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衙内，大名趙仁恕，他的父親趙彥若，是宋哲宗朝的翰林學士兼侍讀，屬于天子近臣兼帝王師。按清代學者錢大昕的考據，趙彥若父子還是宋朝宗室。而且，趙家跟宰相劉摯又是姻親，彥若次子娶了劉摯女兒，劉摯兒子也娶了彥若之女。換言之，趙仁恕是如假包換的衙内。

元祐五年（1090），趙仁恕在京西北路颍昌府陽翟縣（今河南禹州）擔任知縣。我們不知道這趙仁恕是沾了父蔭才踏上仕途， 還是通過科舉考試獲得了功名，總之趙仁恕在陽翟縣為官，“酷虐贓污”，劣迹斑斑。

京西北路提刑官锺浚聞知，便向朝廷揭發了趙仁恕的罪行。宋代的提刑官，為監司之一，除了負有司法職能之外，還承擔着監察州縣官的責任。锺浚檢舉趙仁恕，是履行職責。

按锺浚的指控，趙仁恕在陽翟縣知縣任上，濫用私刑，私自制造木蒸餅、木驢、木挾、木架子、石匣、鐵裹長枷等非法刑具，迫害犯人，平民鞏辛因遭受刑訊逼供，“脊骨曲跌，腳紐筋急，永為殘疾”；又，趙仁恕每決遣罪人，即用瓦片擦犯人創口，導緻犯人大出血；還“暗添杖數”，緻使犯人王宗、郭德二人被杖死；又強雇民家女子數十人為女使（奴婢）；侵占諸色官錢“凡數百貫”；過量使用官酒，以緻公使酒庫“虧官錢二千餘貫”；賤買紅羅數十匹，然後貴價出賣，從中牟利……

朝廷立即指示颍昌府成立一個臨時法庭——制勘院，立案調查趙仁恕不法情事。這個時候，按宋朝慣例，趙仁恕的父親趙彥若理當避嫌，閉門謝客，切不可對趙仁恕案發表意見。但趙彥若愛子心切，站出來奏報皇上：“臣往為谏官，嘗劾王安禮，浚實安禮黨，恐挾此報怨，獄有不平，願移獄改推。”意思是說，他以前當台谏官時，得罪過王安禮（前宰相王安石之弟），而锺浚呢，是王安禮的黨羽，他這次恐怕是挾私報怨，我兒子受了冤屈，在锺浚擔任提刑官的京西北路是得不到公正審判的，乞請移送别路審理。

朝廷考慮到趙仁恕案牽連甚廣，被告人加上幹連證人，需要訊問的人數以百計，如果移送别路審理，非常麻煩。但趙彥若的意見也不能不考慮，因此宋哲宗與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後高氏采取了一個折中的方法：改組制勘院，委任淮南東路宿州符離縣（今安徽宿州）的知縣孟易為制勘院法官，前往颍昌府主持推勘趙仁恕案。

在接受制勘院審訊時，趙仁恕對檢控的罪行多不承認，“所招情罪十未二三”，還提前消滅了一部分罪證 ：“事發之後，令其妻、男燒毀草曆（當指登記官錢出納的賬本）”。主審官孟易也知道趙仁恕背景很深，後台很硬，“觀望風旨”，最後推勘出來的結論與“前勘大情出入”

故宮南薰殿舊藏宋英宗皇後高氏畫像

我們知道，宋代司法機構對每一起刑案的審判，都必須有“錄問”的程序。趙仁恕案的錄問官叫孟正民，他不同意孟易的推勘結論，提出了反駁：跟原勘差異太大，存在出入重罪的可能，應當重審。朝廷又差官重勘。

