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儀禮》複原與當代日常禮儀重建研究”首席專家，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人文學院教授）

學術研究的前提是把握研究對象的特殊性，避免盲目性，陷入為研究而研究的迷途。《儀禮》區别于其他典籍的最大特點是鮮明的踐履性，因此，正确認識《儀禮》在成書與研究過程中的兩次“轉換”，是我們複原研究的邏輯起點。

門塾

從活态傳承到凝固态文本：周代禮樂文明的第一次轉換

周公制禮作樂，創建了以“德”為核心内涵、“郁郁乎文哉”的中華禮樂文明。由《詩》《左傳》《國語》等文獻可知，冠、婚、喪、祭、飨、射、朝、聘等典禮儀式，已成為周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内容，華夏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以規範，文化認同由此漸成。

周人的典禮儀式原本屬于活态傳承，毋須訴諸文字。春秋季世，禮崩樂壞，《禮記·雜記下》載，恤由死後，有“周禮盡在魯”之譽的魯國，竟然無人知曉如何為之舉喪，不得已而派孺悲去請教孔子，并做了筆錄，“士喪禮”由此著于竹帛。孔子對此感到震驚，周禮或廢或僭，随時有湮滅之可能，需要作搶救性保護。現存《儀禮》十七篇，便是由孔子及弟子将活态的典禮儀式轉換成凝固态文本的成果。為了突出主要線索，避免枝蔓，宮室形制、服飾裁剪、禮器使用等諸多細節每每被省略，這對當時的讀者不會造成閱讀障礙。這一次轉換是《儀禮》成書的緣起，與孔壁中經一樣，旨在保存文化，希冀借助文本形式傳于後世。

将文本還原成活态的儀式：周代禮樂文明的第二次轉換

既然《儀禮》是由活态禮儀轉換而來，則後人研讀《儀禮》，再将文本形态還原成活态的典禮儀式，實現第二次轉換，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如此方不負孔門師弟初衷。但是時移世易，社會生活方式不斷變遷，後人通讀《儀禮》已非易事，即使作為古文大家的韓愈，亦直言這部用先秦語彙書寫的《儀禮》“難讀”；周代盡人皆知的彜、簠、簋、觥、觯、斝、盉、匜等禮器，“行于今者蓋寡”；某些儀式社會上已“無所用”；然則此書為何絕對不能廢棄？因為“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于是”，周禮的精神蘊含其中，儒家文化的根荄在其内。

後世有學者試圖展現局部儀節而繪禮圖，宋楊復《儀禮圖》、清張惠言《儀禮圖》堪稱其中佼佼者。但毋庸諱言，兩千年來的《儀禮》研究，包括成果卓然的乾嘉學者在内，幾乎都沉溺于純文本研究，有失孔子存禮的初衷。

禮學家沈文倬一生浸潤于《儀禮》，是此道中最早的覺迷者，他批評清人禮圖“畫得太草率”，“比如宮室，隻畫幾條或粗或細的線條，标明這是堂、這是房”。他進而說：“對于古代人生活情況的描述，光靠文字叙述是很難表達的，光靠‘實物’的照相或圖片來表達，也是呆闆而沒有聯系的”；他斷然指出，《儀禮》研究“必須另辟蹊徑”。并認為《儀禮》之學屬于古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這“是曆史科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命題”，文本研究并非多餘，但“隻有把研究的結果，用連續性的圖畫來表達，那麼房屋器物，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而人的活動——入門升堂，坐立飲食，都曆曆如在目前了”。沈文倬有清醒的将文本回歸活态儀式的理念，故早在1951年便拟定了“《周代城市生活圖》編繪計劃”，将《儀禮》内容分為宮室、衣服、飲食、交通、冠昏、喪葬等十二門，計劃每門繪圖四十多幀，總共五百幀，希冀用連環畫的形式，将《儀禮》還原為活态的典禮儀式，因始終找不到能合作的繪圖者，隻得抱憾作罷。其後，台灣學者在李濟、孔德成先生主導下，對《儀禮·士昏禮》做了“實驗性複原”，拍成黑白影片，走出二次轉換的關鍵一步。可見兩岸前輩學者對《儀禮》研究終須走活态複原之路的認識完全一緻。

複原研究面臨的挑戰與解決之道

數十年過去，《儀禮》文本研究與考古發掘的新成果不斷，亟待及時總結；多媒體技術的出現，遠超連環畫、黑白電影等表現手法，并廣泛運用于文化傳播；進一步推進《儀禮》研究第二次轉換的條件日益成熟。2014年，我們提交的《〈儀禮〉複原與當代日常禮儀重建研究》課題，确定将《儀禮》的《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射禮》四篇作複原研究，被批準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儀禮》的純文本研究與複原研究最顯著的區别在于，前者有較大的選擇性，不懂或不感興趣的部分可以回避，或者含糊表述；複原研究不然，必須全過程、全方位展開，任何細節都必須直觀展示，并給出學術說明，無一處可逃遁。壓力可以轉化為動力，激發我們更深入研讀文獻，并盡可能吸收考古學、古器物學、古建學、服飾學等學科成果。實踐證明，若不做複原，文本的許多問題很難發現、許多是非無法判斷，令人真正體會到“紙上得來終覺淺”“盡信書不如無書”的道理，以下略舉數例。

