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34期，原文标題《魏晉的士與族》，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如果要談魏晉南北朝這樣一段長達400年的分裂時期對整個中國曆史的意義，它其實為隋唐帝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實習記者/嶽穎 主筆/蒲實

複旦大學曆史系教授仇鹿鳴

魏晉南北朝僅僅是過渡時代嗎？

三聯生活周刊：閻步克教授在《波峰與波谷》這本書中将魏晉南北朝稱為專制官僚政治的“波谷”，體制上的“變态”和“扭曲”。對于魏晉南北朝來講，前有奠定中國兩千多年封建體制的秦漢，後有盛世唐宋，它僅僅是一個過渡時代嗎？這段時代在中國古代帝制政治史上有何獨特性和重要意義？

仇鹿鳴：傳統史學觀點一般認為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比較黑暗的時期，當時國家分裂，戰亂頻繁，民不聊生。這種說法也沒錯。但在我看來，在中國曆史上，統一作為一個主流是要經過魏晉南北朝才能成立的。魏晉南北朝分裂的時間非常長，整整有四個世紀。在這四個世紀當中，除了西晉有20餘年的統一之外，基本都是分裂狀态。

魏晉南北朝之後，中國曆史上也有分裂的時候，比如五代十國。但是五代十國也就半個世紀多一點，而且當時北方還是統一的，是五個短命政權相連，隻有南方分裂成了所謂十國。可以說，魏晉南北朝之後，國家分裂的時間都不長，也沒有再陷入過碎片化的分裂狀态。而在魏晉南北朝的400年當中，東晉十六國有100年都是碎片化的分裂狀态，南方是東晉政權，北方連續有十六七個小的政權。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有一個人生活在公元5、6世紀，他會覺得秦漢以來奠定的制度會持續兩千年嗎？如果這個人還比較有曆史知識，他可能知道在現在的動亂之前，秦和漢都是大一統的非常穩定的王朝，但是在此之前春秋戰國還有500年的時間。那麼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來講，假設我們穿越到過去，去問一個魏晉人，他對中國曆史演變線索的認識，得到的答案可能會和生活在1400年之後的我們不太一樣。

我們還可以做一個反事實的假設。很多人，包括一些西方的學者，喜歡把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相比較。我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秦漢帝國沒有像羅馬帝國一樣，分裂之後就再也沒能重建起來？在真實的曆史中，中國經曆了魏晉南北朝漫長的分裂時代，然後重建了統一的隋唐帝國。曆史有很多交錯和偶然。尤其是在十六國時代，北方有五六個主要的少數民族，每個少數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互相鬥争，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中國會不會變成羅馬帝國分裂後的歐洲一樣，變成一個一個小塊？我們為什麼後來又會連起來成為一個整體？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但是如果要談魏晉南北朝這樣一段長達400年的分裂時期對整個中國曆史的意義，我認為，它其實為隋唐帝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隋唐帝國和漢帝國很不一樣，它融合了大量的少數民族。宋代人講“唐人大有胡氣”，指的就是這一點。我們現在經常喜歡講，盛唐是一個開放多元的時代。開放多元作為盛唐的朝代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一個胡漢交融的社會。而胡漢交融，其實是八王之亂後、五胡入華的産物。在魏晉南北朝，胡漢關系主要是沖突和戰争；到了隋唐帝國，胡漢才真正交融，以此為基礎開創了一個新的大一統的局面，奠定了中國的基本格局。我認為這一點是魏晉南北朝對于整個中國曆史最重要的影響。

我們現在經常講，“中國曆史上統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盡管我覺得這個問題在學術上沒什麼意義，但這也是個事實，這個事實實際上要到隋唐帝國成立之後才成立。假設有一個人活在公元618年前後，這時隋朝還沒建立多少年就結束了，人們會不會覺得國家将再次陷入到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去？當時大家誰也不會想到，唐會重新建立一個300多年的穩定帝國。

