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面而來的科幻新風

——評劉洋新作《火星孤兒》

文 | 徐彥利（河北科技大學）

《火星孤兒》是一部極富個人特征的小說，在佳作林立的國内科幻文學中或許不是最好的，但不可否認它清新自然的風格獨樹一幟，與普通硬科幻有很大區别，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科幻文學的形式化傾向，如新風撲面，某種意義上打破了科幻題材的拘囿。

科幻在許多人腦海中往往是淩空蹈虛的代名詞，一個“幻”字已拉開了與現實的距離，将故事提至雲端，書寫那些不着邊際的想象與不可實現的情節。縱觀中外許多科幻名作很多可歸入此類，如經典名作《弗蘭肯斯坦》《莫洛博士島》《時間機器》《萬有引力之虹》《月球殖民地小說》《新法螺先生》等，故事基本不可能出現在現實社會中，隻是想象的産物而已。

《火星孤兒》的核心主題星際救援、拯救地球等雖然也與現實有一定距離，但在叙述上卻将科幻之“虛”與生活之“實”緊密聯系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極富現實性的社會話題——高考是全篇的經線。在這條線上，赫然展現的是全封閉式高中，調動學生一切積極性，使主動與被動相結合的學習氛圍，其間夾雜的高考知識、高考題型、高中管理、學霸、課堂、成績等，無不充滿活在當下的氣氛。甚至每一章前面都特意加了一道真實的高考題目。除最後一道為2035年高考題是杜撰外，其餘均确有其事，叙述環境給人一種身臨其境、宛在身邊的感覺。這一經線上還有隐形的輔線，即将現實合理化想象與誇張的結果，如用績點來消費，建立在考試成績基礎上的學生貧富分化機制，臨時飯卡充值需要回答試卷，查寝老師可以随意翻動學生的私人物品；饑餓感官教學法等。輔線使經線更加粗壯豐滿，質感明确。

而緯線則是外星文明面臨氦閃危機，急于逃離母星，向地球發出求救信号，人類為了破譯這些暗藏玄機的信号制定出“263計劃”。經緯兩條線以近騰中學為紐結點并進行縱向、橫向的并行推進，将不同維度的故事緊密編織在一起，密密匝匝，風雨不透。于是，在高考題材的包裹下，将社會性、民間性與科幻的想象性、虛無性糅合在一起，如雲端之月與地上雪泥的交融，造成強勁的閱讀張力。當作者憑借靈活自如的叙述能力将二者牢牢綁縛在一起時，讀者會發現隼卯結合嚴絲合縫，沒有令人不适的凹凸粗糙之感，超出許多人對科幻固有模式的認知。

普通科幻小說常常采用的時空模式在這裡被颠覆了。一般而言，傳統科幻小說中的時空觀常帶有某種特殊的假定性。暧昧不明的時間，常發生在遠古或未來；遙不可及的空間，常設定在異國他鄉、遙遠邊陲或宇宙深淵，這樣，才使“幻”的出現合乎情理，擺脫日常的局限。而《火星孤兒》中的時間卻是離當下不遠的2035年，地點則是一所普通高中。那裡對成績的重視與現行社會毫無二緻，在校生也與我們身邊的高中生毫無差别。但與一般校園科幻不同的是，小說并未有意取悅低齡讀者，未将中學生設為特定讀者群，甚至也不從少年視角出發，設置過多未成年人情節或心理描寫，相反，它是以成年人成熟的心智來審視與打量這個世界的，因此，《火星孤兒》不宜歸入校園科幻系列。

在創作方法小說進行了有益的嘗試，顯示出将中西創作手法融于一體的傾向，在這裡，我們既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的現實主義，也能看到源自西方的批判現實主義、黑色幽默和拼貼結構，呈現出一種雜糅兼容的特征。

剔除小說的科幻元素之後作品的整體叙述手法無疑是現實主義的，其中的情節描述、人物形象塑造與性格刻畫均與純文學無異，而在關于教育體制的描述中，則又體現出批判現實主義的格調。提到批判現實主義讀者多會想起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司湯達《紅與黑》，薩克雷的《名利場》等，它們往往承載了對現實的不滿與質疑，顯示出嚴肅文學正襟危坐的氣質，是一種強力幹預現實的手段。

