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志

在微信上看到席揚老師去世的消息，心中談不上多麼傷感，卻也有一絲觸動，總覺得該寫點東西，為了席揚老師，也為了大學生活。

山西師範大學沒有在省會太原，而是偏隅于晉西南的臨汾。臨汾是唐堯古都，是元代戲曲繁盛的中心，是連接幽并秦蜀的交通重鎮，曆史悠久，文化濃郁，完全有底蘊承載一所大學。

然而，當年不計後果的發展經濟，讓昔日滿城石榴柿子的花果城變成了不适合人類生存的污染重災區。沒有藍天，浮塵遊動，呼吸道感染，這是我大學生活最黑暗的記憶。

當然，評價一所大學的關鍵不在環境，而在于師資力量，山西師大中文系就有一批優秀的老師。創辦了《語文報》後來成為校長的陶本一，著名語言學家潘家懿，中國戲曲研究的權威黃竹三、馮俊傑，研究唐宋文學的優秀中年教師蘇涵，當然還有而立之年的後起之秀席揚。

席揚老師年齡不大，但名氣大，未曾謀面時就聽說過他很多不凡的傳聞。課講得好，常有外系學生去聽他的課；有才，三十出頭就有幾本頗具分量的專著問世；多情，娶過兩個老婆；叛逆，入的是民主黨派，常有不平之語憤激之言。直到大二第一學期，小個不高戴個眼鏡的老師站在我們的現代文學課堂上，活生生的席揚老師才真正進入我的生活。

筆者鏡頭中的席揚先生

2

翻開那本厚厚的《山西大學百年校慶校友聯誼紀念冊·文學院分冊》（2002），我在78級的名單裡找到了席揚的名字。那時候他叫席躍進，但他的信息是嚴重短缺的。沒有出生年月，沒有通訊地址，也沒有電話手機。唯一有價值的信息還寫錯了：工作單位那裡是廈門大學。

這就是說，當年我與席揚是校友、系友，有一年的交集。但我們當時卻并不相識。山西大學招上來的都是本省的學生，新生老生的熟悉往往是通過認老鄉的方式完成的。要不就是某位老生名氣很大，讓新生生發出一些仰慕。我和席揚既非老鄉，席揚那時也沒有名氣，我們不認識很正常。

肯定是那份《批評家》雜志，我才知道了席揚的名字。1985年12月出版的第5期上，刊登了席揚的一篇文章：《悲劇與新時期文學》，那是一個“評壇新人園地”的小欄目，後面特意跟上了作者簡介。因大學畢業論文做的是當代悲劇的論題，我當時對悲劇正敏感着。凡見到與悲劇有關的文章，便兩眼放光，一定會認真讀讀。如今我打開這期雜志，看到作者簡介中這樣寫道：“席揚，原名席躍進，27歲，山西省绛縣人。1982年畢業于山西大學中文系後分配至山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任教。自1983年以來，先後在《作品與争鳴》、《文藝報》、《山西文學》、《山西師大學報》、《太原日報》等報刊發表文章若幹篇。”

80年代的學人大概就是這麼起家的。那時候，寫文章發文章不為科研考核，不參與工分計算，完全是發乎本心的一種需要。席揚大學畢業後便四面出擊，說明他有極強的問題意識，也說明他有批評家的銳氣。後來，他在《批評家》上頻頻亮相——論哲夫，批評王安憶，分析晉文化小說，暢談新時期文學發展的邏輯走向，讓我對這位大我幾歲的兄長充滿了好奇，也生發出許多敬意。

但80年代我們卻沒見過面。80年代後期，我基本上是在濟南呆着，席揚則一度去了上海、沈陽兩地進修。席揚去世後偶遇中國社科院的陳福民兄，他感歎道：席揚住的是華東師大的首屆助教進修班，那是1984年，算起來我們還是同學呢。

我大概是在1991年呂梁師專召集的一次會議上認識席揚的。那時候，我已回到晉東南師專任教，偏安一隅，外界的信息嚴重缺乏。而本省召開的會議凡給我發了邀請，便一律參加。我把這種會議看成是讓自己充電和洗腦的好機會。那時候，呂梁師專有一支批評新軍，虎虎生風，晉東南師專也有幾位人物，頭角峥嵘。太原那裡則有楊占平、閻晶明、謝泳等精兵強将，他們正在《批評家》的廢墟上重整河山。但山西師大似乎隻有席揚一人孤軍奮戰。