轉眼到了元祐六年（1091）六月。趙仁恕枉法一案審了差不多一年，仍無法結案。檢方控告趙仁恕“非法行杖數，決殺平人”，趙仁恕稱他對此毫不知情；檢方控趙仁恕“買賣剩利”，趙仁恕也稱不知情，這一切都是他妻子龐氏所為，趙妻對此也供認不諱；檢方控趙仁恕“自盜官錢”給筵會伎樂發小費，趙仁恕認為這是 合法使用公用錢；檢方控告趙仁恕侵占諸色官錢，趙仁恕辯稱是“人吏私家收掌”，吏人也如此招供。

這一切，讓人不能不懷疑，這趙仁恕案的幕後，是不是有一名高人在暗中指點，替趙衙内洗脫罪名？

朝廷決定将趙仁恕案移送亳州（今安徽亳州）審理。此時已是盛夏時節，天氣炎熱，不獨趙仁恕本人系獄；受幹連的三百餘人也都暫時關押在牢裡（因為要随時傳喚），苦不堪言；趙仁恕妻子龐氏更是在監獄中病危。颍昌府知府韓維便給朝廷發來一份報告，說：“此獄連逮三百數十人，今前勘可斷者已決（放回）四十二人，餘人尚多。方此盛暑，若依朝旨移于亳州置獄，即地遠冒暑，淹系可矜。仁恕之妻子已病危笃，士人家尚爾，細民可知。願止就本州别推。”不贊成移路别勘。

宰相呂大防與執政的團隊商議後，提出了一個建議 ：“颍昌府推勘陽翟縣令趙仁恕贓狀非一，盛夏株連，系逮甚衆，乞免重勘。”幾位宰相的意見是，如今天氣炎熱，如果再制獄審下去，恐怕将使衆多無辜牽連的人受累，不如停止制獄，将趙仁恕案全部卷宗調回京師，由大理寺約法裁斷。

太皇太後與宋哲宗采納了這一建議，“以人衆時暑，哀矜平民囚系之苦”為由，下诏解散設于颍昌府的制勘院，“召法寺、刑部約法于都省”。大理寺調閱了卷宗之後，隻認可趙仁恕“強雇部民女使”“不覺察妻阿龐買物虧價”“自盜官錢”五貫八百五十五文足用于雇人搬家等情節。至于其他控罪，則認為證據不足，不予采信。朝廷根據大理寺的裁定，下敕對趙仁恕做出了處分 ：“追兩官，罰銅十斤，除名勒停”，即革去趙仁恕的官職，并處罰金。

敕令發布之日，“公議甚喧”，整個禦史台與谏院立即炸了窩，台谏官交章上書，奏論朝廷處置失當。

抗議

台谏官的意見，歸納起來，首先是反對停止制勘，反對大理寺約法。按宋朝制度，大理寺審判之時，外人不得幹預，但審判結果出來之後，台谏官有權提出質疑。

左谏議大夫鄭雍質問道 ：如果因盛夏天熱就可以停止制獄，那京師與外郡的監獄内，“見禁罪人不可勝數”，是不是都要一并約法斷放？右正言姚勔則從司法程序的角度提出诘難：大理寺這次斷罪，未經錄問，按大宋律法，凡未經錄問即結案，其判決便不足以服人，将來趙仁恕如果“别有翻論，則朝廷又須诏獄”，如此一來，

“于國家公道何所取信”？

姚勔又說，趙仁恕被檢控的不法情事有十餘項，而大理寺隻采信其中一二項控罪，“未協至公”。況且，趙仁恕“是翰林學士彥若之子，親連大臣”，如果不推勘個水落石出，“臣恐遠近觀聽，人心不服”。因此，台谏官要求重新成立制勘院，窮究趙仁恕案。侍禦史賈易說：“臣欲乞直付禦史台根治，或自朝廷選差強明官一員，前去許州置司勘鞫，庶盡情實，以示天下至公無私之政。”至于 天氣炎熱、幹連人衆的問題，賈易也提出對策：除了陽翟縣的涉案吏人，以及在制勘院複審時“傳道獄情、改變事節之人”之外，其餘證人都不再勾追，如果需要證言，可令州縣官前往錄狀，封制勘院即可。

