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2020年度的《全球恐怖主義指數》，ISIS的恐怖活動重心已由中東地區逐步轉向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因恐怖活動而死的人數比2019年上升了67%，達數千之數。當中，以毛裡塔尼亞（Mauritania）、馬裡（Mali）、布基納法索（Burkina Faso）、尼日爾（Niger）與乍得（Chad）所屬的薩赫勒（Sahel）五國特别受到關注。

在該區特别活躍于武裝沖突的恐怖組織有2個：一是“大撒哈拉伊斯蘭國”（ISGS），二是與阿爾蓋達組織有聯系的“伊斯蘭與mu斯林支援組織”（JNIM）。

雖然當地有近1.5萬名聯合國部隊成員，以及來自法、美、英、德多國數千名的軍事人員部署對抗恐怖份子，可是兩個組織仍在不斷擴大地盤，甚至有延伸到區内他國的風險——正如2012年，奪得馬裡北部的荒蕪地帶、直逼首都巴馬科（Bamako）時，他們曾被趕來支援的法國軍隊擊退，可是随後這些恐怖份子卻流入了鄰國布基納法索和尼日爾，變相擴大了勢力。

這些恐怖組織之所以能在薩赫勒國家出現、植根、發展，與撒哈拉沙漠所造成的地理形勢不無錯綜複雜的關系。

薩赫勒位置圖

對于外面的世界，撒哈拉沙漠曾是在地圖上的一片空白，成為地理學中所謂“世界上有人居住的部分”（人境，Ecumene）的對照。

然而，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早就理解到幾近寸草不生的地面不是人們争奪權力的核心；相較之下，薩赫勒作為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與北洲的必經之路，連接沙漠之中與沙漠之緣各個綠洲、交通要點和城市的通道控制權才是争鬥的重點。

阿拉伯語中就有“mamlaka”這個概念，指的就是“通道帝國”。“通道帝國”的本質也決定了各國邊界劃分不準确，此特征延續至今。

過去在這片土地上面大帝國，也是以城市與道路所構建起來。例如16世紀以今天馬裡城市加奧（Gao）為首都的桑海帝國（Songhai Empire）就曾是該地穩定人口流動的保證者。在海上貿易與西方殖民主義到來之前，這些通道容許貿易車隊交易不同地方的産物，包括黃金、鹽、椰棗、谷物、牲畜、手工制品、書籍等等，使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形成了一個互補性的經濟體系。

桑海帝國

随着19-20世紀海上貿易的發展，非洲沿海各國成為經濟活動的重心，這片昔日作為橫跨南北貿易通道的荒蕪土地就喪失了其戰略性位置，而後來在這片土地上建立起來的國家，也沒有照顧這些内陸人民的需要。

因此，不少貧窮無出路的當地社群都成為了各種貨品走私網絡的節點——當中有盜竊得來或非法出售的正常商品，諸如面粉、糖、汽油、私煙、黃金等，也有從南美經西非轉運的毒品，以及來自各地的武器。

根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2013年的一項研究，該年經過西非轉運的可卡因估計總值15億美元。薩赫勒通道的運輸角色，由越野輕便貨車取代了駱駝，運載着種類較過去不一樣的貨物，繼續存活至今。

當國家力量離開了這些貧窮地區，不少伊斯蘭恐怖組織就扮演了以往“通道帝國”的角色，向使用這些通道的走私客收取路費，甚至自行加入經營走私，并時有擔當起公共服務和公衆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包括提供醫療服務、規管土地使用、建設流動通訊設備等。美國駐當地的長官就指出，馬裡北部早已成為聖戰者的“實質避風港”。

同時，由于當地族群對立繁雜，時被恐怖組織利用，而時有發生的武裝沖突也間接為恐怖組織提供了可被招攬的潛在人力。例如JNIM就慣于馬裡中部利用富拉尼人（Fulani，多為伊斯蘭）與多貢人（Dogon，信奉當地傳統宗教）的矛盾圖利，而ISGS則在則在馬裡與尼日爾邊境利用當地富拉尼人與圖阿格雷人（Tuareg）的沖突進行拉一派打一派的操作。

一些恐怖組織領袖更與當地阿拉伯、伊斯蘭，或者常有武裝反抗各國政府的遊牧民族圖阿格雷人透過通過婚姻加強關系。例如北非阿爾及利亞（Algeria）的阿爾蓋達組織AQIM其中一位領袖Mokhtar Belmokhtar——他在偷運私煙行業中享負盛名，人稱“萬寶路先生”——就曾在2013年迎娶了一位馬裡廷巴克圖（Timbuktu）以北的大族（稱“Bérabich”）婦女。這些聯姻關系也使得聖戰組織能攀附在盤根錯節的原住民社群之上而得以植根當地。（AQIM的撒哈拉分部組織于2017年成為JNIM的構成組織。）

薩赫勒的通道，自古以來就以北非阿拉伯穆斯林信仰傳入區内多國的途徑。如今傳遍該地的尋求在國内推行伊斯蘭教法的保守伊斯蘭運動薩拉菲（Salafi），本來就是來自于北非阿爾及利亞的反政府武裝組織“薩拉菲傳教與戰争組織”（GSPC）。後者在2000年代被阿爾及利亞掃蕩後輾轉逃到馬裡北部，向阿爾蓋達組織效忠，後來變成了上述的AQIM組織。

如今，肆虐薩赫勒的ISGS與JNIM，也是由這一派系逐步發展而成。這樣的淵源也确定了這兩個組織在薩赫勒的微妙關系：在其他地方，恐怖組織通常站在對立面，時有沖突，前者主要針對近敵，後者則以西方的遠敵為主要目标，争奪在全球聖戰力量的領導地位；然而，在薩赫勒，兩派組織除了曾在2015年有過明顯交火外，雙方似乎以合作為多——有報道更稱ISGS與JNIM的領袖曾在2017年後有過多次見面。

這也符合了過去伊斯蘭傳入後在地化的傳統。鑒于薩赫勒地區本有的種族矛盾與社群維生模式，這兩個恐怖組織都有同樣深耕細種植根當地以擴展勢力的目标，于是與對方的意識形态沖突則成為次要。

有了ISGS打下基礎，在中東各國敗退的恐怖組織也有了另一據點，使薩赫勒地區很可能成為另一個國際社會針對伊斯蘭國的戰地前線。

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之下，加上愈發嚴重的恐怖襲擊，該地的人道危機愈發嚴重，有數百萬人被迫成為難民，單在馬裡一國就有680萬人需要人道求援（超過總人口三分之一），當中有130萬人正面對嚴重糧食短缺。

國際社會雖然常以人道救援和維和部隊介入，然而，如果當地國家政府未能重新扮演起“通道帝國”保障落後地區人民通行安全、提供經濟發展機遇的角色，這個角色始于需要有人扮演，而各個聖戰組織就填補了這處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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