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洋詩集著名的詩句?作者：李永賢（河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漁洋詩集著名的詩句?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漁洋詩集著名的詩句

作者：李永賢（河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王士禛是康熙詩壇的盟主，一生創作近五千首詩詞和數十種著述。他同時還是一位詩歌選家，一生選詩不辍。這些編纂于人生不同階段的選本，是其表達詩學思想、開展詩學批評和規引詩壇發展的重要手段。如果對這些選本進行整體審視，則可見其詩學發展變化的軌迹和詩學思想的主要特征。對于漁洋詩學，人們常以神韻許之。漁洋本人則将其一生詩學演變之迹概括為三個階段，“少年初筮仕時，惟務博綜該洽，以求兼長……入吾室者，皆操唐音”，“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既而清利流為空疏……于是以大音希聲，藥淫哇锢習，《唐賢三昧》之選，所謂乃造平淡時也。然而境亦從茲老矣”（俞兆晟《漁洋詩話序》）。漁洋在此隻是就其詩學大端簡括言之，而遮蔽了許多細節。實則，漁洋詩學既非神韻所能涵蓋，亦非主唐主宋所能統括。他的思想，超越了狹隘的門戶之見，博綜兼長，兼收并蓄。具體而言，以宗唐為基調，以神韻為理想，宗唐而不囿于唐，倡神韻而不以之立門戶；唐詩之中，提倡盛唐而不廢中晚，唐詩之外，推尊漢魏複留意宋元；歸根結底，要在辨别詩歌體式，确認源流正變，力求給予詩史發展中不同詩體和詩人應有之價值定位。這一思想也貫穿于其選詩活動中，這裡予以探讨。

其一，王漁洋的選詩标準主要以學唐為基調、以神韻為理想。漁洋受家學熏陶，幼年即喜唐詩，八歲時，其兄西樵即授以王、裴詩法，任職揚州時曾專選唐人律詩為《唐詩神韻集》，以為兒輩學詩藍本。又選明人徐祯卿、高叔嗣之作為《二家詩選》。徐、高雖為明人，卻專學唐代韋、柳詩風，漁洋此選意在彰顯韋、柳古澹詩風在明代之傳承，為日後倡導神韻做鋪墊。康熙二十六、二十七年間相繼編成《十種唐詩選》（以下簡稱《十選》）和《唐賢三昧集》，前者意在呈現唐人眼中之唐詩面貌，後者重在揭示盛唐詩歌之真精神。去世前三年，又編成《萬首唐人絕句選》，為一生學唐畫上圓滿句号。質言之，漁洋早年學唐是其家學和個人興趣、時代風尚影響下的感性選擇；中年宗唐則是身曆目見、見微知著基礎上詩學成熟的理性自覺；晚年主唐則是對其一生詩學的反思、調整和總結。這些貫穿其一生的選本，呈現出一條清晰的以唐詩為中心的詩學軌迹。神韻說是漁洋詩學最重要的内容。至《唐賢三昧集》出，标志着以盛唐王孟詩風為審美特征、以司空圖與嚴羽等詩論為理論基礎的神韻詩的成熟。此選以糾格調派及宋詩風弊端相号召，“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與世人看”；“以大音希聲，藥淫哇锢習”，成為漁洋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選本，也奠定了漁洋作為神韻詩風開創者和詩壇盟主的地位。

其二，漁洋雖以倡神韻而顯名後世，但神韻并非其詩學全部内容，其選詩時還推重非“神韻”的唐詩。《唐賢三昧集序》曰：“康熙戊辰春杪，歸自京師，居宸翰堂，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錄其尤隽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為《唐賢三昧集》，厘為三卷。合《文粹》《英靈》《間氣》諸選詩，通為《唐詩十選》雲。”因這兩部選本同時完成，盛符升《唐賢三昧集後序》遂認為它們都以神韻為歸。其實，《十選》是在十種唐詩選本基礎上的删選，選擇的範圍受到限定，這些選本各自在選詩的标準、旨趣、對象、目的上差異很大，漁洋很難以神韻的标準将其統一在一起。《十選》雖對原選進行了删汰，但大體保留了其原有特征。總體看，《十選》所選詩歌涵蓋四唐，各體兼有，風格各異。與《唐賢三昧集》之甄選嚴苛不同，《十選》要兼顧各選原有的特點，選詩的藝術标準較為寬泛，就中即便有符合神韻特征的詩也非主體。其真實意圖是感于“後世選唐人詩，較唐人自選，終隔一塵”，欲借唐人手眼，得唐詩之真相。其着眼于唐詩之整體面貌，故不限于時代和家數。而《唐賢三昧集》以标舉神韻為号召，意在補救敷附盛唐空泛之弊，以揭示盛唐詩之真精神。可見，《唐賢三昧集》體現了漁洋對盛唐精神的理解，代表了他的詩學理想；《十選》則是漁洋借唐人手眼将真正的唐詩展示給世人，為學唐詩者提供學詩門徑，二者在目的和标準上都不相同，體現了漁洋詩學價值體系的兩個維度。可見，漁洋在對待唐詩的态度上并不固守神韻窠臼。