那次聚會的留影，中為席揚先生

應該就是那次山西青年批評家的聚會上，人們談起了席揚那本磚頭厚的新著：《選擇與重構：新時期文學價值論》（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那時候，我們這些人隻是寫過幾篇文章，席揚卻已出了專著。他一下子就甩出我們幾十裡地，不由得不讓人羨慕嫉妒恨。我們跟他要書，他便充滿歉意地說：這本書連我自己也沒留一本，用到它時，還得去圖書館借。于是大家就調侃他，拿他開涮。他表面上哼哼哈哈着，謙虛謹慎着，但能看出來，心裡卻是頗為受用的。

似乎也是因為那本書裡批評了陳村，陳村又來了個反批評，于是批評家與作家的交鋒便也成了一個話題。談及此處，席揚便露出不屑的神色。他仿佛是在說，陳村固然牛，但他哪裡是我的對手？

這就是我對席揚的最初印象：才華橫溢，骨子裡透着自負，但又很好相處，似乎有一種親和力。

但是，于我而言，《選擇與重構》至今依然是一個美麗的傳說。我似乎在我那個學校的圖書館裡找過它，卻一無所獲，也就隻好作罷了。

3

我現在已無法确定那是1993年還是1994年，一個冬末或初春的下午，席揚突然出現在我的家門口。有朋自遠方來，我大喜。問其故，他才說是來附近某地辦事，事已辦完，便一路打聽過來，想找我聊天。那時候我還住在筒子樓裡，一陰一陽兩間房，煤球爐火生在樓道裡。陰面家冷，偶爾會偷用一下電爐。我立刻吩咐媳婦炒菜、做飯，打算跟席揚好好喝點。“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許多年之後回憶，我一直覺得那次暢飲對談就是唐詩的意境。

席揚很健談，酒量也不俗，酒助談興，他天上地下的，更是滔滔不絕。那時候，《十等公民》之類的順口溜很是流行，他能全須全尾地背下來，還不時會拿出另一個版本，比照一番。我們便說一陣，笑一陣，順口溜也成了下酒菜。

媳婦插話了，問席揚：你是不是認識那個誰誰誰？她可是對你崇拜得五體投地啊。席揚愣一下，當他得知我妻子與那位女子有過一段同學經曆後，便接過話茬，講起了他與這位女子的故事。席揚說，這位女子是他教過的學生，學生畢業後，便反複找他示好，但他态度冷淡。女子後來找下了對象，結婚前一天，又找席揚，想要他一個最後的說法。席揚婉言謝絕了。

妻子後來跟我說，她當時也就是随口一問，沒想到席揚會和盤托出。大概是席揚以為那位女子已跟她們講過這個故事，他便拿出了自己的版本，以正視聽。隻是這樣一來，我們便成了這個故事的知情者。

這是80年代的愛情故事。從這個故事中，我解讀出的是席揚的魅力四射。他課講得好，風度翩翩，一定捕獲過許多女孩子的芳心。用現在的話說，估計女孩子都甘願做他的腦殘粉。

妻子是第一次見席揚。喝酒期間她在一邊察言觀色，随後告訴我一個結論：以席揚的心氣，他肯定是看不上那個誰誰誰的。

我唯唯。在這種事情上，女人的目光總是非常犀利的。

4

席揚給我寄書了，《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中國現代散文名家新論》（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4年版），那是他的第二本專著。翻過目錄看後記，席揚一開頭便這樣寫道：“從想對散文做點研究，到這本書的付梓，一晃便十年了。其間的人非物異自不必說，單是這個念頭亦把我折磨得好苦。一想起當年冬天獨自一人在上海各圖書館摘抄資料的情景，這成果面世的興奮也就所剩無幾了。好在這本書裡都是自家的貨色，雖非‘披閱十載’，但亦幾易其稿。藏拙不是有意，但粗糙時見卻難免。”席揚那時還很年輕，這幾句卻寫得如此滄桑，頗有沉郁頓挫的味道。如今我打開這本書，依然覺得這種表達和句式是熟悉的，仿佛當年背誦過一般。