殿中侍禦史楊畏也提出一個重審趙仁恕案的方案：朝廷下诏停止制勘已經過了好多天，屈指算來，趙仁恕此時應該已回到京 師家中，何不将趙仁恕“勾赴禦史台，據案引問”？如果服罪，“則據罪論刑”；如果不服，朝廷再指派法官前往颍昌府推治。總而言之，“必使仁恕服罪，不使他日可以幸免而後已”。

左谏議大夫鄭雍甚至提出，所有推勘院的法官，都應當終身問責，如果将來“勘到趙仁恕顯有故出情狀”，對推勘院法官必須“重行黜責，以警觀望欺謾之吏”。

但台谏官要求重新制勘的意見，未為朝廷采納。于是台谏官繼續上疏彈劾大理寺約法不當。殿中侍禦史楊畏說：趙仁恕罪大惡極，大理寺斷罪卻避重就輕，對趙仁恕觸犯的罪行“一切略而不問”，而朝廷居然采信大理寺的裁決，“臣實未知所謂也！”禦史中丞趙君錫說：我詳細看了趙仁恕案的卷宗，相信大理寺的裁決确實存在“闊略仁恕重罪，處以輕典”的問題，這就難怪“公議不平”，禦史台不服氣。

侍禦史賈易說得更加不客氣：趙仁恕所犯之罪，“非死不足以謝無辜被害之人，設以聖朝寬恩，貸其殘喘，猶當配流嶺表， 以戒不法小人”，何以朝廷“蔽于小不忍之言，而亂天下之法？”

迫于台谏官交章論奏大理寺所定“刑名未當罪”的壓力，朝廷隻好于元祐六年六月底下诏，追加對趙仁恕的懲罰：“除名人趙仁恕特送陳州編管”，将趙仁恕押送到陳州（今河南淮陽），監視居住。按照宋代的編管法，趙仁恕将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可出城，并随時接受地方政府的檢查。

彈劾

但台谏官并未因此罷休，既然“趙仁恕罪名約法斷放，其獄既難追正”，那好，且尊重大理寺的裁決，但趙仁恕父親趙彥若的責任，也需要追究，“當稍重彥若之責”。

現在台谏官将進攻的矛頭直指翰林學士兼侍讀趙彥若。右正言姚勔說，趙仁恕案之所以審了十餘月仍未能結案，以緻幹連證人“久在囚系”，都是拜趙彥若所賜。本來，颍昌府對趙仁恕案已調查清楚，但趙彥若卻稱本路監司挾私報怨，其子并無贓污等事，朝廷這才下诏别路差官推勘，而“勘官孟易因而觀望風旨”，推勘結果被錄問官駁回，以緻一審再審，淹延時日。這一切，“皆緣彥若奏陳所緻”。

監察禦史虞策說，趙彥若的說法，涉嫌對京西北路提刑官的誣陷。假設趙彥若不是誣陷，“則監司之罪将安所逃”？請朝廷治監司锺浚之罪。如果锺浚無罪，則趙彥若的誣陷之言又豈可放過不問？

台谏官進而指出，趙彥若的做法，顯然已經構成妨礙司法公正之罪，“以聲勢動搖其獄”，緻使法官“望風附會，希合權貴”，最後導緻“仁恕之罪十脫其九”。本來，國家司法自有程序，假設制勘院冤屈了趙仁恕，“自許翻論”，按大宋司法制度，罪人翻供，将自動啟動“移司别勘”的程序。哪有制勘院尚未結正，而 理應避嫌的官親卻“僥求别鞫”的道理？趙彥若“心昵惡子，依倚形勢，以紊朝廷公法，罪當重黜”。

平心而論，趙彥若奏稱京西北路提刑官锺浚是王安禮黨人，其舉報趙仁恕之舉可能出自挾私報怨之心，确實犯了幹預司法之大忌，難洗替兒子脫罪的嫌疑。不過，我們也不能不承認，趙彥若的提議，即本路按發的案件，應當移路别勘，還是有道理的。