《曆代帝王圖》（局部）（FOTOE供圖）

三聯生活周刊：您的意思是，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各個少數民族政權共存的局面，為後來一統天下的唐帝國提供了一種彈性。

仇鹿鳴：确實提供了一種彈性。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胡漢之間的民族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一直到北魏六鎮之亂，這個問題仍沒有解決好。後來經過長期戰争沖突和文化的交融，胡漢問題才在北朝末期得到基本解決。到了隋唐，這個問題已經不再是一個核心問題了。隋末，天下群雄相争。雖然有些人具有胡人血統，但大家不是民族之間的鬥争，隻是政權之間的鬥争，沒有人想要代表某一個民族集團壓迫另一個民族——這種統治是不會穩定的。正因如此，唐統一全國後，政權可以很快地穩定下來。

五胡入華其實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非常巨大的變量。他們能否融彙于中國原有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還是從此一直胡漢分治？其實曆史有很多偶然，也許當時過了幾百年還是解決不了民族問題，隻不過出于偶然，經過了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風雨之後，北方解決了這個問題。隋唐帝國本質上繼承的是北朝，消弭胡漢界線。對于目前生活在現有中國這個版圖上的人來講，隋唐帝國的意義，就是經過魏晉南北朝漫長的分裂時期，找到了一個重新統一中國的方法，而統一的基礎是消弭胡漢界線。唐代很多一流的文人都是胡人出身，比如白居易、元稹；但是你完全感覺不到他們有胡人的特點，當時的人們對于是胡人還是漢人并不在乎。我想，如果沒有這種消弭胡漢界線的意識，中國可能永遠都統一不起來，至少不會維持長久的統一。我還曾經設想過，如果在淝水之戰中，前秦即使取得了勝利，它也不會維持很久；伴随着新的民族矛盾和沖突，前秦政權會迅速瓦解。

鮮卑族壁畫，現藏山西省大同市雲岡石窟博物館（FOTOE供圖）

士族政治的形成有何獨特性？

三聯生活周刊：東漢末年至魏晉之際，作為士族政治形成的初始階段有何獨特性？

仇鹿鳴：一般來說，東晉南朝是典型的士族時代，我們将其稱為“門閥的時代”，或者說“五朝門第”。既然東晉南朝被認為是士族達到全盛的時代，那麼在研究上就有一個溯其源流的任務。如何理解從東漢末年到西晉這段時期，政治和官僚階層的構成和凝固這樣一個曆史的變化，是問題的核心。

魏晉之際的這個曆史變化，其實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偶然的面向上來講，曹魏代漢和司馬氏代魏這兩次王朝轉換，出于主客觀的原因，沒有采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從主觀上來說，曹操和司馬氏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都寄生于前一個王朝。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20多年，司馬氏代魏也準備了長達16年的時間。魏晉兩朝的更替沒有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後一個王朝的官僚階層和前一個王朝的官僚階層有相當大的重合性和延續性。從客觀的外部形勢來講，曹氏和司馬氏在當時都面臨着外界軍事壓力，當時還處在一個分裂的時期，不具備進行大規模政治清洗的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官僚階層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中保持穩定和延續。西晉初年，政治已經有了相當強的世襲特征。其實，在東漢已經有四世三公的現象，比如汝南袁氏和弘農楊氏，但是這樣的情況是非常少見的。而到了西晉前期，一個家族中三代甚至四代人仕宦的現象是很常見的。

