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拉尼亞》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的代表作(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關于這部作品,有學者認為其是受盧梭的生态美學思想影響,旨在尋找原始的自然人性;亦有學者探尋其禅宗思想、道家思想及印第安人“野性思維”的思想根源,由此探析回歸自然的主題。這些論述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該作品更為深廣豐富的内蘊。如果脫離了人的實踐活動,原始的自然人性将隻是一種抽象的存在。勒克萊齊奧談論婦女、兒童異化存在的同時,也談論了土地污染,并指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是這兩種異化存在的根本原因。這部作品表達了對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異化關系的關懷,被看作是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現代回響和藝術表達。《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提升了《烏拉尼亞》的理論内涵和現實意義,《烏拉尼亞》揭示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時代特點和社會價值。這兩部經典的對話是哲學與文學的對話、曆史與現實的對話。因此,隻有把《烏拉尼亞》置于馬克思主義視域中,才能揭示其内涵、特點和現實意義。
馬克思論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矛盾的解決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分析了異化勞動的四種内涵,即物的異化、自我異化、人的類本質異化和人與人相異化。馬克思指出,通過異化的勞動,形成了經濟領域裡兩個階級的對立,即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的對立。馬克思提出自由自覺的勞動概念,認為自由自覺的實踐活動是人的類本質,社會的發展應該是人的類本質的實現。由此,他提出揚棄異化、揚棄私有财産和實現共産主義的宏偉理想。共産主義理想在什麼時間實現,以什麼樣式實現,馬克思沒有給出具體的時間表和實景圖,但他給出了兩條基本的原則,那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的解決”。
人與人的異化關系,也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西方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認為,理性與感性、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等,是支配與被支配關系,前者支配後者,後者依附于前者。這種二元模式表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就是資本家對工人的支配關系、父權制下男人對女人的支配關系等;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人支配、征服自然,利用科學技術開發自然并獲得利益,而資本的貪婪特性決定了資本家會毫無節制地利用自然資源,獲取利益最大化,由此形成人與自然的矛盾。這是人與自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人與自然的矛盾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是緊密相關的,要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就必須同時解決人與人的矛盾。馬克思認為,人與人之間矛盾的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解決,是曆史之謎的解答,并且知道這個解答。針對現實社會的種種壓迫剝削和資本主義的全面異化,馬克思唱響時代的口号:揚棄異化勞動,解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矛盾,實現共産主義。這是馬克思對時代問題的回答。
這個口号在現代社會、在《烏拉尼亞》的墨西哥河谷地區得到回響。《烏拉尼亞》描寫了坎波斯居民的生活,這是一個在河谷地區邊緣的貧瘠山地上建立的被資本所抛棄的社會底層人的栖息地。小說描寫了朗波裡奧人類學家的衆生相、河谷地區婦女和兒童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資産階級的貪婪和虛僞,表現出對婦女、兒童以及其他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懷,表達了珍愛土地的生态美學思想。《烏拉尼亞》形象地描述了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而這些矛盾的解決需要回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語境。
“草莓帝國主義”壓榨下的坎波斯