通常意義而言，科幻小說自帶的批判色彩并不濃厚，這與其題材的特質相關，類似《貓城記》《一九八四》等高度影射現實的科幻作品并非常規類型。科幻的天馬行空與虛構氣質更多指向未來，與當下社會的平行性較差。試想，無論寫作水平多高，寫你隔壁的鄰居怎麼也不易成為科幻。而《火星孤兒》中，對教育體制的深入思考則帶有某種批判色彩。那些隻顧給學生灌輸知識，訓練答題技巧，隻側重應用、應試而忽略知識内涵，不探讨知識産生過程及背後原因的教授方式，對于學生的自我思索、自主觀察有害無益。學生成了考試機器，不能将所學知識靈活運用于實踐，充分暴露了應試教育的弊端。這些對現實積弊的诟病無疑超越了科幻範疇，成為對當下社會問題的探讨。當讀者讀到學校裡沒有法律，沒有道德，不能聯系家長，甚至不能退學，便能充分感受到現實中的人被偏執目标異化的過程，用作者的話而言，這部小說“既暗示了外星文明所困的位置也隐喻了人類的困境。”對現實表現了強烈的憂慮與質疑。

正是因為對現實的質疑，作品的時間設定、人物設定、情節設定均體現出熱鬧喧嚣的生活之流。與當下如此切近，人物似在身邊。那些波瀾起伏的情節，環環相扣的懸念，引領讀者走入距離地球三萬六千公裡的近騰學校，它雖然遙遠卻又切近，雖然虛幻卻又真實，與國内任何一所高中都無比相似。在故事情節的設置中，作者顯示出較為從容的編排能力。從現實高中、備考、緊張氛圍到地球大面積着火，電力中斷，接着寫滿試題的奇怪石碑浮出，尋找能夠解出石碑上古怪題目的人，于是選中近騰中學，想從學生中發掘解答人，近騰中校原來并不在地球，而是位于空間軌道上，能否解開石碑上的問題成為解決電力中斷的關鍵，回答正确後石碑就會落地，一英裡範圍内的電器也會恢複正常……這些情節的設置步步為營，彼此交融滲透，不斷将讀者拉至情節深處，叩問最為關鍵與核心的節點。能否找到解答人，這些超越人類認知的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導體怎樣變成了絕緣體？火災與斷電的真正原因是什麼？石碑是惡意警告還是善意詢問？諸多問題像洋蔥一樣層層包裹，需要更深閱讀才能一步步解開，直開書的最後一頁才能最終找到答案。

情節進展中，小說并未直奔引人入勝的科幻創意，而是張馳有度，舒緩得當，關注細節刻畫，在緊張激烈中時時加入悠徐自然的格調，使叙述節奏快慢結合。如在描寫太空站大氣循環系統時，插入對雲室四周輝煌景色的描述，在渲染學校苛刻的管理時，插入古河對書籍的品讀和見解，在對高考知識的描寫中，插入教師李翊君的教育理念，在描述阿木怪異性格時插入令人同情的成長經曆及心理變化。有意降低了科幻的知識硬度，閑筆逸趣有效增加了小說的可讀性。可以感知到作者利用科幻這一題材的同時又想掙脫科幻的束縛，将宏觀的宇宙與微觀的個人結合起來，既寫宇宙之大也寫蒼蠅之微，将頭緒紛纭的世界，不同層次的紅塵衆生統攝在視野中，一一加以放大并悉心觀察。

作為科幻小說，作品中的科幻元素十分明顯。如重力感應遊戲，阿爾法波催眠音樂、電擊項圈、眼睑中的納米攝像機等輕科幻，也有二維宇宙、暗物質、電子河流等數理化生及航天學方面的重科幻。輕科幻與生活的相關度較高，不以嚴謹的科學知識為前提，更多帶有設計感與創意性，并不做深入分析。重科幻則言出有據，引經據典，充分符合科學規律和原理，帶有某種前沿性與可探讨性。前者滿足了人們對高科技滲透日常生活的想象，後者則體現了作品的知識含量與理論深度及學術邏輯性。在這裡，作者既表現出一個普通人對未來高科技社會的種種暢想，也表現出一位物理學家的嚴謹與知識儲備。

幽默是一種叙述的智慧，也是一種訴諸于智商的情趣，幽默的語言往往使閱讀變得愉悅與活潑，可延展閱讀的内涵，如《圍城》。用幽默的語言揭示了特定年代知識分子的坎坷與遭際，少了晦澀、沉重與枯燥，讀來令人忍俊不禁。《火星孤兒》中亦體現出這種幽默的追求，雖然涉及到陰謀、災難、荒謬，但語言卻并不陰郁，而是明快、輕松，如介紹如何在課堂上看漫畫書等，消解了科幻一本正經的嚴肅，易讓人産生閱讀快感。“睡意像軍隊一樣堅定而有節奏地襲來”，“即使不用刻意去記那些公式和大段文字，隻要它們從眼前經過，便深深地印在了腦子裡，就像發黴的衣服上出現的黑斑，無論如何也洗不掉了。”這些充滿新意的句子體現出作者試圖沖破古闆、僵化，從細節處觀察與體會，豐富語言，凝詞煉句使科幻小說充滿趣味的努力。

