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玉藻》篇說：“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右史記載帝王的言行，集結成《尚書》、《國語》，左史記載帝王的大事記，編成各國的《春秋》。如果把言行和大事記合并在一起，便形成了《左傳》。《左傳》是解釋《春秋》的曆史書，這說明在古代，史學是從經學中脫離出來的。

《漢書·藝文志》裡沒有“史”這個綱目，就連司馬遷的《史記》也被列入“《春秋》二十三家》”裡面；直到《隋書·經籍志》才開始出現“經、史、子、集”四部，并把紀傳體稱為“正史”，在正史的下面又附有三十四部編年體的書。《隋書》的作者認為編年體屬于“古史”，在古代人們記載曆史用的是編年形式，《史記》出現後才改用記傳，到了荀悅的《漢紀》出現，又重新使用編年。魏晉時期，《竹書紀年》被發掘出來，掀起了一場編年體的熱潮。幹寶寫作《晉紀》、裴子野著有《宋略》、吳均傳出《齊春秋》等，然而這些恢複“古史”的嘗試都沒有成功，許多史書逐漸失傳了。

唐朝建立後接連修訂了《晉書》《周書》《隋書》《南北史》等“正史”，使得編年體再次沒落，直到《資治通鑒》的出現才改變了這種局勢。

唐朝編訂的史書雖然很多，但廣為流傳的隻有“前四史”，魏晉的史書都藏在廣内，沒有版本流傳民間。直到宋仁宗天聖二年，才依次闆刻出了《隋書》、《梁書》和《陳書》等。那時候《宋書》和《北齊書》殘缺較多，隻得用《南北史》來填補；仁宗還先後又命宋祁與歐陽修重新編寫《唐書》，而歐陽修私下又寫成了一本《新五代史》。因此，在司馬光編《資治通鑒》之前，已經出現了十七本正史。

所謂的“十七史”為：《史》《漢》《後漢》《三國》《晉》《宋》《魏》《梁》《南齊》《北齊》《周》《陳》《隋》《南史》《北史》《新唐》和《新五代》，《舊唐書》與《舊五代史》不計入其中。這十七本正史卷轶浩繁，繁蕪難讀，雖然十分完備，卻不利于閱讀。而且當時紀傳體已經很完備，編年體卻未有全書，因此宋英宗在治平三年，命司馬光寫作一本上續《左傳》的編年體史書。

司馬光從小時候就喜歡讀《左傳》，他在朝中做官後，“患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鑒”，于是專門為宋英宗寫了一本《通志》。這本書隻有八卷，上起于三家分晉，下終于秦朝滅亡。宋英宗讀後很高興，“命置局秘閣，續其書。”這便是修《資治通鑒》的起因。《資治通鑒》裡的《周紀》和《秦紀》其實就是《通志》，這部分相比于後來的内容，顯得要簡略了些。

編年體史書裡，《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前722年），終于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左傳》則一直寫到了悼公十四年（前453年）韓趙魏三家滅亡知伯的事。《資治通鑒》的第一年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那年韓趙魏始列為諸侯，距滅知伯其實已經過了五十年。但司馬光在下面又倒叙知伯滅亡的事，是意在上續《左傳》。

當劉恕問他：“公之書不始于上古或堯舜，何也？”

司馬光回答：“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

劉恕又問：“曷不始于獲麟之歲？”

司馬光答曰：“經不可續也。”

他認為《春秋》不可續，是不願比肩孔子，所以才從《左傳》之後開始寫。《通鑒》所采用的史料大多來自“十七史”，但也有些史料取自他處，例如五代部分幾乎不用《新五代史》，仍以《舊五代史》為底本。其他的史料來源則收入《考異》裡。

在《通鑒》的末尾，有一篇司馬光的《表》，裡面備記修書的始末。《表》的落款日期為“元豐七年十一月”，此時距離開始動筆已經過了十九年。司馬光在《表》中訴說了自己修史的初衷，他說：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這說明《資治通鑒》就像《太平禦覽》一樣，本身是為了方便皇帝在閑暇之餘閱讀的書。因為天下的圖書太多，皇帝沒法讀得完，所以宋太宗才下令搜輯各類書中的有價值部分，每天進呈三卷供自己閱讀，久而久之，便成了一部《太平禦覽》。同樣，“十七史”的文字太過繁多，連普通老百姓都讀不完，更何況是日理萬機的皇帝呢？司馬光也想從曆史中提煉出有價值的東西來供皇帝“遍鑒”，所以《資治通鑒》有如下特征：

