《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中，作者高度評價了老一輩曆史學者高柳光壽在上世紀50年代所著《明智光秀》一書。不過作者并非是要去贊同高柳光壽所唱“野心說”等觀點，而是《明智光秀》選取了較可信的史料，并細心檢出其中的謬誤，再加以批判，把對本能寺之變的讨論從獵奇八卦轉型成了真正的科學研究。換句話說，四百年來本能寺之變所造就的諸多假說，或許并非空穴來風，也可能是基于某種史料而來，但大多卻缺少了史學研究最至關重要的前提工作——檢驗史料。

另一邊，圍繞本能寺之變的日本中世史研究也沒有停止過新史料的挖掘工作。這些新史料裡，其中有一些早已經被發現，但或囿于史料解讀能力的限制，又或是基于孤證不立的治史原則，遲遲沒有得到學界重視。如《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專集中介紹的《本城總右衛門覺書》，1930年該史料的信息就公開于世，但直到近年随着史料解讀工作的完成，才進入研究者們的視野之中。或又如2020年底被重新發現的《乙夜之書物》——雖然它仍舊是一部二手史料，但是日本富山市鄉土博物館館員萩原大輔對其進行了詳細考察，尤其是通過比對《本城總右衛門覺書》《信長公記》等不同材料，确認了《乙夜之書物》的史料價值。2021年，萩原大輔發表了論文《〈乙夜之書物〉所載本能寺之變——宥照寺的光秀塚與明智左馬助》向學界介紹研究所得。次年該史料便以《異聞本能寺之變》為題，經由八木書店活字出版，向世人展示其真貌。

還有一部史料，在《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中未有特書，但卻經常在近幾年的本能寺之變研究中被提及。那便是2014年，由日本岡山市林原美術館館員淺利尚民與岡山縣立博物館館員内池英樹共同發現及整理的《石谷家文書》。《石谷家文書》本是日本昭和時代的實業家林原一郎（1908 - 1961）的個人收藏，一直保存在林原美術館中，從未對外公開過。2014年恰逢林原美術館50周年紀念，《石谷家文書》被選為紀念展示史料，才得以在百多年後重見天日。曆史上的石谷家在本能寺之變發生前後，承擔着溝通明智光秀家臣齋藤利三（1534 - 1582）與日本四國地區大名長宗我部元親（1593 - 1599）的重要角色。故而《石谷家文書》中的各種書狀（信件）、文書（證明）成為了支持“四國政策問題”的重要佐證。《石谷家文書》在林原美術館公開展示後的次年，便迅速由日本吉川弘文館編纂出版。《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第九章所提及的“元親書信”“石谷光政”，還有包括前述藤田達生、金子拓、桐野作人在近五年出版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這部史料。

淺利尚民、内池英樹編《石谷家文書：将軍側近所見之戰國亂世》吉川弘文館，2015年

《石谷家文書》外觀

曆史學者藤田達生曾言，以《石谷家文書》等一衆史料群陸續被發掘及考證為界，2014年後的本能寺研究事實上已經從之前“百家争鳴、百花齊放”的态勢，開始慢慢地朝着一個大緻趨同的方向走去。而就現在學界的主流觀點來看，這個大方向基本上就是指“四國政策問題”。不過這并不意味着本能寺之變就此解謎——“四國政策問題”也僅僅是基于現有史料對早先“四國說”的修正與揚棄。縱然如《石谷家文書》《乙夜之書物》這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史料，也無法做到一錘定音，在每個曆史細節上都不受質疑，無可挑剔。如作家桐野作人在其《誰是本能寺之變首謀》最後有言，《石谷家文書》中存在着“無年号文書”，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該史料時，仍然需要借助一定的推測來還原史實，導緻無法統一結論；萩原大輔雖力舉《乙夜之書物》，卻也不得不承認二手史料所天然具有的局限性。史料的發掘與考證，幫助着研究者們從“衆說紛纭”中剔除幹擾項，盡可能去接近真相。然而至少在現階段，我們還需要等待研究者對現有史料更進一步的嚴密分析以及其他新史料的推陳出新。

四

除史料問題外，作者通過《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還想陳述另一個觀點：研究本能寺之變應跳開其問題本身，把它放在日本史，尤其是日本中世史研究的發展脈絡中去理解。

譬如作者在書中反複提到了“鞆幕府”這一概念。何為“鞆幕府”，即在一般的曆史認識中（如大多數的日本史教科書）都把1573年将軍足利義昭（1537 - 1597）被流放出京視作“足利幕府滅亡”，但作者認為“一個政權的滅亡，理論上是當權者及其組織俱亡，或被新當權者完全取代才算是滅亡”。事實上，輾轉流亡至日本備後鞆之浦（今廣島縣福山市）的足利義昭，在大名毛利輝元的支持下仍然維持着“幕政”運作。甚至到豐臣秀吉一統天下就任關白後，足利義昭向其臣服，其将軍的身份仍舊得到承認。1588年，足利義昭辭官出家，“足利幕府”或又稱“鞆幕府”才真正意義上的“名亡實亡”。作者對這一個史實的反複強調，并不是要為“足利義昭陰謀論說”背書。反而是因為擁有着足夠“作案動機”的足利義昭，大可以“鞆幕府”将軍的身份，行使“大義名分”運籌帷幄，前前後後調動毛利家、明智光秀等反織田信長勢力促成本能寺之變，卻為何縱覽毛利家留下的史料，沒有任何一點信息涉及此事。而支持此說者所依據的史料也最多隻能證明本能寺之變發生後，足利義昭才開始不停地催促毛利家作出行動。因此，如果不能找到曆史證據來解釋“鞆幕府”這一史實所帶來的諸多疑問，某些假說或許從立論開始就存在着邏輯漏洞，難以自圓其說。

