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玉藻》篇說:“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右史記載帝王的言行,集結成《尚書》、《國語》,左史記載帝王的大事記,編成各國的《春秋》。如果把言行和大事記合并在一起,便形成了《左傳》。《左傳》是解釋《春秋》的曆史書,這說明在古代,史學是從經學中脫離出來的。
《漢書·藝文志》裡沒有“史”這個綱目,就連司馬遷的《史記》也被列入“《春秋》二十三家》”裡面;直到《隋書·經籍志》才開始出現“經、史、子、集”四部,并把紀傳體稱為“正史”,在正史的下面又附有三十四部編年體的書。《隋書》的作者認為編年體屬于“古史”,在古代人們記載曆史用的是編年形式,《史記》出現後才改用記傳,到了荀悅的《漢紀》出現,又重新使用編年。魏晉時期,《竹書紀年》被發掘出來,掀起了一場編年體的熱潮。幹寶寫作《晉紀》、裴子野著有《宋略》、吳均傳出《齊春秋》等,然而這些恢複“古史”的嘗試都沒有成功,許多史書逐漸失傳了。
唐朝建立後接連修訂了《晉書》《周書》《隋書》《南北史》等“正史”,使得編年體再次沒落,直到《資治通鑒》的出現才改變了這種局勢。
唐朝編訂的史書雖然很多,但廣為流傳的隻有“前四史”,魏晉的史書都藏在廣内,沒有版本流傳民間。直到宋仁宗天聖二年,才依次闆刻出了《隋書》、《梁書》和《陳書》等。那時候《宋書》和《北齊書》殘缺較多,隻得用《南北史》來填補;仁宗還先後又命宋祁與歐陽修重新編寫《唐書》,而歐陽修私下又寫成了一本《新五代史》。因此,在司馬光編《資治通鑒》之前,已經出現了十七本正史。
所謂的“十七史”為:《史》《漢》《後漢》《三國》《晉》《宋》《魏》《梁》《南齊》《北齊》《周》《陳》《隋》《南史》《北史》《新唐》和《新五代》,《舊唐書》與《舊五代史》不計入其中。這十七本正史卷轶浩繁,繁蕪難讀,雖然十分完備,卻不利于閱讀。而且當時紀傳體已經很完備,編年體卻未有全書,因此宋英宗在治平三年,命司馬光寫作一本上續《左傳》的編年體史書。
司馬光從小時候就喜歡讀《左傳》,他在朝中做官後,“患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鑒”,于是專門為宋英宗寫了一本《通志》。這本書隻有八卷,上起于三家分晉,下終于秦朝滅亡。宋英宗讀後很高興,“命置局秘閣,續其書。”這便是修《資治通鑒》的起因。《資治通鑒》裡的《周紀》和《秦紀》其實就是《通志》,這部分相比于後來的内容,顯得要簡略了些。
編年體史書裡,《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前722年),終于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左傳》則一直寫到了悼公十四年(前453年)韓趙魏三家滅亡知伯的事。《資治通鑒》的第一年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那年韓趙魏始列為諸侯,距滅知伯其實已經過了五十年。但司馬光在下面又倒叙知伯滅亡的事,是意在上續《左傳》。
當劉恕問他:“公之書不始于上古或堯舜,何也?”
司馬光回答:“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
劉恕又問:“曷不始于獲麟之歲?”
