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盧恩俊

清代趙之謙、程守謙合作《菊花博古圖》軸。 （來源于上海博物館網站）

重陽節是我國古老的傳統節日，民間有登高、賞菊、插茱萸等習俗。其中，登高是重陽節的重頭戲，而菊花、茱萸這一花一木，則是節日裡當之無愧的明星。

一

“九日登高處，群山入望賒。”（明·趙時春《原州九日》）重陽登高，主要有登山、登塔、登樓、登閣、登台等形式。登高習俗最早可追溯到漢代，西漢的《西京雜記》中記載：“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遊戲，就此祓禊登高。”可見，重陽登高習俗在西漢時就已經形成。至于重陽為何登高，南朝梁人吳均在神話志怪小說集《續齊諧記》中記述了東漢方士費長房讓桓景攜家人于九月九日“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花酒”躲避災禍的故事，認為當時人們“九月登高飲酒，婦女帶茱萸囊，蓋始于此”。此說雖然迷信色彩濃厚，但重陽登高祈福的習俗卻流傳下來。正如宋人方勺所釋：“九九極陽，陽極轉陰，登高為調陰轉陽也。”古人将天地萬物歸為陰陽兩類，奇數為陽，偶數為陰，九為奇數，因此屬陽，九月初九，二陽相重，遂稱“重陽”。古人以登高調和陰陽，祈求健康長壽，而被譽為“長壽花”的菊花和被稱為“辟邪翁”的茱萸正好繁盛于秋，成為必不可少的節日明星。于是，插茱萸、戴菊花、飲菊花茱萸酒等習俗逐漸盛行，這在古詩中多有體現。唐人留下的登高名篇最多，邊塞詩人岑參在行軍途中适逢重陽節，十分懷念故園的菊花：“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盧照鄰重陽登山時寫下“他鄉共酌金花酒，萬裡同悲鴻雁天”的著名詩句（《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抒發懷鄉之情。杜甫在《九日登梓州城》中寫下“伊昔黃花酒，如今白發翁……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的詩句，抒發了憂國憂民之情。重陽登高詩中最著名的要數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該詩通過描寫重陽風俗，把遊子思親的情感抒發得淋漓盡緻，成為千百年來佳節思親的經典之作。

與登高相關的風俗還有吃重陽菊花糕。“糕”與“高”諧音，最早是慶祝秋季豐收、喜嘗新糧之意，之後民間逐漸有了“登高吃糕”的習俗，取步步登高的吉祥寓意。清人楊靜亭在《都門雜詠·論糕》中說：“中秋才過又重陽，又見花糕各處忙。面夾雙層多棗粟，當筵題句傲劉郎。”又有《竹枝詞》：“土城關外去登高，載酒吟詩興緻豪。遙望薊門煙樹外，幾人惆怅尚題糕。”兩詩描繪了當時的重陽制作花糕、登高的盛況。據《唐六典》和《食譜》等典籍記載，唐代重陽節有菊花糕、菊花鮮栗羹、木香菊花粥等席上名點。由此可見，品嘗菊花糕自古以來便是普遍的重陽習俗，尤其是在我國北方地區。清代的《帝京歲時紀勝》記載：“京師重陽節花糕極勝。有油糖果爐作者，有發面壘果蒸成者，有江米黃米搗成者，皆剪五色彩旗以為标識。市人争買，供家堂，饋親友。”《燕京歲時記》也記載，每逢重陽節，京城裡的人紛紛“提壺攜榼，出郭登高。南則在天甯寺、陶然亭、龍爪槐等處，北則薊門煙樹、清淨化城等處，遠則西山八刹等處。賦詩飲酒，烤肉分糕”，可謂“一時之快事”。時至今日，在我國許多地區，吃重陽花糕之風尤盛。

二

“九日重陽節，開門有菊花。”（唐·王勃《九日》）古人過重陽，最看重的是菊花。菊花在古詩詞裡也稱“黃花”，是“長壽之花”，亦是不屈品格的象征，所以古代重陽節，賞菊、簪菊、飲菊花酒、食菊花糕等，自然就成為風行的習俗。唐代另一位詩人王維則直接稱重陽節為“菊花節”：“無窮菊花節，長奉柏梁篇。”（《奉和聖制重陽節宰臣及群官上壽應制》）