席揚贈送筆者的著作，後因使用次數多，封面已磨損得厲害。

許多年之後，一位學生對我說，她逛書店，會先讀讀作者的後記，如果後記寫得好，她會立刻拿下。否則，那就拜拜吧您呢。她的那番話讓我想起，我讀書往往也是先看前言後記的。連後記都寫不好的書，那有什麼讀頭呢？

我就是從席揚的後記中進入到他這本書之中的。90年代中前期，散文一度很熱，席揚出版此書可謂适逢其時。而通過他的分析與點評，五四前後那些散文大家的心路曆程和精神風貌确實也活靈活現，如在目前。散文不像小說，小說有僞裝，散文卻常常素面朝天，見人心性。席揚把十幾位名家的散文讀來讀去，一網打盡，他肯定獲得了精神上的享受，同時也增加了審人度物的練達。

那些概括——魯迅、胡适的“直”，周作人的“閑”，廢名、俞平伯的“澀”，徐志摩、郁達夫的“真”，冰心、朱自清的“純”，何其芳的“精緻”——在我看來也很是精準。能概括出大家散文的典型風格，需要藝術感悟力，也需要審美判斷力。

讀博三年，為解決生計問題，我曾在北師大的輔仁校區講了三年的現代文學史。每當講到這些名家的散文，我就拎着席揚的這本書上講台了。那裡面的許多觀點豐富了我的講課内容，但在他生前，我卻沒機會說起這件事。

5

1996年是趙樹理誕辰90周年。那時候，我剛被推到中文系副主任的位置，主管科研，就覺得應該以趙樹理誕辰之名，召集全省的有關人士開一次學術研讨會。廟小人手少，那次會議讓我忙活了大半年。

席揚也被我邀請過來了。此前他已寫過幾篇有關趙樹理的文章，一鳴驚人，已是趙樹理研究專家。依稀記得，會議上他與宋謀玚教授還商榷了一下。宋先生說，趙樹理後來的東西左得很。許多人拿外國的那一套解釋趙樹理，狗屁不通。席揚就為趙樹理辯護。他覺得，趙樹理能經得住反複解讀，恰恰說明了這個作家的偉大。

席揚似乎沒提交參會論文。那次參會的趙樹理研究專家不多，許多人是臨時抱佛腳，趕寫了文章，識見似也是老生常談。我想，席揚對于這種會議，一定是比較失望的。

就是那次會議期間，我邀請他給我們的學生做了一次講座。他沒有講趙樹理，講的還是現代散文的話題。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席揚講課。他沒帶講稿，也沒帶任何提示之類的紙片，走上講台就那麼開講了。他講得并不張揚，表情也沒什麼變化，聲音不大不小，語速不疾不徐，如山澗清泉，汩汩而出。從頭至尾，其思路之清晰，表達之妥帖，讓我歎服。

講課也是一門藝術，寫得好文章的人不見得講得好課。講課也會形成一種風格，有的人張牙舞爪，有的人溫柔敦厚；有的人車轱辘話多，弄得人心煩意亂，有的人則句句入耳，直指人心。席揚的風格是學者型的，内斂，嚴謹，自然，流暢。他講的是散文，他的演講本身就是一篇收放自如，張馳有度的散文佳作。我自愧不如也。

但他那次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友情出演，還是我向學校申請了點講課費，薄酬緻謝，如今我已忘得精光。我隻是記住了他那次“演出”的風采。十年之後我給他寫郵件，依然忘不了調侃一句：“早就知道你去了福州，福建師大的學生有福了，能聽上你的高論，但山西師大的學生就慘了。”

6

2004年歲末，我在書店裡發現了席揚的新作：《多維整合與雅俗同構——趙樹理和“山藥蛋派”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立刻把它買下。這時候我才意識到，我與席揚兄已有多年未通音問了。

1999年，我北上京城，席揚則南下福州，我們在同一年離開了老家山西。我能很快知道席揚的動向，肯定是因為王珂。當其時也，我與王珂、吳子林同居一室。這兩位師弟都來自福建師大，他們二人也就成了福建師大新聞的廣播站。王珂是老師輩，他知道的新聞舊事更多更稠，說起來便如數家珍，我就隻有洗耳恭聽的份了。