另外，魏晉時期還出現了一個變化。東漢末年的黨锢之禍中，生發出了一個概念，叫做“清”，對後來的魏晉南北朝産生了深遠影響。在“清”這個概念下，士大夫形成了一套自己标舉的方式。從傳統意義上講，官員身份的高低其實并不取決于他的道德品質，而取決于他在國家官僚階層中的地位：大家大多尊敬的不是他這個人，而是他的位置。中國傳統官僚制度也是一樣——無論是魏晉發展出來的官分九品，還是秦漢的爵秩制度，都是如此。但是在黨锢之禍中形成的這個“清”的概念，使得士大夫能夠以此來抗衡官品的高低。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所謂“清流”的人物，哪怕官品不高，甚至沒有做過官，但是依然能夠得到極大的尊重。而如果你是因為賣官鬻爵、行賄受賄，或者依附于宦官外戚的手段取得官職，哪怕你位居高位，也會受到士大夫的鄙視。魏晉時期，“清議”慢慢地轉變為“清談”。“清議”就是議論政治，抨擊時政、品評人物，這被東漢末年和曹魏時期的統治者所厭惡；慢慢地，士大夫對政治直接的批評變成了更具哲學和技巧性的“清談”。“清談”擅長談辯，以漂亮的、具有哲理的表述作為自己的文化特征。

《金谷園圖》，清華嵒繪。描繪西晉富豪石崇在金谷園中與歌妓吹笛尋歡的場面（FOTOE供圖）

三聯生活周刊：在西晉初年，這兩個因素已經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個是累世為官的官僚階層的形成，第二個是在這些官僚階層中，存在着共同的對于清談，以及後來玄學文化的認同。這些變化如何在西晉末年的戰亂之後得以延續和加強？

仇鹿鳴：八王之亂後，五胡入華，整個中原處于戰亂狀态，東晉政權被迫南遷到建康（今南京），形成了東晉南朝的政治局面。其實一開始，司馬氏并沒有想到此後政權會一直退居南方。留守在南方、後來成為晉元帝的司馬睿，在當時其實隻是一個人望比較低的宗室親王。真正有機會逃到南方的司馬氏宗室甚至都不多。當時人稱“五馬渡江”，其實就是說五個宗室王逃到了南方，司馬氏剩下的宗室基本都在北方的戰亂中覆滅了。因此，皇權在這個過程中大大衰弱。

戰亂也使得西晉時期大量重要的官僚家族被清洗掉。不過也有一些家族，如琅琊王氏，在與東晉政權一同過江之後，地位大大上升。這些官僚階層在西晉就存在文化認同，而到了東晉，在皇權衰弱的背景下，地位更加強勢。士族，作為一個官僚文化階層，就這樣出現了。

三聯生活周刊：您在您的書中提到，西晉滅亡的原因之一是官僚階層的不流動。為什麼源源不斷地有寒族的力量被任用、參與到政治事務中，但是最後還是形成了一種封閉的官僚體系？

仇鹿鳴：西晉初年的官僚階層大都經曆了從東漢到曹魏這100多年的時間。這一批人其實已經通過世宦、婚姻等方式形成了一張龐大的網絡。此時也有一些出身平凡但有才能的人崛起，但這些人主要是因個人功勞而進入到西晉政權當中的。這種個人力量與其他的家族，以及家族之間構成的網絡相比，還是很微小。這些崛起的寒人多立下的是軍功，文化水平較差，融不進當時的清談圈子中去。鄧艾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他在軍事上很有才能，地位很高，但他有點口吃，融不進當時的圈子。也有一些人成功地融入進去了，比如石苞就是寒士出身，由于軍功顯赫，受到司馬氏的重用，地位很高。到了他的兒子石崇，已經可以對當時的文人階層産生重要影響了。寒人與士族并非截然對立，存在着轉化的情況。

三聯生活周刊：在魏晉南北朝中，寒人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仇鹿鳴：在整個魏晉南北朝，寒人扮演的是配角。在大部分士大夫、士族的眼中，寒人的形象是不怎麼光彩的。當時有一個詞經常和寒人連用在一起，叫做“躁進”，意思是非常積極進取，想要做官，是一種帶有貶義的描述。這也說明了當時的官僚階層非常封閉。在西晉初期，人們已經非常明顯地感覺到，一個人如果社會身份比較卑微，哪怕他很有才華，也很難在政治上獲得高位。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左思所說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這個現象在東漢末年還不明顯，但到了西晉初年，态勢已比較明顯；到了東晉南朝，士族政治就穩定下來了。