《烏拉尼亞》深刻揭示了資本家對肥沃土地的榨取和對婦女兒童的壓迫。資本家對婦女兒童的壓迫剝削和對自然界的掠奪榨取,是同步進行的。小說描寫了在墨西哥河谷地區這片土地上種植了會吃孩子手指、會吃土地、會把其他一切都排擠掉的農作物——草莓。作為人類作物的草莓怎麼會吃孩子的手指呢?這是一個隐喻,隐喻資本家的财富是依靠榨取兒童的時間、活力乃至生命而獲得的。在河谷地區的冷凍廠、草莓加工廠裡,天還未亮,婦女和兒童就在車間裡工作,草莓酸腐蝕孩子的手指,使其流血、指甲脫落。土地所有者和商務代表的錢是從黑土地裡榨取來的,是從童工的辛酸和痛苦中榨取來的。而河谷地區的資本家将他們壓榨來的金錢兌換成美元,周末包機到邁阿密換取美國昂貴的消費品。
《烏拉尼亞》描寫的墨西哥河谷地區的坎波斯,既是社會底層邊緣人無家可歸者的居身之所,也是流浪者眼中的一個自由國度、烏托邦的桃源聖地。在富庶河谷地區一個貧瘠的山坡上,“參事”賈迪重新建立了這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王國,這裡的人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這裡人人平等,沒有貧富和階級,每個人都參與勞動,人人過着簡樸的生活,孩子們不用上學。每個人都是老師也都是學生,他們需要學習的是自由和真理,這裡沒有異化勞動,他們在這裡得以安身、生存。坎波斯的存在是資本主義症候的顯現。即便這樣一個簡陋、貧困之所,資本家也不容許它的存在,他們通過造謠、污蔑的新聞宣傳和所謂的法律程序,甚至煽動流氓去威逼脅迫,驅逐了坎波斯居民。在資本家、房地産商、律師、公證人、銀行家、官吏的圍攻下,這個理想國被迫遷移,去尋找它的出路。
自然是人的身體與被壓榨的土地
《烏拉尼亞》具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生态思想。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馬克思一方面說“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感性自然界對人來說,直接的就是“感性地存在着的另一個人”。人與自然是兩個人的關系、兩個主體之間的關系,人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自然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改造自然,就是改造自己的無機身體,就是改造自己。小說呼籲人們愛護土地,指出土地是人類的皮膚,是人類的生命;人與自然是一體的,對自然的征服、利用和破壞,就是對人類自身的破壞。因此,要善待土地,就像對待自己一樣。
關于生态思想,《烏拉尼亞》從兩個角度進行叙述,其一是資本家對工人、婦女、兒童的壓榨和剝削;其二是資本家對土地等資源的壓榨和利用。兩者都是資本增殖的工具,具有相同的命運。《烏拉尼亞》的生态思想是對馬克思生态思想的形象解釋,也是對馬克思生态思想的發展。在《烏拉尼亞》中資本家通過榨取土地獲取财富的同時,也通過榨取婦女兒童的血汗乃至生命獲取利益。土地如同女人的身體,女人也如同土地。這樣的生态思想包含着女性主義生态思想,女性和土地有着天然的關系。
文化霸權導緻印第安文化危機
在《烏拉尼亞》裡,朗波裡奧人文科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是人文主義學者唐·托馬斯·摩西創建的。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學術平台,在這裡沒有社會等級與偏見的枷鎖,讓農民和普通百姓也能登上大雅之堂,讓文化自由化、平民化、流動化。但他卻遭到那些“把知識和權力混為一談”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陰謀陷害,最終不得不辭去領導職務,而朗波裡奧人文科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也葬送在這些人手中。
在朗波裡奧人文科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唐·托馬斯·摩西聘請印第安學者胡安·亞居斯研究印第安文化。胡安·亞居斯有機會編纂印第安文化百科全書,交流和傳播印第安文化,從而有可能讓印第安少男少女重新認識和學習民族文化,重新燃起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而不是迷失在美國消費文化的泥淖中。面對美國消費文化的沖擊,胡安·亞居斯擔負着複興印第安文化的重任,但他在該研究中心遭到了其他已經美國化的形形色色的學者的歧視和排斥,最終被迫離開。随着胡安·亞居斯的被迫離去,印第安文化失去了表達和發聲的機會。失去了文化話語權,就難以形成平等的對話關系,印第安文化處于一種被支配、被形構的地位。這是印第安人被排斥、被壓迫的現實處境的體現。《烏拉尼亞》為印第安文化失去聲音、失去話語權感到痛惜,也從反面讓我們認識到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
馬克思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導緻了人與人之間的異化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異化。《烏拉尼亞》也從這兩個方面揭示出資本主義制度的貪婪和野蠻。《烏拉尼亞》是處在美帝國主義籠罩下的拉美國家的一面鏡子,也是當代社會的一種聲音,這種聲音是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回響。
(作者單位:煙台大學人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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