大概就是那時候，王珂告我，席揚已經東南飛，被人才引進，成為他的同事了。但為什麼他要離開山西師大呢？我沒問王珂，問他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此後好幾年，我與席揚的動靜就被王珂來回傳遞着，直到2005年，我把兩本自己的書寄給王珂，托他轉交席揚。

席揚寄來了手寫的書信。他誇我一番，然後便說到自己：“我到福建已有六年，總體感到就是混日子。”這當然是自謙之詞。因他問起我的近況，又給了我郵箱地址，我立刻寫郵件，跟他念叨幾句：“我99年來到了北京，從此與晉東南師專完全斷了關系。當時覺得再不出來就老死長治了，便孤注一擲。此後一直在北師大厮混，覺得很累。老婆孩子也先後來了北京，現在各就其位。我去年買了房子，最近在忙裝修，算是有了個窩。畢業後一直是兩家合住，對空間很是渴望。”席揚則回複道：“無論如何，出來是完全正确的——趙樹理1965年不回去，就好了。”

出來是完全正确的——這既是對我的贊許，我想也應該是對他自己的肯定。但據王珂後來向我透露，席揚在那裡的日子過得并不痛快。他喜仗義執言，又秉公辦事，這樣就容易得罪人。他新著中的開篇之作便是《趙樹理為何要“離京”“出走”》，結尾部分有這樣的句子：“他無奈地離開了北京的‘大醬缸’，卻又跌入山西的‘是非窩’。此時，趙樹理作為當代以‘作家’立足的‘知識分子悲劇性’，已顯露得十分明顯了。”

如果王珂描述得準确，席揚評論趙樹理的說法又何嘗不能看作他的自況之詞？

于是餘有歎焉：席揚兄在趙樹理處浸淫日久，或許便得老趙真傳——敢怒敢言，堅守良心底線。但後趙樹理時代，哪個學者不世故，哪個作家非犬儒？如今還要抱着老趙精神為人處世者，自然便舉步維艱，處處受限。以我對席揚的了解，他人情世故，洞若觀火，卻又明知故犯，頂風作案。這種書生意氣，我除了敬佩，便隻剩下一聲歎息了。

大概是2008年，我聽說席揚要去汕頭大學，莫非這又是趙樹理式的“出走”？但這件事情我并沒問過席揚。

7

就這樣，我與席揚恢複了聯系。但君子之交淡如水，書生人情紙半張。我與他隻是偶爾短信問候，或者是互贈新作。2006年7月的一天，他打我手機，說在北京開會，會畢即将返榕。而那天下午我則臨時被安排了一次課，終于沒有見成面。他在電話中特意告我：你那篇《假模假式〈趙樹理〉》我在網上讀過了，寫得好，我也是這種感受。

2007年10月底，我去京郊參加“中國革命與中國文學”的國際研讨會，發現席揚也參會了，大喜過望。我與他在會下聊天，拍照合影。而飯桌上，他則談笑風生，神采飛揚，話語滔滔，妙語連珠。十多年沒見過面，他酒量似未減，香煙不離手。喝上了酒又有點人來瘋，那天晚上他就唱起了主角。

與席揚先生唯一的一張合影，攝于 2007 年 10 月底

不知怎麼就說起了車。

我問：買車了嗎？

他說：買了啊，都一年多了。

手動還是自動？

手動啊，大老爺們兒開什麼自動的？

北京堵得太厲害，買了車也開不起來。

可以在院子裡開嘛。

這是席揚的幽默。他幽我一默時，就明顯流露出一種優越于我的得意，讓我頓時生出京都何不是福州的遺憾。

2011年11月初，我借開會之機，去廈門、福州兩地看望那裡實習的學生。往福州移動時，我聯系王珂，他立刻安排我晚上與研究生座談，傍晚還要由文學院出面，請我吃飯。我說那你給我喊來席揚吧，我想見見他。

