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寫過一篇關于福康安平定西藏的文章，裡面提到了他的祖父李榮寶和父親傅恒。因此有讀者就評論說，為何祖父叫李榮寶，而孫子不叫李康安而叫福康安呢？其實這對于不太了解清史的朋友來說，确實是一個疑問，因為清代滿族旗人有個習慣，他們稱呼往往不稱姓而稱名。

​滿族姓氏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其間也經曆了一個漢化、簡化的過程，下面就此問題來進行一個簡單的梳理。

八旗滿洲人的姓，滿語叫“哈拉”，一般多源于地名、部落名或者是某一圖騰。當同一血族的成員逐漸分散到各地，血緣紐帶由緊到松，地域關系由近到遠，并進一步形成新的血緣分支後，就在舊有姓氏上冠以所居住地方的名稱。如住在葉赫地方的那拉氏，姓葉赫那拉；住在輝發一帶的則姓輝發那拉氏。

滿洲著名的瓜爾佳姓分為蘇完瓜爾佳、葉赫瓜爾佳等十二大姓氏；覺羅姓内則有伊爾根覺羅、舒舒覺羅、西林覺羅、通顔覺羅、阿顔覺羅、呼倫覺羅、阿哈覺羅等氏。清代愛新覺羅氏，也是這一古老姓氏的一個分支。

滿人的習俗是“稱名不舉姓”，人們相逢，一般隻以名字相稱。康熙年間有一個滿洲将領叫“穆成額”，他的姓不是“穆”，而是“那木都魯”。與他同時的另一個滿洲人也叫“穆成額”，但他卻姓“薩爾察”。開篇提到的福康安以及他的祖父李榮寶和父親傅恒，其姓氏都是富察氏。

​至于見面不舉姓的緣故，據說是自氏族社會傳下的舊俗。姓氏，作為一個基本血緣組織的标記，隻有在與外部交往中才發揮它的功能。這個習俗相沿日久，“稱名不舉姓”便成為了旗人的共同風尚。

在八旗姓氏中，從先世女真人承襲下來的為數不多，其中較著名的有富察、伊喇、納喇、費莫、完顔、鈕钴祿。16世紀後，又吸收了不少蒙古姓氏。如博爾濟吉特氏，原是蒙古黃金家族——成吉思汗家族的姓。清朝入關前後，滿洲這一新的民族大量接納外來民族成分，又加入了索倫、錫伯、赫哲、達斡爾、漢、朝鮮等族姓氏。

漢族女子嫁入女真人家後，多會改稱為“某佳氏”。明末清初歸附滿洲的漢軍旗人，一般都在本姓之上加上“佳”或“爾佳”，如佟佳氏、王佳氏、張爾佳氏等。

清入關後，滿洲人改用漢姓漢名的情況已露端倪。順治帝就取了一個漢式名字——福臨。順治九年（1652）會試，取中滿洲進士、蒙古進士各五十人，狀元麻勒吉，授弘文館修撰，改名曰馬中骥。但這種改名現象的普及，還是在滿人逐漸放棄本族語言改用漢語之後，這大抵發生在乾隆、嘉慶年間。

​乾隆時，許多滿人或者已經不知先世還有“稱名不舉姓”的舊俗，或者是故意效仿漢人，往往将自己名字的頭一個字當作姓，以緻引起乾隆帝親自幹預。乾隆三十二年（1767），吏部帶領引見的旗人中有個叫滿吉善者，是覺羅留保之子。乾隆谕旨稱：

“其名滿吉善者，竟以滿為姓。朕将滿吉善之名改為吉善。吉善乃系覺羅，甚屬尊貴，吉善竟不以覺羅為尊，以滿為姓，照依漢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管理應留心查禁，今竟不禁止。王公所司何事？恐其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嚴禁。”

到了嘉慶年間，一些宗室子弟甚至對自己本應引以為豪的老姓——愛新覺羅氏也無所謂了。愛新覺羅漢姓曰“金”，其他覺羅漢姓曰“趙”，本來是泾渭分明，有些宗室卻偏要以趙姓自居。