對于當時的士族來講，“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意思是，隻要你按部就班地做官升遷，要做到三公九卿這樣的高位并不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不願意處理煩瑣的事務。當時士族口中的“清”的概念，和現代人的觀念很不同。士族認為，“清官”，首先是要社會聲望高；這是我們現在也能接受的。但是“清”的第二點可能是我們現在不能接受的，那就是要事情少才稱得上是“清”。但在士族時代，他反而不看重财政、國防這種最有權勢、最有油水的部門，因為這些部門都要處理很多日常的事務。士族比較喜歡擔任的是那種相對來說比較清閑、具有美望的官員，像著作郎、秘書郎等等。但是我們知道，财政部、軍事部等需要處理大量事務的部門，其實才是一個政權、一個國家能夠維持運作的根本原因，更何況東晉南朝還經常面臨着北方政權的威脅。在當時，皇帝往往會用自己親信的、具有行政才能的寒人，也就是在士大夫看來比較“躁進”的人。南朝時期存在一種現象，叫做“寒人掌機要”——這不是後來的曆史學家的觀察，而是當時的人就能觀察到的現象。比如，中書舍人，相當于皇帝的秘書，負責诏令的撰寫和傳達，是當時最繁忙、也最有權力的官職。在南朝，這一類位置往往都由寒人所擔任。這是南朝相對于東晉的一個很大變化。東晉中期，比如淝水之戰的時候，北府兵是由謝氏家族統領的，那時士族還能承擔實際的帶兵打仗的任務；但是慢慢地，士族越來越沒有處理實際政務的才能，實際任務就落到了皇帝所親信的寒人手裡。

魏晉之“士”有何特點？

三聯生活周刊：“士”與每一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各方面的變化都密相呼應。與唐宋乃至明清相比，魏晉之“士”有何特點？

仇鹿鳴：魏晉之外的其他時代，士更多是一個個體。宋代士大夫的代表範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是他隻代表了他個人，不代表範氏家族。在曆史上絕大部分時間，士是一個個體，強調的是因為有政治才能或德行而為官，或者被人尊敬的個人。

而在魏晉，士是一個家族。不是說個人才能不重要，但是在大的層面上來講，一個人在政治上有地位，往往與他的家族地位有關。一些學者喜歡把士族比附為貴族，我認為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但也有一定道理。魏晉政治中，門第能夠取代個人因素，所謂“平流進取，坐至公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是與“族”聯系在一起的，這一點與其他時代很不一樣。

三聯生活周刊：這種轉變是怎麼發生的呢？

仇鹿鳴：這種轉變在西晉時出現端倪，在東晉逐漸凝固。東漢末年時期的“清議”講的就是品評人物，這時還是以人物為中心。魏晉被稱為“人的覺醒”的時代，很多研究文學和哲學的學者對這個時代有很高的評價。出現了“竹林七賢”等一批非常有個性的人，這些人完全是因為他們特立獨行的表現和才能而被人所看重。這個時候還是“竹林七賢”，而不是“竹林七族”，他們是作為個體而出現的。但幾乎在同時，社會階層也在凝固，官僚階層累世為宦的現象越來越嚴重。西晉時還有一些出身不太高或者說家道中落的人為人所看重，但到了東晉，門第因素已經變得至關重要。我們談王謝的時候，談的其實不是王導和謝安兩個人，而是兩大家族。

三聯生活周刊：魏晉之後，士從家族向個體的轉化又是怎麼發生的？

仇鹿鳴：一直到唐代，門第都非常重要。學界一般認為，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都是士族時代，隻不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皇權比較衰弱，士族的力量強一些，而到了唐代，士族開始走下坡路，在黃巢起義中基本全都覆滅。後來的宋代基本上是一個庶民時代，很多官僚都出身平平，是靠科舉考試，而不是家族步入仕途的。這種變化也是唐宋變革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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