楊齋延一錦繪 本能寺燒讨之圖

又如“朝廷陰謀論”的支持者們都會提到織田信長要求正親町天皇（1517 - 1593）讓位一事。他們認為織田信長無視天皇權威，欲借天皇讓位，扶持新君來達到控制朝廷的野心。也因此織田信長開罪朝廷，迫其聯合明智光秀發動“讨逆義舉”。然而《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作者卻指出，“在中世日本的天皇政治思想裡，天皇死前讓位是例行公事……後土禦門天皇以來三代因為财政禁绌而無法讓位，最終在位駕崩”。換而言之，與現代人觀念不同，天皇生前退位在當時本就是慣例，同時也是當下日本中世研究中的一個定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可見曆史學者堀裕在上世紀90年代末發表的論文《天皇之死的曆史定位：以〈如在之儀〉為中心》。該研究表明，從11世紀開始“天皇不死”的概念便已經形成——即在位的天皇以生前退位交接權力的方式，保持天皇形式上的“肉身不死”。“生死一體”之于天皇而言，隻可能以“神”而活，無法以“神”而死。縱然是在位駕崩的天皇，也會迅速操辦皇位交接儀式，讓死者以上皇的身份死去。這樣的慣例至少從13世紀起一直延續到了19世紀。因此，有因财政危機（舉辦皇位繼承儀式或為上皇、法皇營建退位後的居所都需要花費大量資金）而無奈死于任上天皇的先例在前，能找到織田信長這樣的“大金主”為天皇操辦退位大典，于情于理都不會招緻處境窘迫的朝廷反對。因此作者在《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中解釋道，直至本能寺之變事發前，朝廷都在等着信長能助其完成正親町天皇的退位儀式。另外在正親町天皇給織田信長的信中也提到了“實在是朝家再興之大事”。這裡說的“朝家再興之大事”實際上就是指恢複天皇生前讓位的舊例。可見，僅就天皇讓位問題，“朝廷陰謀論”便很難站住腳。在缺乏史料的情況下，我們自然需要借助一定的曆史想象，但如果沒有放在當時的曆史語境下去審思，縱然是找到了曆史證據，也容易曲解史料，牽強攀附。

話及此處，或許還需順帶一提。在闡述完“四國政策問題”後，作者另辟一節，以《日本武士社會“忠”與“叛”背後的權力遊戲》為題，探讨了日本曆史叙事中人們耳熟能詳的概念“下克上”。在作者看來，“下克上”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武士集團中的主從關系颠倒，而應該将其視為一個擁有更多内涵或更加複雜多元的社會現象。在當時的曆史場景下，有“下克上”的同時也有“上克下”。在包括武士集團在内的所有社會團體之中，決策的制定和推行都不僅僅仰賴于領袖個人的能力，而是團隊内部所有成員互相合作、妥協的結果。如果團隊領袖的能力和行徑不符合團隊的整體利益，或者說無法滿足成員的預期而導緻矛盾無法調和時，以暴力行動來改變現狀是很普遍的選項。不過此處所言“改變現狀”并不意味着要掀起一場“異姓革命”，而是通過局部洗牌，在維持團隊的前提下達到“掀桌人”所期望的利益最大化。回到本能寺之變，日本中世武士社會中的“下克上”，表面上看起來是恩怨情仇，但背後實際上更多是錯綜複雜的利益計算。主君和臣子之間嚴格的“禦恩——奉公”一元關系，實際上直到江戶時代才形成共識。在明智光秀身處的時代，良臣擇主而事，明主擇賢而用，可能更多的仍然是出于現實或功利的考慮，并沒有那麼多理想化的“忠叛恩仇”。因此當局面無法控制時，任何一方突然地選擇暴力攤牌，激情犯罪——這仍然是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基于當時曆史語境能夠作出的一種較為合理的猜想。不過基于此點，在如何理解織田信長殒命前說出的名句「是非に及ばず」上，相比《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中的解釋，筆者更贊同曆史學者田端泰子的看法：在“下克上”被視為世間常态的戰國時代，織田信長或許一點都不意外家臣的反叛，但也隻能無奈歎息。本能寺的熊熊大火，為這位日本曆史上的“風雲兒”奏出了屬于他最後的英雄挽歌，“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五

總體來說，《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仍應算是一部曆史科普書。然而與市面上非譯著的日本史科普讀物相比，《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又不那麼典型。這種别樣氣質來自于作者胡炜權專業的日本中世研究學術背景，但他也沒有因此一味追求艱深晦澀——深入淺出的叙事方式同樣符合他自身“日本戰國史愛好者”的定位。“立志做好科普，将其視為與學術研究同樣重要的事業”更是作者一直以來堅持的信條。筆者相信，無論是曆史愛好者還是專業從業人員，或都能在這部書中各取所需，有所得，有所感。

責任編輯：于淑娟

校對：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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