古代重陽的“菊花熱”，最初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驅邪、保健、延壽的理念。漢代的《禮記·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鞠有黃華”的記載，“黃華”即菊花。最早以菊入詩的名人當數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他通過“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等詩句，表明自己不随流俗、潔身自好的節操。早晨飲用木蘭花上滴落的露水，傍晚咀嚼秋菊飄落的花瓣，詩人不僅賦予菊花高潔的品行，還提及菊之可食，奠定了菊花在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到了魏晉時期，田園詩人陶淵明更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名句享譽古今，周敦頤在《愛蓮說》中稱其“獨愛菊”。陶淵明在《九日閑居》序文中記述：“餘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于言。”陶淵明關于菊花的詩句數不勝數，他将菊花視為潔身自好的象征，還将其作為“長壽花”來食用。他在《讀山海經》（其四）中說：“黃花複朱實，食之壽命長。”陶淵明以品行高潔聞名于世，他的菊花詩更是千古名篇，大大推動了後世重陽賞菊之風。

三

“明年會此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唐·杜甫《九月藍田崔氏莊》）古人将茱萸視為祛邪之物，每逢重陽争相佩帶。我國對茱萸的記載比較早，《禮記·内則》中有“三牲用藙”的記載，“藙”即一種茱萸。周代祭祀之制，是把牛羊豬“三牲”放在祭闆上，将煎過的茱萸等放在祭盤中用于祭祀，可見那時人們就視茱萸為非凡之物了。對于茱萸的藥用價值，早在《神農本草經》《吳晉本草》中已有記載。東漢桓景攜家人于九月九日戴茱萸囊登高躲避災禍的故事傳開後，茱萸又被視為辟邪禳災的“護身符”，稱“辟邪翁”。南朝宋武帝劉裕曾在重陽節大宴群僚于戲馬台，還把茱萸當成犒賞軍隊的獎品，有詩曰：“天門神武樹元勳，九日茱萸飨六軍。”（唐·儲光羲《登戲馬台作》）。可見，茱萸在民俗中的地位并不比菊花遜色。既如此，茱萸在唐代之前為何沒能像菊花那樣在詩詞歌賦中大放異彩呢？

餘光中先生在《茱萸之謎》一文中說，“重九二花，菊與茱萸，菊花當然更出風頭，因為它和陶淵明緣結不解，而茱萸，在屈原一斥之後，卻沒有詩人特别來捧場。”或許因為屈原曾在《離騷》中把樧（茱萸）斥為惡草，對後世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到了唐朝，茱萸由“惡草”陡然變成“佳木”，一首首關于茱萸的好詩令人目不暇接。重陽節插茱萸之風在唐代民間很流行，用王維詩中的“遍插茱萸”來概括恰如其分。宋代以後，佩茱萸的習俗逐漸衰減，但從明代申時行的詩句“九月九日風色嘉，吳山登高勝事誇。郡人齊出唱歌曲，滿頭都插茱萸花”，還有清代吳偉業的詩句“秔稻将登農夫喜，茱萸遍插故人憐”來看，插茱萸的習俗在一些地區依然盛行。

對于唐代“遍插茱萸”的習俗，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将茱萸插在何處？怎麼插？唐詩裡對此多有描述。朱放的“那得更将頭上發，學他年少插茱萸”，權德輿的“他日頭似雪，還對插茱萸”，耿湋的“九日強遊登藻井，發稀那敢插茱萸”等詩句，都表明當時過重陽是将茱萸插在頭上的。進一步來看，盧綸的“茱萸一朵映華簪”，白居易的“舞鬟擺落茱萸房”，王昌齡的“茱萸插鬓花宜壽”，還有李白的“九日茱萸熟，插鬓傷早白”等，都點明了茱萸在頭上的具體位置。

沿着茱萸的詩韻步步深入，就嗅到了迷人的酒香。我們能夠通過蘇舜欽的“欲言無上策，且複醉茱萸”，體驗沉醉在茱萸佳釀中的人生際遇；通過白居易的“閑聽竹枝曲，淺酌茱萸杯”，分享重陽小酌聽曲的惬意，還能通過張谔的“歸來得問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幾人”，感受古代重陽的風情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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