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學界，唐朝與宋朝被視作為兩個非常重要的曆史朝代，甚至還以此而誕生出唐宋之變這樣的學術之争。這一變化，不僅體現在政治、思想、文化、經濟等領域，甚至連王朝内部的都城，都與前朝有了明顯的變化。

需要承認的是，有時都城規制的轉變，還能夠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的時代變化與民間的主流思想。舉個例子，都城從開放轉向保守、又或者從封閉轉向開放，這就可以體現出當時民間主流思想的更疊。唐與宋的都城規制轉型，均符合當時的時代特征。

李淵建立唐朝以後，将國都的選址定為隋朝大興城，并将其更名為長安。李淵将都城選為此處，其實有着非常深刻的曆史淵源。

原來，在隋唐之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科舉制度尚未誕生，朝廷内部及地方的重要官職，基本都被部分門閥家族所壟斷。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也被後人稱為門閥政治。

李淵所屬家族，恰好屬于當時的門閥家族之一，并被後人稱為關隴集團，其主要活動區域恰好為關中一帶。因此，身為從關隴集團走出來的王朝代表人，李淵在選定國都位置時必然會優先考慮關中地區的都城，地理區位優越、經濟條件發達的長安自然成為當時的首選。

古代的都城規制，與現代城市的規制有着較大不同。如果說現代的城市規制看起來像是一個圓形，古代的城市規制則是非常明顯的正方形，并以主要政治區為中心。長安城在進行建設規劃時，最外為宮城、其次為皇城、最後為外郭城，皇城恰好被包在中間。

宮城整體呈長方形結構，從東至西分别為太子所在地東宮、皇帝所在地太極宮以及辦公用的掖庭宮，非皇室成員不得随意在其中出入。長安城的主要政治官署位于南部的皇城，兩者被承天門相隔。

進入皇城，明顯可以感覺到城市的範圍變得更大，據《新唐書》記載光是長達百步有餘的道路就多達十二條，從最北到最南、從最東到最西，錯綜複雜的道路将宮城分成棱角鮮明的小塊，路一旁則是唐朝官員辦公用的官署。

由此可見，在唐朝時期一位官員如果想要前往長安處理政務，他首先需要抵達的地方不會是皇帝所在的宮城，而是由外郭城進入的皇城。因此，時人常将皇城視為長安，古人的一朝看盡長安花，描繪的也是皇城的景象。

外郭城，從名字上就能看得出來，它所處的位置為最外側，是平民百姓、朝廷官吏居住的場所，如未經允許不可以私自進入宮城以及皇城。

外郭城的規制，同樣是一個非常規整的長方形，城池内部共有十餘條道路将不同的區域劃分開來。

既然是外城，其通往内部的城門自然會有許多個。據考古資料記載可知，外郭城的城門一共分為東西南北四個方位，每側共有三座城門，其中北側由于連通皇城因此多開了一座。

開出這麼多城門，其主要目的在于實施頗具現代化意味的人車分流，行路的路人走特定的城門、乘坐馬車的達官貴人另走一座城門、甚至還有一條平時不會輕易開放，僅供皇室成員甚至皇帝通行的禦用城門。

外郭城既然是普通百姓居住的區域，其内部必然會出現坊市等商業場所。在外郭城的中心區域，一條橫貫東西的街道将坊市分割開來，并将其劃分為兩個不同的縣，一個名為萬年、另一個則名為長安。

唐朝自建立以後，便走在了一個持續發展的道路上，其發展周期甚至要長于其他朝代許多。因此，唐朝初年規劃的長安城，在後世的帝王看來必然存在不合理之處，他們需要對城市内部規制進行調整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對城市規制進行調整，并不意味着要徹底改變整個城市的布局，那樣不僅需要耗費大量的财力，同時也會導緻部分百姓流離失所。因此，唐太宗登基以後，他并未對皇城以及外郭城進行大刀闊斧的改動，反而是在宮城内部進行調整，并修建了代表性宮殿——大明宮。