有個宗室名圖克坦，人稱趙大。問他為何如此稱呼，回答說趙姓是百家姓之首，宗室既然至高無上，必然姓趙無疑。清朝規定宗室系黃帶子以與其他人相區别，于是又有宗室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冠以黃姓。嘉慶帝因此龍顔大怒，傳谕宗室，此後再有以趙、黃姓者，一定從重治罪，不過從後來的事實來看，這個禁令效果不大。

​其實，滿洲人家族觀念還是很強的，又重視纂修家譜、族譜，所以真正将老姓忘記的為數寥寥。他們之所以改從漢姓，主要還是順遂習尚，也為了交往的便利。

滿人早期風俗十分樸素，生子命名多不取吉祥字眼。由于漁獵采集是經濟生活的主要内容，對各種禽鳥如數家珍，往往用以命名。在努爾哈赤家族内，就有多爾衮、固爾瑪渾、博和托、杜度等人，借以動物之名命名。

在某些場合，新生兒的排行或身體某個部位或特征便成了名字來源。如克勤郡王嶽托，其名字詞義為傻公子、呆子；貝子傅喇塔，名字詞義為爛眼邊；豫親王多铎，名字義為胎。此外，穎親王薩哈廉，名字義為“黑”，貝子博洛，義為涼帽。

滿人命名還常用數字，某人出生時，祖父适值七十歲，他的名字就叫“那丹珠”，滿語“七十”之意。後來更直接用漢語的，如祖父時年六十二，就取名為“六十二”。這種習慣，也是漢人所沒有的。

​入關後，滿人逐漸意識到命名習慣的粗陋，開始将漢人常用的平安吉慶、福祿壽喜一類美好的字眼運用于名字中。皇太極生前，給第九子命名為福臨，取“福之将至”意。福臨第二子、五子、七子分别命名為福全、常甯、隆禧，帶有明顯的漢化傾向。康熙帝玄烨自幼習讀儒家經典，深受漢文化影響，這也體現他在給皇子的命名上。很多命名靈感均來源于《禮記》和《詩經》。

上有所好，下必效仿。此後，以漢文福壽、吉祥、康泰等字詞命名，日愈成為旗人中的習尚。但是由于這一類字詞在旗人名字中使用頻率很高，有時還會産生誤會。

《南亭筆記》中記載：有旗人名五福，他前往廣東番禺任知縣。廣東有習俗，凡新年來臨必貼“五福臨門”于門上。五福看見後認為這是怠慢自己，大動肝火，下令将有關人等笞杖數百。搞得番禺縣民此後不敢再貼“五福臨門”。如此誤會頗有“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味道。

​旗人取名還有一種風氣，就是常将名字頭一個字幾代相傳。大學士阿桂，其父名阿克敦，其子名阿迪斯、阿彌達，三代人的首字都是“阿”。乾隆帝認為“阿”字雖不見于漢人的《百家姓》，但這樣通用下去，時間一久，也可能成為一戶新姓，所以下令阿桂，日後不準再用“阿”字為孫子輩取名。這就是後來人們常有的“旗人父子不同姓”、“滿族一輩一姓”的誤解。

在乾隆、嘉慶兩朝上谕中，有關旗人“效仿漢人習氣”，更改漢姓漢名的内容不勝枚舉。皇帝雖然将這種現象上升到“數典忘祖”的高度，痛罵這些人，或者親自幹預更改姓名，實際上效果微乎其微。旗人改從漢姓漢名，不僅是仰慕漢俗，更重要的是，旗人不能擺脫與漢人的頻繁接觸，而漢人稱呼滿名又感拗口，難以記憶。旗人為交往便利起見，取漢名是順乎自然的選擇。

​事實上，還不僅僅是姓名，就是漢人所用的“字”和“号”也成了滿人的效仿的對象。就連乾隆帝的十二阿哥成親王永瑆也取了個别号為“鏡泉”，為此永瑆還遭到了乾隆帝的一頓訓斥，說他“鄙俗可憎”。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即使是生養深宮的皇子，對漢人的姓氏文化也是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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