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論貴粟疏

法家之流，多以慘死。

吳起在楚國掀起變法，被射成刺猬；商鞅變法于秦，被殺然後車裂；韓非死于獄；李斯身受“五刑”；李悝因斷案失誤被處死；晁錯被腰斬于東市。

“百家争鳴”時期，因為各個國家君王的急功近利，法家迅速崛起，優秀的人才遍布各國高層，當是時，魏有李悝，申不害居韓，商鞅在秦，吳起适楚……

因為法家倡導君權，相信人性本惡，所以它站在君主立場，提倡以法治國，鄙視食古不化，緻力專一耕戰，故能迅速抓住君王的心，并以其強硬手段立竿見影，形成一個虛假繁榮的局面。

但是過剛則易折，法家的一味淩厲嚴峻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

這個世界不是非左即右，非黑即白。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說：“法家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法家諸賢一味以嚴酷暴戾治國，剛硬執着。一則對舊有貴族和平民一視同仁，勢必激起貴族勢力的反彈；二則其手段缺乏彈性，不能平穩着陸，沒有政策的緩沖區，要麼黑要麼白，洗澡水連同娃娃一起倒掉，不能像蘇轼說的“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其三：在同事關系處理上，他們往往忽悠住一個皇帝就算完事兒，和滿朝大臣都針鋒相對，善于謀國，卻不善于謀身，晁錯的政治對頭就有：周亞夫、郦商、栾布、窦嬰、袁盎等等，這樣他們的生存空間就會狹窄逼仄，往往成為一介孤臣。

問題是，關鍵時刻，在皇帝的眼裡，你的份量是不是他所在意的事情呢？在“七國之亂”刀槍四起，滿朝文武怨聲載道的時候，丞相陶青、中尉陳嘉、廷尉張歐聯名上書彈劾晁錯之際，漢景帝思之再三，批上一個冰冷絕情的字：“可”。

晁錯從小就師從張恢，學習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學說，所以他目光犀利，深謀遠慮，卻多與大臣不和，冒然修改法令，使得天下多見其威，少賞其謀。

有必要說說袁盎這個人。

袁盎的父親是楚地的一個強盜，但作為少寨主的他卻是剛直而有才幹，以其過人的膽識和才幹博得漢文帝的賞識。

呂後時期，袁盎是呂祿的家臣，到文帝即位成為中郎。绛侯周勃滅呂有功，被封為丞相，出出入入很是得意，袁盎看在眼裡，勸文帝樹立起皇帝的威嚴，周勃恨之。

待周勃被誣謀反下獄，群臣避之唯恐不及，袁盎卻上書申之無罪，皇帝釋放了周勃，自此二人成為莫逆之交。

從隴西都尉提拔到吳國的丞相，袁盎知道吳王劉濞脾氣秉性極為操蛋，非常不願意去，到了之後也是飲酒度日，得以不同流合污而自保。

袁盎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他和法家的晁錯水火不容，二人但凡一個人在，另一個就會離開。

袁盎從吳國回來之後，晁錯任禦史大夫，認為他和劉濞互相收受賄賂，還真查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證據，按照律法，應該處死袁盎，漢景帝劉啟赦了他，隻是貶為平民。

“七國之亂”爆發，晁錯就想趁機至袁盎于死地，袁盎慌了，連夜找到窦嬰，希望晉見皇上當面陳述破賊之計，在窦嬰的努力下，袁盎才提出了“今計獨斬錯”的主意。

晁錯“削藩”引起天下大亂，景帝本來第一時間和他商量對策，他的提議是禦駕親征，而自己留守京都。漢景帝對帶兵打仗一竅不通，當初出主意的是他，現在出事了卻把皇帝推上前線，可想而知漢景帝的心情如何了，他看晁錯的目光也就不是原來的溫柔賞識。

蘇轼曾說“以自将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言，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

因此，後來的大臣上書彈劾也就成為漢景帝自導自演的殺人流程。

可憐晁錯尚不自知，穿着朝服經過東市的時候，中尉停車宣诏，當場腰斬。

班固有雲：“晁錯銳于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在外部烽火連天，朝内大臣們目光炯炯，就看這個曠世奇才，皇帝的心肝寶貝怎麼辦的時候，晁錯沒拿出撥亂反正的良方，皇帝又難以駕馭那些能征慣戰的大臣，就隻好犧牲他一下下，與其說是應和劉濞“誅晁錯，清君側”的口号，不如說是給即将出征的将士一個态度，讓他們閉上嘴，拿起槍刀，平叛殺賊。

這位法家學派的最後一位衛道士，也沒能躲禍命運的齒輪，和他峭直深刻的理論一起被碾壓在長安東市滾滾的車塵當中。

要想改變世界，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儒家以禮治國，法家以法安邦，荀子禮法交融。無論如何，在揚帆渡海之前，你得先學會遊泳不是？

西晉政治家、文學家、音樂家劉琨的《重贈盧谌》詩雲：“狹路傾華蓋，駭驷摧雙辀。何意百煉剛，化為繞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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