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散文範圍廣泛，可以說除去詩歌、小說、戲劇等之外的一切文體都是，而它又可以分為散體文和骈體文。

骈體文簡稱骈文，也叫四六文，它的形式上有很多要求：兩句相對，四字句對四字句、六字句對六字句等；上下句的詞語要對稱，虛詞對虛詞、實詞對實詞。在音節上，出句與對句要平仄相對；并且要求多運用典故和華麗的辭藻等等。

散體文又稱“古文”，它的行文自由，句式長短錯落，用語自然，是先秦兩漢時期流行的文體。到了唐代，人們把這種文體視為學習的對象，先秦兩漢對于唐代來說是“古代”，所以就稱之為“古文”。（“古文”這個概念的提出始于韓愈。）（很明顯，我們現在所說的古代籠統的指的是19世紀中葉以前，我們所說的古文也就是這個概念下所有的古代的文章，本文論及的“古文”不取此意。）

在唐代，骈文的使用頻率特别高，章、奏、表、啟、書、記、論、說等文章樣式都可以用骈文寫成，甚至可以說是“官方”文體。但是以韓愈、柳宗元為首的“古文運動”主要就是反對這種文體。那麼，骈文到底好不好呢？為什麼要反對骈文呢？

一起了解一下散文在中唐以前的發展狀況。

明代文壇上的“前七子”曾經提出一個審美規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可見，秦漢時期的文章在明代人眼中可以視為寫作“标杆”。在先秦時期古代散文就已經相當成熟了，當時有以議論為主、陳說主張的諸子散文和以曆史題材注入主觀評價的曆史散文；到了漢代，雖然賦被認為是有漢“一代之文學”，但也出現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傳散文巅峰之作《史記》，班固的《漢書》同樣在散文史上閃爍着光輝。（當然，這種最初的文史不分離的現象，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影響是很大的。）

散文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最初的甲骨文、銘文上的隻言片語記述觀點、事件，至秦漢逐步發展為議論與抒情交織而後發展成多種文體樣式，所承載的文學、實用功能逐步擴大。随之而來的問題是，散文的界定也越來越模糊。

六朝時期，出現了“文”“筆”觀念的對立。簡單地說，當時的區分是這樣的——“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劉勰《文心雕龍》）。也就是說，“文”就是受字句和聲律約束的骈文；“筆”就是不受字句和聲律約束的散文。這樣的一個區分，導緻骈文和散文成為相對的文體。

骈文寫作者在辭藻、聲律、隸事（就是用典故）、對仗等方面不斷追求藝術美，構築完美流轉具有音樂色彩的精美骈文，産生了以徐陵、庾信為代表的“徐庾體”風靡六朝，而這股風氣很自然地延續到隋唐。

但是在形式上過分追求完美，很容易導緻意思與情緒的表達不夠到位，也就不夠實用。當然，骈文寫得好的大有人在，比如初唐王勃的《滕王閣序》，來兩句感受一下：“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王勃的這篇骈文恐怕不論是寫古文的還是寫骈文的都會在心中默默獻上膝蓋。但是從魏晉六朝以來，骈文盛行帶來的是模仿之風趨盛，導緻文風式弱，更多的人寫骈文是比較浮誇的。

當然，抛開骈文本身的局限，從當時的大環境看：随着安史之亂對唐王朝的破壞，中唐時期的政治體制、經濟手段、兵制等各方面已經和初盛唐時期不同，此時心憂天下的官僚士大夫的惶恐地應對變化，這個時期思想上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重實用。

而盼望中興的唐王朝統治者，大舉着儒學複興的旗幟企圖為社會問題找到藥方，以韓愈、柳宗元為首的“古文運動”就在天時、地利、人和中應運而生。

但是，我們也必須正視，韓、柳諸人名義上打出的是“複古”旗号，實際行動上卻是搞創新。

首先，在理論上，韓愈提出“文以明道”。這場“古文運動”可不是純粹的文壇運動，它的落腳點在于發現社會弊病，試圖為李唐王朝建立牢固的統治思想，以待王朝的中興。

韓愈在《争臣論》中提出“文以明道”：“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在這裡，“修辭”就是寫文章，“修辭明道”即“文以明道”。為了避免寫作者把古文簡單當成一種形式的模仿和言辭的因襲，韓愈提出為文者要注重對自身道德修養的提高。

他追溯的是孔孟的心性論，重新激活了養“浩然之氣”傳統——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意思是說精神修養方面的浩然之氣是其《孟子》之文氣勢充沛的根本原因。而韓愈結合當時的社會環境，鼓勵中唐文人更多注重對道德的修養，實現“文以明道”，從而重振中唐儒學的統禦，最終完成中興李唐的曆史使命。

韓愈的《師說》直指當時社會上“不恥相師”的不良風氣，期待青年一代科學從師學習；柳宗元《捕蛇者說》在末尾說得很清楚，他寫作的目的是——“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其次，在語言上，改變古語深奧的一面，力求讓文章語言通俗化、生活化。

除了文學家這個标簽，韓愈還有另一個身份是思想家。作為一名思想家，他本人深知對待古人的“遺産”要批判地繼承。

《進學解》中有一段太學生對國子先生的評價，可以看作是韓愈的觀點：“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周诰》《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在韓愈看來，周代的诰書和殷代的《盤庚》，是艱澀拗口又難讀的（像這種佶屈聱牙的文字，韓愈是反對的）；《春秋》的語言是精練準确，《左傳》的文辭是鋪張誇飾；《易經》行文多變而有法則，《詩經》思想端正而辭采優美；再往下到《莊子》《離騷》，司馬遷、揚雄（子雲）、司馬相如的創作，同樣巧妙但曲調各異。正是博采衆長、批判的繼承吸收，韓愈的文章内容宏大而外表氣勢奔放。

