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詩人中,大凡是并稱的基本上都是好兄弟。比如被稱為“大李杜”的李白與杜甫，一個是青春蓬勃浪漫的“詩仙”，一個是憂國憂民格律嚴謹的“詩聖”，但二人的友誼卻維持了一生。被稱為“元白”的元稹與白居易，友誼深度更勝“大李杜”一籌。元稹與白居易乃同年進士，屬于同學；文學理想和人生價值觀也相似，屬于同道，他們的友誼一生牢不可破。其他的如被稱為山水田園詩派宗師的王維孟浩然，一同參加“永貞革新”而一同被貶的柳宗元劉禹錫，就連地位懸殊的韓愈孟郊也感情深厚。但一同并稱的也有感情一般的，他們是被稱為“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

在晚唐詩壇上，李商隐和杜牧是最閃耀的明星。李商隐的詩朦胧曲折而寄托遙深，杜牧的詩清新俊逸充滿曆史的睿智與滄桑，他們是唐朝詩歌的晚霞中最美麗的那一抹煙雲。他們之間有很多共同點，這在理論上讓他們有了“與我心有戚戚焉”而成為好友的可能。

第一，他們年齡相仿，杜牧大李商隐九歲，都生活在晚唐那個四方多難的時代，詩人的敏感與儒家精神的浸染，都讓他們一開始有濟世之心，在理想破滅之後中年逐漸意志消沉，他們都是懷才不遇的詩人。

第二，他們都在牛李黨争的漩渦中遭受過打擊與挫折。李商隐先是受到牛黨令狐楚的提攜考中進士，後又成為李黨王茂元的女婿，一生在牛李黨争的漩渦中載沉載浮。牛李兩黨都認為他是叛徒而大志難酬憂郁終生。杜牧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他深受牛黨領袖牛僧孺的寵愛，但又不斷向李黨領袖李德裕上疏陳述治國治軍的方略，雖然李德裕采納了他很多意見，但始終忌憚他是牛黨中人，在仕途上并未對杜牧有實質上的幫助。身負淩雲之志的杜牧，也在牛李黨争中沉淪下僚無所作為。他們的悲劇恰好折射了牛李黨争對知識分子的命運帶來的慘烈影響。

第三，他們之間有親戚關系，他們還有共同的朋友——文壇領袖白居易。

同享盛名，同為懷才不遇，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兩個偉大詩人，卻并未能成為生死之交，甚至可以說，他們之間根本就是有交集而無交情。

事實上，李商隐對杜牧懷有一腔崇拜之情，他曾經寫詩贊美杜牧，但未見杜牧有任何回應。杜牧根本就不想和李商隐交朋友。所以說，李商隐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他與杜牧，是典型的剃頭挑子一頭熱。

李商隐曾經給杜牧寫過兩首詩，表達崇拜之情。第一首是《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

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

心鐵已從幹镆利，鬓絲休歎雪霜垂。

漢江遠吊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

大凡贈詩都要投人所好，李商隐也是如此。前兩句寫杜牧的最得意的代表作《杜秋娘詩》，三四句寫他的文才像梁朝的江總一樣，五六句有贊美也有勸慰，說杜牧有治國治軍的才能，不必為年華老去而嗟歎憂傷，最後兩句寫杜牧的文章必将流傳千古。

按理說，杜牧也是個爽快人，李商隐的詩評價極高感情真摯，他應該回贈才對，但杜牧保持沉默。

李商隐在某個風雨凄冷的高樓上，又寫了一首贈詩，《杜司勳》：

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傷春複傷别，人間惟有杜司勳。

這首詩有李商隐自傷懷抱之意，更有對杜牧的贊美，且把杜牧放到了天下第一人的位置。

第一句說在風雨如晦的高樓上感動于杜牧的文章。第二句說自己羽翼短小趕不上同群的人，這是自謙更是自傷，因為李商隐在牛李黨中的晚唐詩壇混得很慘，遠遠比不上後來身居高位的杜牧。第三句說杜牧的傷春與傷别的風格，其實這也是李商隐的風格，更是晚唐時代悲傷的縮影。最後一句說杜牧在詩壇獨一無二的曆史地位。這兩首詩體現了李商隐對杜牧的滔滔崇拜，但杜牧仍然無感。

杜牧絕非無情之人，他是一個喜歡熱鬧交友的人，為何卻對李商隐無感？這裡面的原因很複雜。

第一，身處晚唐嚴重的牛李黨争之中的知識分子，誰也無法擺脫黨争帶來的負面影響。李商隐在牛李黨争中自我定位不明确，導緻在時人的眼中，他是忘恩負義的小人。他本來是牛黨令狐楚的學生，卻在令狐楚去世以後，成為李黨王茂元的女婿，後來又不斷寫信給令狐家族作百般辯解，被人稱之為遊移不定的牆頭草。

事實上，李商隐絕非不堪的小人，李商隐曾經說，“惡草雖當路，寒松實挺身”， 他一心為國不屑于官場的站隊，保持着超越黨争的立場。但一生與牛黨關系密切的杜牧，可能受到社會輿論的影響，認為李商隐是朝三暮四遊轉不定的牆頭草的小人。

第二，李商隐的性格與情商都有些問題。不理解他的人，很難做朋友。他性情放蕩不羁，從來不去思考俗世中的俗事，是個相當自我的人。

白居易是中晚唐詩壇的領袖，大李商隐三十九歲，很喜歡李商隐，曾經開玩笑說願意投胎做李商隐的兒子，李商隐還真的當真了，給兒子取名叫白老，這個事情很不厚道，連更加放蕩不羁的溫庭筠都對他很不滿意，認為做得很過分。

第三，李商隐的這兩首詩可能戳中了杜牧的痛點，讓他很不開心。在第一首詩中，把杜牧比作梁朝的江總，從文壇的地位上來講比較合适，但江總的名聲很臭，被認為是與亡國之君陳叔寶一起終日飲酒作樂的佞臣，是亡國的禍根。天真的李商隐沒有想到這一點，這讓杜牧很不開心。

在第二首詩中，李商隐概括了杜牧詩歌感傷憂郁的基調，并說他是第一人，這也是馬屁拍到了馬腿上。杜牧追求的并不是做一個感傷的詩人，也并非紅粉圍繞的風流才子。少年時代的風流讓他在中年之後感到後悔，并忏悔說“十年一覺揚州夢，赢得青樓薄幸名”。杜牧負淩雲之志，對政治軍事治國方略有極深的研究，他為兵書《孫子》做過系統的注解，是個著名的軍事家。他提出的一系列軍事策略為李德裕所用，在平定藩鎮割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杜牧自我定位是政治家和軍事家，而并非是溫婉傷春傷别的詩人。而李商隐卻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這就難怪杜牧不高興了。

李商隐很熱情，杜牧之很冷淡，“小李杜”的友情，并未能如同“大李杜”一樣情意綿長，這都怪李商隐天真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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