• 它是一部專門為皇帝而寫的編年史；
• 它力求化繁為簡，讓皇帝能夠遍鑒曆史；
• 它最關注的是曆史上的國家興衰和生民休戚，期望能從這些事件中得到寶貴經驗。

如果把《資治通鑒》視為一部權謀聖經，那就是沒讀懂這本書，而且違背了司馬光的初衷，并且貶低了這部曆史著作的價值。正所謂“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闱秘事。”在權謀家的眼中，《資治通鑒》自然是供他用來詭詐的寶典了。

司馬光認為權謀就如文學藝術一樣，在“國家興衰、生民休戚”面前，顯得不夠分量。屈原和杜甫名滿天下，但是在《通鑒》裡卻找不到關于他們的文字，因為這些都屬于“非君上要知之事。”據《日錄》記載，宋神宗讀《資治通鑒》，看到蘇秦遊說六國合縱的事情，便問司馬光說：“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

司馬光回答說：“臣所以存其事于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

神宗說：“卿進讀每存規谏。”

司馬光說：“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意耳。”

這說明崇尚權謀絕非司馬光“著述之本意”，他把那些欺詐、權鬥的事件如實記載下來，隻是為了實事求是的呈現曆史而已。《資治通鑒》絕非什麼權謀聖經，而是一部“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的經世史籍。

《資治通鑒》的作者都有哪些人？

司馬光編《通鑒》的方法是以時間為順序，先廣納各類資料，編寫成一個“長編”，然後再進行删減。修改。這種工作量是一個人無法勝任的，還需要一個寫作班子。在撰寫“長編”時，有三個人出力最多，分别是劉恕、劉攽和範祖禹。

劉恕，字道原，為人博聞強記，于書無所不覽，尤精于史學，他司馬光的好友，司馬光在修《資治通鑒》時奏請其參與編修。除了《通鑒》之外，他還著有《十國紀年》和《通鑒外紀》等。

劉攽，字貢父，精通漢史，著有《東漢刊誤》，他參與修訂《資治通鑒》的時間最久。《宋史》說他“專職漢史”，似乎《漢紀》部分是他寫的。

範祖禹，字醇夫，是司馬光的弟子。他早年跟随司馬光一起修《通鑒》，在洛陽一住就是十五年。書成之後才出來做官，他還寫有《唐鑒》和《帝學》。據說程頤晚年在案頭上常放着一本《唐鑒》，認為這本書可以跟《通鑒》并駕齊驅。而宋孝宗也曾說：“讀《資治通鑒》，知司馬太師自是宰相手段。讀《唐鑒》，知範内翰自是台谏手段。”

對于《通鑒》的寫作分工，後人說法不一，漢朝之前的部分可以确定是司馬光親筆的《通志》。有人根據劉攽長于漢史、範祖禹著《唐鑒》的信息，斷定“漢則劉攽，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範祖禹。”這種說法廣為流傳，卻不符合實際。

在司馬光寫的《與醇夫帖子》中，有這樣的文字：

“隋以前與貢父，梁以後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

這說明隋朝以前、秦朝之後的内容都是劉攽所作，共一百八十卷；五代部分，則全歸劉恕，共有二十七卷；而中間的隋唐部分便出自範祖禹，共八十一卷。劉恕著有《十國紀年》，專記五代事；範祖禹寫有《唐鑒》，熟知唐史。司馬光這樣分配是各因所長而已。

從《長編》的卷數來看，劉攽出力最多，但後人卻常視司馬光和劉恕為《通鑒》的主要作者。這是因為寫《長編》的時候，主要工作是收集、抄錄和排列現成的史料，屬于技術活；而在《長編》的基礎上進行考異、修訂、删減則屬于總編的工作，難度更大。司馬光在統稿時常跟劉恕反複商量，二人實際上是統領全局的主編與副手。

正是在這一代史學家的努力下，終于編成了《資治通鑒》這部史學巨作，它使編年體的完備程度上升到了一個階段。《通鑒》雖然是司馬光從“十七史”裡精挑細選後提煉出來的寶貴史料，但真正能仔細并且完整讀完它的人并不多。為此司馬光感歎道：

“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書十九年方成，中間受了人多少語言陵藉。”

讀史尚如此之難，著史者又談何容易，想讀懂作者的修史本意，更是難上加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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