黑色幽默與幽默不同，雖然它同樣能讓讀者發笑，但笑聲中卻流露出某種無奈，更适合彰顯社會的病态或荒誕。《火星孤兒》中的叙述語言常體現出幽默的一面，輕松、搞笑抑或滑稽，但情節則更多體現了黑色幽默的手法。

如對近騰中學本部的描寫，這所以高考成績聞名的學校到處充斥着非人的管理、不近人情的制度。下課時間隻有九十秒，不夠上個廁所，于是學生不敢喝水；阿木喝掉十幾瓶藍水後，神經變得不太正常，但成績反而提高了，變成了一台隻會做題的機器；緊迫答題訓練課上，學生們在水中答題，答對了才可露出水面自由呼吸；為了檢查學生的課外書而安裝掃描儀，同學們一個個通過安檢，類似登機檢查；把學生關在小黑屋中的懲罰等。

這些描寫質疑了現行教育體制中不盡人意之處，批評了為提高成績而采取的極端作法，讓人不禁想起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太空軌道上的近騰中學也讓人聯想到地中海裡的皮亞諾紮島。給學生套的電擊項圈，可二十四小時監控學生作息，号稱“生活輔助系統”，事實上卻把人變成了項圈的奴隸，甚至寵物狗。與《第二十二條軍規》中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的練兵奇想十分相似，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為了閱兵比賽上能使隊列整齊劃一，異想天開的想在學員的股骨上打進鎳合金釘，再用三英英寸長的銅絲把釘子和手腕連接起來。二者都忽視了人應有的自由與權力，将人視為無生命之物随意處置。近騰中學裡，一句“為了孩子”便可将孩子控制起來，使他們無法逃脫。皮亞諾紮島上的飛行員們則因為那條無處不在又永遠看不到的“第二十二條軍規”而無法複員，無法擺脫戰争。雖然二者的現實指涉有一定分歧，但《火星孤兒》對黑色幽默手法的運用卻極為顯著。它使人發笑的同時促人反省，引人深思。不得不說，脫去科幻色彩之後，小說對高考的一些思考切中肯綮，對當今社會過于重視成績而忽略教育的根本目進行了批評。

此外，小說還體現較為明顯的中國化傾向。長久以來，科幻似乎與西方有着某種不解之緣，無數奇異故事的發生地均在歐美，或非洲，或亞洲其他國家，真正以中國為空間背景的相對較少。近年來劉慈欣的《地火》《中國太陽》《鄉村教師》，王晉康的《血祭》《蟻生》，何夕《六道衆生》《天生我材》等很大程度上糾正了這種傾向，顯示出“走中國科幻之路”的強烈意願，使讀者能在科幻小說中讀到中國人物、中國思維、中國文化。《火星孤兒》中亦明顯體現了這種中國作派，無論東吳、茂州、成都那些中國風的地名，還是關于社會現實的多層次描寫，以及“中國是迅速崛起的超級大國”等論斷，均顯示出有意的中國化特征。将科幻情節放置在中國語境中，帶有某種民族化情結地考察宇宙大背景下中國人的科技能力及處世方式，成為作者顯在的追求。

《火星孤兒》是一部匠心獨具的作品，它提示人們書寫科幻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甚至可以從最尋常、最身邊的人與事切入。這讓人想起劉慈欣的一句話，“科幻文學的最大優勢就是其豐富的故事資源，這種資源由科學技術的進步源源不斷地提供着。這是任何其他文學體裁遠遠不能比拟的，科幻文學不能急着去走形式化這條艱難的道路。”（劉慈欣随筆《重建對科幻文學的信心》）科技發展無疑為科幻小說的創作提供了永動力，但即使科幻創意有彼此的交叉重複，每個文本依然可以擁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在題材的互文性下為文壇帶來不一樣的叙述，這取決于作家們非凡的創造力。正因為如此，科幻才能最終成為一個生生不息的文學增長點，而非類型化的桎锢。

當然，每部科幻小說都有自己的不足，即使一流科幻大師也未必寫出十全十美的作品。《火星孤兒》前半部分現實過多，鋪墊過多，科幻成分相對稀薄，甚至讓人誤以為是一部反思當代教育體制的作品，而後半部分則科幻成分堆積，科幻元素疊加到漫溢的地步，公式、定理、二維宇宙元素周期表等密集的科學分析與之前的現實主義描述有分離之感。另外，對于人物的刻畫也相對較弱，學霸文仔、陰謀家索羅，做題機器阿木等，雖性格鮮明但多是通過叙述語言直接交待，而非通過情節進展、人物語言自然彰顯，略顯生硬。不過作為作者的第一部長篇科幻小說不可求全責備，作品已顯示了許多不俗之處，完全可以期待後續之作愈加厚重、堅實，成為中國科幻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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