骈文的語言多半是比較書面化的，韓愈改骈為散，目的就是為了使語言接近生活化的口語。

在《答李翊書》中，韓愈提出“惟陳言之務去”，這裡的“陳言”含義比較廣，骈體文的浮詞麗句、古舊的經典話語等等都是。所以“去陳言”就有反對因襲、模拟的意思，也就是說别人已用過的詞、說過的話，在寫作中一概不使用，即“辭必己出”。（可見，在韓愈心中，原創的标準是相當高的。）

與“去陳言”配套的，他又提出“文從字順”。也就是說，文字的表達還要流利順暢，合乎語法。實際操作中，标準是死的，寫作是活的。在韓愈筆下，一切陳規都被忽視，他是根據文章的内容和自己的個性選擇最适合的語言和藝術形式。古代漢語也絕不是一味抵制，他拿來創造性地改變使用，并且善于吸收當時的口語；骈文他也不是一味反對，他在追求文從字順的時候，也間雜着骈俪句法。比如大家比較熟悉的《雜說》之四《馬說》就有很明顯的骈體迹象。

他的雜說四篇（《龍說》《醫說》《崔山君傳》《馬說》）雖然講的是大道理，語言卻是很通俗的、很接地氣的，同時又是意味深長的。還記得電影《銀河補習班》中一個場景中傳來學生背誦“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裡馬。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聲音，（《馬說》）我們就能知道這裡的諷刺性是非常強的。

韓愈對于語言的運用能力是非常強的，我們今天仍然在用的一些成語，有不少就是出自韓愈的文章。如《進學解》中就有“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含英咀華”“佶屈聱牙”“俱收并蓄”等成語。

其三，寫作方式上，骈散結合、自由舒展，進而充分展現創作者個性。

韓愈倡導“文以明道”，但也不是說作文就是一味重視“道”的承擔，事實上，他重視“道”也同樣重視“文”，正是有這種文道并重的态度，因此古文寫作者在積極吸取骈文形式、音韻的基礎上對傳統散體文加以創新，充實文章内容與追求形式兩手抓，創造了散體單行（奇句單行，不講對偶聲律）的自由體散文新形式。

除此之外，韓愈同樣注重創作主體情感的抒發，提出“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把“明道”與對現實的批判聯系起來，使文章不僅明道，也是不平、反映現實，“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于羁旅草野。”（《荊潭唱和詩序》）可見，韓愈認為真正的好作品是“恒發于羁旅草野”的，往往是在被流放、被漂泊過程中，在不得志、在飽受打擊當中産生的，作者受外界的刺激越大，怨憤越多，文章才會寄托了作者更多的思緒，才能表現出作者更真實的情感。

骈文在六朝其實是一種貴族文學，文士互相逞才争寵，加之宮廷生活雍容閑适，因此骈文創作内容不離宮廷事物，題材狹窄貧乏。中唐古文家正是深刻認識到其内容貧瘠而追求形式的創作缺陷，力求創作出内容質實的散文，韓愈究主張将創作主體的個性禀賦和情感力量貫注于行文中，使文章具有感發人心的強大力量。

如，韓愈《進學解》假托國子先生與學生之間對話，看似是先生勉勵學生勤學，實則是抒發自己遭到的困境；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本是悼念亡侄的，但是也包含着對自己命運的感傷和對社會的控訴；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散文，既是對被人遺忘、忽視的自然美的挖掘，也是蘊含着作者自身遭際的苦悶。

這種感發人心的力量，與韓愈所說的“氣”有關——“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在這個方面，骈文的聲韻方面的技巧卻也可以助長文章的“氣勢”。

總之，古文運動使得散文逐漸向文學本體回歸：散文擺脫了聲律的束縛，打破了許多框架，是一種更為貼近生活、更能适應時代進步和語言發展的新文體；散文從骈文這一貴族的殿堂裡走了出來，走向市林、走入社會。

韓愈、柳宗元等古文運動倡導者用自己的理論與創作為古文重新定了位，拓展了古文的發展之路，昭示了古文具有多種風格的可能性。這對于中國文學的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遠的不說，同樣在中唐，傳奇小說也逐步成熟，傳奇作者多半是用散體寫作的，試想，如果用骈體，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多蕩氣回腸的傳奇故事産生了。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場古文運動，打着“複古”的旗号，做的卻是創新。打着“複古”的名義進行“創新”，是不是耍流氓呢？對此，我想要說的是，即便是其他領域的“複古”，同樣不是純粹的複古，比如時尚界的種種“複古”。因為時代在變，潮流在變，人不能同時踏入一條河流，過去的場景永遠不可能完全複制。因此，所謂“複古”，當然更多的是“古為今用”。一味機械地照搬，更多的可能導緻“邯鄲學步”。

雖然到晚唐，骈文“死而複生”，以李商隐、溫庭筠、段成式為代表的“三十六體”（三人在家族兄弟中皆排行第十六而擅長寫骈體，世稱“三十六體”。）再次确立的骈文的統治地位。但是，并不能說韓、柳的這場“古文運動”就是毫無意義的。

到了宋代，古文再度興起，由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三蘇等古文大家的繼續努力下，骈文遭到決定性的失敗，宋人的基礎和理論淵源，就是唐代古文運動。韓、柳關于古文運動的理論及其創作實踐是一直有生命力的，他們二人後來被明代人評選入“唐宋（古文）八大家”，甚至于在今天讀其作品依舊不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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