司馬光答曰:“經不可續也。”
他認為《春秋》不可續,是不願比肩孔子,所以才從《左傳》之後開始寫。《通鑒》所采用的史料大多來自“十七史”,但也有些史料取自他處,例如五代部分幾乎不用《新五代史》,仍以《舊五代史》為底本。其他的史料來源則收入《考異》裡。
在《通鑒》的末尾,有一篇司馬光的《表》,裡面備記修書的始末。《表》的落款日期為“元豐七年十一月”,此時距離開始動筆已經過了十九年。司馬光在《表》中訴說了自己修史的初衷,他說: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這說明《資治通鑒》就像《太平禦覽》一樣,本身是為了方便皇帝在閑暇之餘閱讀的書。因為天下的圖書太多,皇帝沒法讀得完,所以宋太宗才下令搜輯各類書中的有價值部分,每天進呈三卷供自己閱讀,久而久之,便成了一部《太平禦覽》。同樣,“十七史”的文字太過繁多,連普通老百姓都讀不完,更何況是日理萬機的皇帝呢?司馬光也想從曆史中提煉出有價值的東西來供皇帝“遍鑒”,所以《資治通鑒》有如下特征:
- 它是一部專門為皇帝而寫的編年史;
- 它力求化繁為簡,讓皇帝能夠遍鑒曆史;
- 它最關注的是曆史上的國家興衰和生民休戚,期望能從這些事件中得到寶貴經驗。
如果把《資治通鑒》視為一部權謀聖經,那就是沒讀懂這本書,而且違背了司馬光的初衷,并且貶低了這部曆史著作的價值。正所謂“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闱秘事。”在權謀家的眼中,《資治通鑒》自然是供他用來詭詐的寶典了。
司馬光認為權謀就如文學藝術一樣,在“國家興衰、生民休戚”面前,顯得不夠分量。屈原和杜甫名滿天下,但是在《通鑒》裡卻找不到關于他們的文字,因為這些都屬于“非君上要知之事。”據《日錄》記載,宋神宗讀《資治通鑒》,看到蘇秦遊說六國合縱的事情,便問司馬光說:“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
司馬光回答說:“臣所以存其事于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
神宗說:“卿進讀每存規谏。”
司馬光說:“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意耳。”
這說明崇尚權謀絕非司馬光“著述之本意”,他把那些欺詐、權鬥的事件如實記載下來,隻是為了實事求是的呈現曆史而已。《資治通鑒》絕非什麼權謀聖經,而是一部“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的經世史籍。
《資治通鑒》的作者都有哪些人?
司馬光編《通鑒》的方法是以時間為順序,先廣納各類資料,編寫成一個“長編”,然後再進行删減。修改。這種工作量是一個人無法勝任的,還需要一個寫作班子。在撰寫“長編”時,有三個人出力最多,分别是劉恕、劉攽和範祖禹。
劉恕,字道原,為人博聞強記,于書無所不覽,尤精于史學,他司馬光的好友,司馬光在修《資治通鑒》時奏請其參與編修。除了《通鑒》之外,他還著有《十國紀年》和《通鑒外紀》等。
劉攽,字貢父,精通漢史,著有《東漢刊誤》,他參與修訂《資治通鑒》的時間最久。《宋史》說他“專職漢史”,似乎《漢紀》部分是他寫的。
範祖禹,字醇夫,是司馬光的弟子。他早年跟随司馬光一起修《通鑒》,在洛陽一住就是十五年。書成之後才出來做官,他還寫有《唐鑒》和《帝學》。據說程頤晚年在案頭上常放着一本《唐鑒》,認為這本書可以跟《通鑒》并駕齊驅。而宋孝宗也曾說:“讀《資治通鑒》,知司馬太師自是宰相手段。讀《唐鑒》,知範内翰自是台谏手段。”
對于《通鑒》的寫作分工,後人說法不一,漢朝之前的部分可以确定是司馬光親筆的《通志》。有人根據劉攽長于漢史、範祖禹著《唐鑒》的信息,斷定“漢則劉攽,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範祖禹。”這種說法廣為流傳,卻不符合實際。
在司馬光寫的《與醇夫帖子》中,有這樣的文字:
“隋以前與貢父,梁以後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
這說明隋朝以前、秦朝之後的内容都是劉攽所作,共一百八十卷;五代部分,則全歸劉恕,共有二十七卷;而中間的隋唐部分便出自範祖禹,共八十一卷。劉恕著有《十國紀年》,專記五代事;範祖禹寫有《唐鑒》,熟知唐史。司馬光這樣分配是各因所長而已。
從《長編》的卷數來看,劉攽出力最多,但後人卻常視司馬光和劉恕為《通鑒》的主要作者。這是因為寫《長編》的時候,主要工作是收集、抄錄和排列現成的史料,屬于技術活;而在《長編》的基礎上進行考異、修訂、删減則屬于總編的工作,難度更大。司馬光在統稿時常跟劉恕反複商量,二人實際上是統領全局的主編與副手。
正是在這一代史學家的努力下,終于編成了《資治通鑒》這部史學巨作,它使編年體的完備程度上升到了一個階段。《通鑒》雖然是司馬光從“十七史”裡精挑細選後提煉出來的寶貴史料,但真正能仔細并且完整讀完它的人并不多。為此司馬光感歎道:
“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書十九年方成,中間受了人多少語言陵藉。”
讀史尚如此之難,著史者又談何容易,想讀懂作者的修史本意,更是難上加難了!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