一是在使用過程中發現謬誤。《士冠禮》中冠弁的形制，經、注、疏皆語焉不詳，宋人聶崇義《新定三禮圖》從後世帽子的禦寒功用出發，繪作大圓筒形，由于研究成果以文本形式呈現，學界無人質疑。我們在複原時發現，如此形狀之冠，除非簪子從腦門中間穿過去，否則無法戴在頭上。《說文》：“冠，絭也，所以絭發。”段玉裁說冠的功用是“所以約束發”，并無禦寒功用。再細讀《士冠禮》，知古人将發髻挽好後，用冠将其罩住，用簪子橫貫固定。冠之大小，以罩住發髻為限。我們由此發現聶氏大圓筒式之冠缪不可通，遂求得合理形制。

二是通過建築物的實景複原判定學術糾紛。如《儀禮》寝廟大門的左右内外皆有塾，人稱“一門四塾”，鄭玄稱之為堂，後世疏家遂附會出塾的形制如堂之說：塾内均有前堂、後室之分隔，張惠言《儀禮圖》據此作圖，學界均視為定式。甚至還有将四塾外側都添加木闆牆、門、台階的。然《儀禮》并無在門塾行禮的記載，故塾有堂室之說大可懷疑。我們發現陝西岐山鳳雛與鳳翔雲塘兩處周代建築基址的塾都很小，寬4米、深3米。我們按照實有尺寸複原後發現，如此狹小之地，絕無可能分隔為前堂、後室。

三是通過儀節複原判斷是非。周代士的院落之北，皆有高出地面的夯土台基，上有“五架”屋頂覆蓋，鄭玄注：“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正中的屋脊成為棟，棟南北兩坡依次為楣與庪，庪接近屋檐，楣在棟與庪之間。台基之北有房與室，其南牆在後楣的正下方，房室以南、東西序之間的地方稱為“堂”，但經史對堂的确切範圍有分歧。賈公彥說“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廉是台基南端的邊沿；鄭玄說“中以南謂之堂”，指中脊以南的部分；黃以周認為是指中以南至庪，不包括庪下至堂廉的部分。三位都是著名經師，卻各執一端，莫衷一是。我們通過複原研究，發現在許多儀節中，有司上堂遞物，走上最後一級台階後立定，不再往前，即“盡階不升堂”，說明堂廉與庪下之間的地帶确實不屬于堂，足見黃以周精審過人，不愧為大師。這一地帶亦是樂工坐下演奏的地方，我們與古建專家溝通後，将這一地帶加寬為70厘米，俾便樂工與相者并行通過，與文意切合。

四是多媒體技術的運用。《鄉射禮》的人物有七十餘位，角色各異，位置變動不居，做純文本研究不易把握。我們在深入研究文獻的基礎上，繪制了六百幀禮圖，再在地上用白線畫出宮室格局，真人反複演練。以此為基礎，用軟件制作動圖，構拟三維空間，并将曆代禮家的注釋納入其中，建立全方位的數據庫，然後做“兵棋推演”，逐段與文獻對比，在宏觀與細節的統籌之中進行辨析、折中、裁斷，由此發現并糾正不少問題，創獲甚多。

《儀禮》複原的現代意義

《儀禮》是軸心時代的元典，所記成人禮、婚禮、喪禮、祭禮、射禮、外交禮等，舉世罕見，學術價值不容小觑。複原《儀禮》，使今人能目睹近三千年前的周代社會生活，其文化影響将日益彰顯。試以《鄉射禮》為例。國際奧委會下屬的“國際射箭聯合會”章程稱，世界最早的射箭比賽乃英國貴族在公元16世紀發明。而《鄉射禮》證明，至遲在公元前8世紀，中國人便已發明以修身進德為主旨的“文射”，不僅有嚴格的比賽規程，而且富于人文内涵，故日、韓稱之為“弓道”。國際射箭聯合會得知後，曾多次将我們拍攝的《鄉射禮》在賽場上播出，對中國文化的傳播發揮了積極作用。

《儀禮》複原對解讀中國文化亦有重要作用。清末民初，滿清貴族端方收藏一套成組的周代青銅禮器，轟動一時，這套銅器後流入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辟有專室陳列。可惜大多數觀衆既不知其用處，更不知其價值，稍看兩眼即轉身離開。近年，館方從我們的《鄉射禮》片子中節選六分鐘，在展廳的環幕循環播放，觀衆看後恍然大悟：原來是近三千年前的周代禮器！

《儀禮》的兩次轉換，周代禮樂文明從“脫水”“保鮮”、到二十一世紀的“複活”，意義重大。由于複原，我們解決了不少疑問，也發現了許多前人未曾提出的難題，如《鄉射禮》豎立箭靶的東西支柱，左右斜插，上寬下窄，違反力學原理，如何固定？再如，報靶用的“旌”高達4.58米，重心過高，如何舉起後左右搖動？如此等等，時時撥動着我們探索的心弦，激發起更強烈的研究欲望。經過多年的艱苦努力，《儀禮》複原研究之路已經開通，多方積累的經驗正在彙聚，我們信心倍增，誓将“咬定青山不放松”，做出更多成果，形成全新局面。

《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16日15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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