上面提到，宮城的中心區域為皇帝的辦公休息場所太極殿，但唐太宗李世民認為這一宮殿的規模不夠浩大，因此要求修建新的宮殿。

自此之後，大明宮便成為唐朝幾百年來的主要朝會場所，直到五代十國時期才遭到損壞。

現如今，我們已無法看到大明宮的原貌，但根據考古資料以及計算機的模拟，我們可以大體推演出大明宮的規制轉變。

首先，大明宮的整體布局與太極殿類似，隻不過其周長與高度要大了不少，宮門的高度甚至超出了外郭城的城門。

除此之外，在大明宮的内部，皇家工匠修築了許多帶有奇觀異獸樓台，例如翔鴛閣、栖鳳台、含元殿等等。

這樣的設計格局，不僅能夠體現出古代工匠的高超智慧，同時也增強了唐朝帝王君臨天下的壓迫感，詩人王維的萬國衣冠拜冕旎确實不是一句空話。

唐朝初年，唐朝都城的設計布局基本沿襲隋朝制度，并未做出太大的改變。

然而，随着社會生産力的逐漸發展，國家實力的日益強大，後世的帝王渴求新的變化，希望能夠建造彰顯其身份地位的新宮殿，這既體現出封建皇權的進一步集中，同時也體現出封建制度在此時正發展至高峰時期。

唐宋之變，其主要原因在于這兩個封建大一統朝代的中間，存在着一段長達近百年的分裂割據時期。在這百餘年的時間裡，全國各地的諸侯彼此攻伐戰争，這就從客觀上要求他們重新調整城池規制，将城池的戰略防備能力無限拉高。

唐朝的都城長安，也在此基礎上得到了調整，以至于等到後世的宋朝建立以後，宋太祖不得不重新選定都城，并延續了五代十國時期的城池規制。

公元960年，趙匡胤與其部下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宋朝，并在王朝建立後逐漸實現王朝一統。奪得政權以後，由于趙匡胤所在的後周距離長安較遠，再加上長安因戰争的原因已經不複往日的輝煌，于是新的宋朝都城被選在了開封，也被史書中記載為東京開封府。

在中國古代，王朝定都的位置翻來覆去就那麼幾個，宋朝之前開封就曾成為幾個朝代的都城。趙匡胤将國都選為此處，按照當下的眼光來看并不是一步好棋，開封的戰略地位也難以與附近的洛陽或西方的長安相媲美。

這是因為，這時的宋朝雖然已經建立，但宋朝的國土面積并沒有如今那麼龐大，南方、北方均有外敵環繞。如果将國都定在長安、洛陽，天然險峻的地勢便可以成為一道天然屏障，可失去了燕雲地區的北宋，國都卻又被定在了平原之上，使得宋朝都城不得不側重外敵防範。

當時，在規劃修建開封府時，整體的布局結構與唐朝時的長安有些類似，同樣被分成了三大結構，由外至内分别為百姓生活區、政治官署中心以及皇室成員生活區。隻不過，相較于唐朝時期的長安，宋朝的東京開封府整體布局結構變得更加恢弘瑰麗。

上面提到，地處平原地區的東京開封府，北部又失去了幽雲十六州這一天然屏障。因此，宋朝統治者在規劃建設開封時，其重心都放在了如何抵禦外敵。因此，東京的整體城市布局，相較于唐朝乃至後世朝代而言，将防禦功能發揮到了極緻。

首先，東京城的整體布局由三組城垣組成，每一塊城垣之間都有護城河相鄰，這即意味着即使外城被攻破，護城河的存在仍可以讓内城軍隊有充分的準備時間。護城河常見，可三條環環相繞的護城河，在中國古代實屬少數。

除此之外，由于要防範北方随時有可能出現的遼朝軍隊，東京開封府的外城被做了充分的加固設施，具體可以體現在城牆的厚度、高度，城牆外随處可見的戰壕以及城門外側的防守型城牆。因此，從外面看上去，東京開封府就像是一個密不透風的軍事堡壘，可當你真的進入其中以後，才會發現這不愧于可容納百萬人的公元10世紀國際大都市。

綜上所述，由唐至宋這幾百餘年的時間裡，王朝内部的都城規制也有了明顯的轉變。如果說唐朝的都城是恢弘大氣，宋朝的都城則是在此基礎上體現出鮮明的防禦色彩，這也與當時的時代大背景密切相關。

等到後世的元、明、清三朝，由于将國都定于開封的弊端被宋朝展現的一覽無餘，這幾個朝代又将國都遷移至北方的北京，其國都規制相較于前朝又發生了其他轉變。由此可見，随着時代的不斷推移，國都規制的轉變其實恰恰可以反映出那個時代的整體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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