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5年至1433年，明朝三寶太監鄭和七次下西洋，是我國和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鄭和七次下西洋，船隊規模之大，人員之多，船隻之大，航程之遠，所到國家之多，在我國和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鄭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寫下了極為光輝的篇章。

寶船是鄭和下西洋船隊中使團領導成員乘坐的，載物最多的主力船隻。研究寶船的大小，是關系到我國以及世界古代造船業和航海業的最高水平問題。中外學者和專家對這個問題一直很重視，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曆來衆說不一。《明史·鄭和傳》中記載：

“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到福建，後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曆諸番國，宣天子诏，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

鄭和下西洋的随行翻譯馬歡所著的《瀛涯勝覽》和明羅懋登的《三寶太監下西洋記》中都有類似的記載。

幾十年來，學者和專家們對比進行了考證，提出了種種不同看法。

有學者認為，鄭和下西洋的寶船長四十四丈，廣十八丈這個數字乍看起來不覺得怎麼，不少人也就加以引用了。當将這個數字化為公制時，四十四丈合150米，十八丈合61米，一條這樣尺度的木船，其排水量估計在三萬噸左右，即比現代遠航的萬噸貨輪還要大得多，這确實大得使人吃驚。從航海與造船的角度分析，認為上述尺度的長寬比過小，不适應于航行與操縱，因而推斷史書記載有誤。

南京靜海寺鄭和下西洋殘碑上記有：

“永樂三年将領官軍，乘駕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以及“永樂七年，将領官軍乘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

字樣。據考證，明代二千料海船長十餘丈、寬三丈左右。學者認為，碑記所載鄭和乘駕海船的大小比較可信。其理是：

第一，鄭和下西洋不需要特大的船，二千料海船可容将士二百餘人，較小的八橹船至少也可容數十人，六十餘艘大海船，二百餘艘小船，已足夠鄭和出使遠航之用了。

第二，過大的船在古代是無用之物。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船，比現代萬噸級貨輪還要大得多。今天我國除上海港外，尚無其他港口能同時容納六十二艘萬噸級貨輪和幾百艘較小的船。鄭和艦隊停泊的江蘇劉家河和福建長樂都是小港，當時尚未發明大功率的動力機器，在無風時依靠人力是無法移動這一大批龐然大物進出港口的。有風時，特别是橫風與逆風情況下，僅靠人力更無法有效地駕駛這樣特大的木帆船。

第三，當時的社會生産力不能在短期内造出成批的這樣大的船。鄭和出航于永樂三年，在明成祖登位前似不可能有遣使遠航之議，因此艦隊的準備時間是很短的。在二、三年内要建造六十多艘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高達十丈的大船，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

還有學者認為，史書上記載的寶船的尺度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長寬比隻有2.44左右，似乎與現代船的長寬比值太不符合。如果把“廣十八丈”改為“廣于八丈”，這樣就可能了。用1955年5月在南京下關三漢河附近中保村發掘到的一根舵杆，配長四十四丈、寬八丈的寶船恰好合适。又認為“廣十八丈”中之“十八"二字可能是“六”字分開抄寫之誤。

與以上相反，另一些學者、專家、研究人員則認為史書所記寶船的尺寸是可信的。從北京圖書館首先查到了《瀛涯勝覽》的較早抄本《三寶征彜集》中有“寶船陸拾叁隻，大者長肆拾肆丈，闊壹拾捌丈”的記載。數字都是大寫，不可能是傳抄錯誤。《三寶征彜集》是較早的抄本，更接近于原本，應該是比較可靠的。《三寶征彜集》的作者馬歡是随鄭和三次下西洋的翻譯，目擊身履寶船，所記應為第一手資料。如果說明集本《瀛涯勝覽》有關寶船尺寸的記載尚有“孤證”之嫌，那麼《三寶征彜集》的發現對于這條記載就增添了相當可信的成份。

從古代木帆船造船工程結構和考古的角度分析了寶船的尺度和長寬比，認為它的強度和用篷帆操縱的性能都無問題。寶船的長寬比與泉州出土的末代古船的比值很接近。在這方面，不能以現代建造鋼船的原理去論證寶船的結構。學者們認為，寶船取相對較大的船寬與較小的長寬比，有利于船體的強度和穩定性。認為《明史》所載寶船尺寸“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是可信的。

由此可見，要徹底攻下鄭和下西洋寶船尺度這個關，弄清寶船究竟有多大？還有待于今後深入尋找和發現新的史料，發掘更多文物并進行模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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