因為，一起案子如果是本路按發（類似于公訴），然後又由本路司法機關推勘的話，難免會出現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問題。這個問題，要到南宋紹熙元年（1190）才得以解決，其時宋廷立法：“今後監司郡守按發官吏合行推勘者，如系本州島按發，須申提刑司，差别州官；本路按發，須申朝廷，差鄰路官前來推勘。”

但趙彥若作為趙仁恕的父親，又是皇帝近臣，的确不應該過問案子的審判，所以也難怪台谏官要彈劾他。

侍禦史賈易再次上書彈奏：趙仁恕正是自認為朝中有爹爹罩，才膽敢那麼嚣張，幹盡壞事，“其不肖之心有所憑藉，故無忌憚如此”。監察禦史安鼎也說 ：“為人父母，戒饬子孫固當如是。彥若不務出此，而覆惡飾非，助為不善，以至共抵憲網，皆自取之也。宜付吏議，以肅朝綱。”

賈易又說，不知趙彥若有何面目“入侍帷幄，出入禁塗”，給皇帝經筵講課，大談“先王仁義之言”？另一位監察禦史虞策更是直接告訴宋哲宗：趙彥若“行誼如此”，猶可以當他的翰林侍讀，“侍經帷幄，談先聖王道德，啟沃人主”，這是多麼荒謬的事情，臣“未聞也”。

由于台谏官交章彈劾，趙彥若隻好上疏請辭翰林學士兼侍讀之職，“乞京東宮觀差遣”，領一份閑職。但宋哲宗沒有批準，“诏不許”。而台谏官都等着朝廷罷黜趙彥若呢。現在皇帝還要挽留趙彥若，台谏官又豈肯罷休？監察禦史安鼎第三次上書：“臣前後論列（趙彥若之罪），其誠至懇到矣，其言至明切矣，而天聽高遠，終未聽納。臣反複思索，未識其由，豈謂臣卑微不足信耶？不然，陛下左右有為彥若之黨者，挾私好，曲為遊辭，以蔽惑明聖也。審如臣言不足信，則乞出臣前後章疏，宣示朝堂，以稽合衆論。”安鼎這麼說，是不指名彈劾宰相劉摯庇護姻親趙彥若。

結局

面對台谏官咄咄逼人的攻勢，高太後與宋哲宗自覺已保不住趙彥若了，不得不于元祐六年七月下诏，罷去趙彥若翰林學士兼侍讀的職務，改任一個閑職：提舉萬壽觀。過了一個月，又诏趙彥若“任便居住”，“複有旨差兵級二十人送彥若還青州（今山東青州）”。趙彥若随即雇一葉客舟，“飄然而去”。對趙彥若的罷職，親家劉摯是憤憤不平的。他說，“彥若笃學，有純德”，隻不過是一名書呆子，全然不谙世故。他救兒子仁恕，“雖出于一時迫切妄作”，卻是父子之愛，“難深責之”。如今，彥若既“罷翰林，又罷經筵，又罷史院，又降差遣，而又降職名，是當何等罪也？”我劉摯因為是彥若姻親，避嫌不敢言，每見同僚奏及彥若之事，都先下殿避嫌，但“他日必有辯之者”。

然而，此時劉摯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元祐六年十月，姚勔、虞策、鄭雍等台谏官對劉摯發起了連環彈劾，稱其親戚趙仁恕犯法，而劉摯“并不盡公施行”；又言劉摯“操心不公， 居官撓法，陰結黨與，潛圖其私”；又言劉摯“備位宰相，徇私壞法，收恩立黨”。

劉摯受到台谏官彈劾，隻好再三提出辭職。十一月，哲宗皇帝“以從（劉）摯所乞為辭”，免去了劉摯的宰相之職，出知郓州（今山東東平縣）。趙仁恕的胡作非為，不但導緻父親被免職，還點燃了姻親劉摯罷相的導火索。不知這名任性的衙内，如果良心未泯的話，會不會感到一絲絲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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