席揚到場了。他還抽煙，卻已經戒酒了。

戒酒不是好事情。抽煙喝酒的人都清楚，能抽能喝便還是健康的标志。一旦到了非戒不可的時候，那就是身體出情況了。

不喝酒的席揚就顯得有些神采暗淡，那天晚上他話不多，似乎有些心事。我剛與謝泳喝了頓酒過來，便問席揚，與謝泳聯系可多？沒想到的是，他發開了牢騷：這個謝泳真不夠意思。有位朋友托我跟他求本知識分子的書，我電話都打給他了，他答應的也好好的，卻愣是沒給人家寄，弄得我好沒面子。

興許他是忘了吧？我給謝泳打着圓場。

原本想着謝泳去了廈大，他們走動會多一些，卻沒料到聽到了席揚的埋怨之辭。至今我還記得，當他說出“好沒面子”時，“好”那裡是加重語氣的。看來，這件事情把席揚傷着了。

席揚去世後，我跟謝泳兄說起此事，他果然忘得一幹二淨。我們在郵件裡聊了幾句面子問題，然後便歎息一番。謝泳說：“席兄已作古，死者長已矣，願他老兄安息。”

8

是的，願席揚兄安息！

想起90年代，作協每有活動，謝泳、閻晶明兩位兄長便召集我們開會。大家見面，嘻嘻哈哈，抱團取暖，何其開心。此後，呂梁、長治、臨汾、太原的一幹人等走出娘子關，星散四方，見面就變得殊為不易。屈指算算，我與席揚15年間隻見過這兩面，且每次都匆匆忙忙，聊不盡興，不亦憾乎？2016年很快就要到來了，我原以為那一年為了趙樹理，我們應該可以見上面的，但沒想到席揚兄不辭而别，他提前去見趙樹理了。

嗚呼，夫複何言？

我隻好在席揚的著作文章裡尋找他的音容笑貌。

打開《多維整合與雅俗同構》，後記裡有這樣一段文字：“此書以‘論文彙編’的本真狀态面世，而不是以‘改編’或‘重整’的方式把它‘加工’成一本‘好看’卻也不免存有‘蒙人’之嫌的論著，我自然是有所期待的——我想讓那些和我一樣對趙樹理、‘山藥蛋派’有興趣的朋友們，能從這本小冊子裡略略了解些我在學術上笨拙的努力與真誠的付出。”

——這就是席揚，他有甚說甚，不故弄玄虛，我喜歡。

打開他的《文學思潮：理論、方法、視野——兼論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若幹問題》（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版），後記中的最後一段文字這樣寫道：“今日之時代，已成時尚與無奈相互轉換的未有之‘盛世’，學術是‘謀稻粱’職業，亦是‘文化工廠’裡需要不斷翻新的‘商品’，巧取豪奪的‘尋租’活動，比之正經八闆的官場非但毫不遜色，甚至多有些獨特的‘别緻’。‘新劇’将不停地排演，‘老譜仍将不斷地襲用’，角色不過生末淨旦醜。觀戲者如我們，隻能也樂意一如既往地做‘看客’——并于此打撈‘荒誕’與‘安甯’。”

——這更是席揚，50歲的文字依然充滿着憤激。他還沒學會随波逐流，我更喜歡。

讀着席揚兄的這些文字，我感到一絲安慰。肉體無法永恒，文字卻可以不朽。而當那些文字中跳動着一個學人的靈魂時，它們更是有了生命的溫度。後人見之，摩挲一番，注目沉思，精神便這樣傳承下去了。

何況，我輩還可以做“看客”。

那麼，就讓我們當好“看客”，繼續欣賞那一出出荒誕劇吧。

2014年12月14日星期日

（原載《山西文學》2015年第3期）

席揚先生去世後，其弟子孫景鵬博士因撰寫《席揚學術年譜》，曾問過我一些問題。我當時在郵件中說：“這個事情很有意義，作為席揚先生的朋友，我也對你的義舉深表謝意。“此文在《東吳學術》發表後，他又給我發來了電子版。

孫景鵬是個有心人，也是席揚老師的好學生。

席揚先生去世後，溫左琴女士曾惠贈其先夫遺著《中國當代文學30年：觀察與筆記》（海峽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中國當代文學的“曆史叙述”與“典型現象”》（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特此緻謝！

席揚與洪子誠先生合影，攝于2006年前後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