其三，由其詩歌選本又可見博綜該洽、兼容并包的詩學觀。雖然主唐是漁洋詩學的基調，四唐之中，他又較為傾向盛唐，但又非限選四唐、非唐不選。《燃燈記聞》記漁洋語曰：“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學者從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務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則無論初、盛、中、晚皆可名家。”可見，在師法對象的選擇上，他還主張不拘時代，各随其性分所近。編于晚年的《萬首唐人絕句選》，是漁洋對自己一生詩學的反思和調整。該選在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基礎上删選而成。從漁洋具體的選詩看，四唐兼顧，突出中、晚唐的比重，這既符合唐代絕句發展的實際，也是對一般學唐者偏愛盛唐、鄙棄中晚的糾偏。另外，所錄範圍較廣，從李白、杜甫這些經常在漁洋其他選本中被排除的大家，到雍陶、趙嘏等不為一般選家所重的小家都有入選。作為一生最後一部選本，漁洋為此付出較多心血，所選皆為唐絕精華，“故較他選為精審”（《四庫提要》）。漁洋早年嘗“聚漢魏、四唐、宋元諸集，無不窺其堂奧”，培養了寬宏的胸襟和視野，他主唐又不囿于唐，這可以《古詩選》為例加以說明。《古詩選》編于康熙二十二年，包括五言十七卷，七言十五卷。所選五古起于漢迄于唐，漢詩全取，魏晉以下遞嚴，不廢齊、梁、陳、隋，而唐代隻取五人。因此，五古所錄詩人以唐前為主。七言古詩錄唐之前二卷，唐四卷，宋六卷，金元三卷。唐代錄杜甫、韓愈各一卷，初、盛唐其他詩人各一卷，選錄最多的是宋元，共九卷。可見，漁洋《古詩選》突破了宗唐的藩籬，強調了漢魏六朝五古和宋元七古的地位。在對古詩的處理上，漁洋不拘于成見，表現出客觀理性的态度。

其四，漁洋選詩強調辨體，注重梳理各體詩歌源流正變之迹，具有強烈的詩史意識。比如《五言古詩選》對五古的甄選，即基于對五古源流發展客觀認識之上。五古形成于漢魏，至六朝漸趨繁盛，去古漸遠，新變愈多，但尚未偏離傳統；唐代五古與漢魏多不相類，“自為畛域，成其為唐人之詩而已”。在對五古的選擇上，漢魏全錄，六朝稍嚴，唐代則隻選五人，近于苛刻。揆諸詩史，這樣的處理有其合理性，體現了對漢魏五古傳統的尊重。唐代選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等五人，因其“尚不失為古詩之餘派”，而像初唐四傑、杜甫等偏離漢魏傳統的五古皆不選，這大概是受了李攀龍“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觀念的影響。漁洋雖不否定唐人五古的價值，但該選意在突出漢魏五古的正統地位，故唐人五古多不入選也就可以理解。其《七言古詩選》“大旨以杜為宗，唐宋以來善學杜者則取之”。唐人學杜者少，唐人七古雖多，此選在杜甫、韓愈之外所錄初盛唐七古很少，初唐四傑與中晚唐七古悉不錄；宋人七古以杜為宗，故宋人七古入選遠多于唐人，尤其是學杜最出色的蘇、黃入選最多，因此該選突出了宋人七古的地位，這與七古發展的客觀實際正相符合。又如在《萬首唐人絕句選》中，漁洋選詩也能緊扣唐代五、七絕發展的現實，從各體入選數量上說，五絕少于七絕；從時代來說，五絕以初、盛唐為主，七絕以中、晚唐為主。此外，漁洋雖然提倡神韻，但認為并非所有詩體和題材都适合表現神韻。“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感興宜阮、陳，山水閑适宜王、韋，亂離行役、鋪張叙述宜老杜，未可限于一格。”（《帶經堂詩話》）因而，在漁洋所認定的神韻詩中，多以五言律、絕和山水閑适題材為主。

《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22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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